杭州西湖的“蘇堤春曉”

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大詞人、美食家蘇東坡塑像

蘇東坡發明的“東坡肉”

蘇轼是宋代著名的大詞人

才華橫溢、冠世絕代的宋代大文豪蘇轼，因耿直敢言，不願同流合污，屢屢成為官僚權貴政治傾軋的犧牲品，曾多次被貶官流放異地他鄉。

在人們的印象中，他的貶官生涯似乎還是蠻潇灑自在：在黃州，他遊山玩水于赤壁風景區，豪邁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篇力作外，還潛心發明了令人垂涎的諸多美食——東坡餅、東坡魚、東坡羹、東坡豆腐。

蘇轼貶官在黃州所做的《豬肉頌》，為豬肉不吝贊美：淨洗铛，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在杭州他又研發了叫人回味咂嘴的世間美食“東坡肘子”、“東坡肉”，閑暇之餘，他每每品茗着西湖龍井，就着杭州醉蝦，流連徜徉于西湖的四時美景、無窮變幻，怎是一個“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恬靜悠然來形容啊！

公元1089年，蘇轼任杭州知州，因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過節時，當地百姓送他許多豬肉。而他卻把五花肉切成大塊，加蔥、姜、醬油、料酒，慢火細焖，煨制成酥香味美、肥而不膩的紅燒肉，分與每戶，意外獲得了很大聲譽。從此民間便把這種紅燒肉命名為“東坡肉”，成為傳統的名菜。

還在當時的嶺南蠻荒之地惠州，他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形象描述自己的“詩意生活”。

甚至62歲的蘇學士被貶到“天涯海角”，宋朝沒有比這再冷落偏僻的場所——海南島儋州時，竟然癡迷上了當地的特色小吃——生蚝，或煎蚝或燒烤，真是大快朵頤，過瘾快哉，就連給兒子的信裡也這樣诙諧樂觀、不忘幽他一默：

東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孔争謀南徙，以分此味。

（我給你說，千萬不要告訴那些朝中的士大夫們，我怕他們千裡迢迢跑來跟我搶如此美味。）

其實，自谑為“老饕”（在下東坡，一個吃貨）、堪稱是大宋美食IP持有人的傑出文豪大家，東坡先生之遊山玩水、潛心美食的詩情畫意生活，多是出于千年後人們的樂觀聯想和文學色彩的意會誇張。

在現實生活中，在彼時官場堪比現代的完備“GDP考核”、問責機制下，蘇轼的官場生涯不可能一如網絡流行語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那樣稱心如意、巴适潇灑？

蘇詩書法《寒食帖》

蘇轼畫像

“東坡肘子”——蘇轼研發的美味

蘇轼的《赤壁賦》

離黃州不遠的赤壁古戰場

海南島風光

2

宋朝官員的考核管理其實很“現代化”，不僅有GDP考核硬指标，還有伴随的問責機制。

在重文抑武，文人治天下的宋朝，對官員的考核也是必不可少。

由于宋代城市化空前繁榮，商業發達，财稅貿易急劇擴張，導緻當時非常注重經濟方面的政績，一系列與GDP密切相關的指标（譬如墾田畝數、糧食種植畝數、新增戶口數目、公共設施修建數目、農業稅與工商稅征收細目、貨币“交子”發行量等）在宋代官員林林總總的考核清單上占據了很大比重。

根據年稅收總額計算，宋仁宗時期，中國宋朝的GDP占到了全球的50%，人均GDP2280美元。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人口超百萬的特大城市。

宋代商貿繁榮，國家每年稅收驚人。據統計，宋仁宗在位的宋朝最為富裕時期，某一年的稅收居然高達2200萬貫（相當于2200兩白銀）。

北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汴京城的商業利稅達到55萬缗（一缗即一貫銅錢，約等于一兩銀子）；南宋中期，臨安一年的商業稅居然高達120萬缗。

而頗令人玩味的是，宋代對官員的考核猶如貫徹今天的“綠色發展、科學發展”理念，居然有一套操作性很強的标準化、量化考核指标。

所以，蘇轼到杭州擔任知州後，哪還有太多時間寄情山水，專研美食，因為他每年都要努力保持當地經濟指标的持續增長；填寫、上報多份嚴苛的“經濟年報”。

譬如對場務課利情況的考核，蘇東坡需要填寫一份報表，注明此場務的“祖額”多少，“遞年”收錢多少，本年收錢多少，政府投資多少，本年收入比“祖額”增長或虧短若幹“分厘”，比“遞年”又增長或虧短若幹“分厘”，然後送審計部門複核、審計。

宋朝所謂“祖額”，是指此次場務的營業舊額，通常取過去五年營業額的中位數作為“祖額”;“遞年”則指上一年，遞年比較相當于今天的同比;“分厘”是宋人使用的百分比，一分即10％，一厘即1％。通過使用這些統計工具，可以非常容易地量化評估出一個場務的年度經營業績。

更讓人欽佩歎服的是，一千年前的宋代，這些量化評估指标居然有配套的獎罰措施相對應。

比如北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的一條法令規定:

将各州縣場務的課利統計納入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标，虧損5％(十分虧五厘)以下的，知州、通判、幕職、知縣各罰薪一個月;虧損10％以下的，相關官員罰薪兩個月;虧損20％以上的，給予降職的處分；而場務課利實現增長20%的，則考核為優良，給與加官進爵的特别獎賞，以此調動官員提高經濟發展指标的主管能動性。

“天下州縣課利場務，自今逐處總計，大數十分虧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幕職、知縣各罰一月俸;一分以下，兩月俸;二分以上，降差遣。其增二分以上，升陟之。”

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汴京夜景

南宋都城臨安

宋朝的遠洋大船模型

3

宋代地方不僅設知州，還專門設立監督制約的“通判”，搞權力制衡，防止州官一手遮天。

彼時，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層級就是州府，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州”（府的行政長官為知府）。

宋朝的州務最為繁重。宋哲宗元祐四年，蘇轼擔任杭州知州之後，他需要“掌總理郡政，……其賦役、錢谷、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總焉”。

乍看起來，蘇學士當了杭州市長之後，好像是這裡“說一不二”的最高行政、司法長官。

實則不然，當時州裡還設置“通判”一兩名，賦予24小時監督制約“知州”的權利。也就是說，如果知州有不法事端，通判可以提出彈劾奏議（“知州有不法者，得舉奏之”《宋史》）。

宋時，各州設通判一至二員，輔佐郡政，“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知州）通簽書施行（《宋史·職官志》）”

在宋朝的州府中，不少通判盡管官階、品秩略低于知州，但是由于有監督的大權在握，他們在許多事情上，根本用不着“唯（知州）馬首是瞻”，甚至可以與之一争長短高下，讓身為一州最高行政長官的知州無法肆意妄為、“權力獨大”。

這裡面還有個趣味的小掌故呢？

一天，某地知州對時常幹預監督他的“通判”非常不爽，發牢騷道：老子是堂堂一州之長，州衙裡官職最高的“一把手”，這事我說了算，你得聽我的。

通判卻揶揄回怼道：你一把手算個屁，我是名正言順的監州，代表朝廷監督你的，你不能獨斷專行、擅自決定。

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争權，每雲‘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期所制（宋歐陽修《歸田錄》）”。

由此，一些州官對通判如鲠在喉，避之唯恐不及，歐陽修還講了一則趣聞轶事：

汴京有位叫錢昆的少卿，老家餘杭人，非常愛吃大閘蟹，他曾請求外任，想到外地當個知州。上官問他希望到那個州上任，他诙諧道：“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以”。大宋地界有螃蟹的州府不少，但是沒有設置“通判”的州府幾乎沒有，一時成為官場茶餘飯後的笑談。

所以，那種“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權利不被監督約束之“奇葩現象”，至少在宋代是很難出現的。

大夥也不難想象，即便蘇轼當了杭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知州），他身邊還有一兩個“通判”在監督他的行為舉止，又豈能天天研究美食、遊山玩水，耽誤時日，不搞經濟？！

歐陽修塑像

美食螃蟹

宋朝的交子錢

宋朝的銅錢

4

對蘇轼而言，公款遊山玩水、吃吃喝喝别說不允許，更是想都不敢想，因為人家大宋朝的公款招待費管理，嚴格的超乎想象。

怎麼，你在宋朝當上“天高皇帝遠、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州官，幾個哥們同鄉大老遠來拜訪，你就可以用公款遊山玩水、胡吃海喝了？

告訴你，這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除非你想丢官，不想幹了。

要知道，有宋一代，朝廷對地方的公款招待費管理可是相當的嚴格、不徇私情。

不妨從一則相關聯的“官場無小事”說起：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仲淹，因一篇意境高遠、脍炙人口、流傳至今的《嶽陽樓記》而蜚聲文壇，名聲鵲起，令人好生羨慕嫉妒恨。

而文章開頭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讓人們知道了一枚叫“滕子京”的官員，而這位倒黴的大宋高官，就是吃虧在“亂花公款招待費”，遭到同僚彈劾，無奈被貶到了彼時荊楚南蠻之地的“嶽州”（今嶽陽市）。

原來，宋代汴京政府也是極力限制地方官員搭借“公款招待”之便，巧立名目，遊山玩水、胡吃海喝的。

宋朝為此還專門設立了“公用錢”制度，由中央财政撥給地方一筆專門的“公用錢”（公務接待費）。前提是，地方官員接待必須合理合法。

例如接待上級檢查巡視的開支，合理合法；用這些公款招待親朋好友，聯絡感情，吃喝玩樂就是不行，還要追究問責。

滕子京就是無形踩了“這個雷”，付出了慘痛不菲代價。

範仲淹畫像

嶽陽樓

範仲淹與滕子京塑像

他在當泾州知州（今甘肅泾川）時，“費公錢十六萬貫”，除了用于宴席和歌舞娛樂之外，還“犒赉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盡管滕子京沒有中飽私囊，可是他明顯越軌涉嫌“挪用公款招待費”，被禦史以“盜用公用錢”彈劾後，其去留和貶官尺度，一時不好把握，成為朝臣争議的焦點。

宰相杜衍主張嚴懲不貸，以儆效尤（“欲深罪滕宗諒”）。範仲淹則極力為他開脫（“力救之”；稱“如宗諒顯有欺隐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于宗諒同行貶黜”）。

滕子京好不容易得以“止降一官，知虢州”，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禦史中丞王拱辰認為處理太輕無法責衆，在其以“辭官相挾”之下，滕子京最終從繁華的中原虢州，又被改貶到荒涼偏僻的嶽州。

“上帝給你關上一扇門，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人生往往就是這麼不可思議，在此任上，滕子京修建了古代四大名樓之一的嶽陽樓，範仲淹錦上添花寫了篇《嶽陽樓記》，得以流傳至今，光耀史冊。

事實上，大文豪蘇轼雖然多次被貶，但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樂觀豁達、積極用事的儒家思想），無論“居廟堂”抑或“處江湖都是”憂國憂民，盡職盡責，美名遠揚。

譬如他在惠州任上，心系民生，請準改稅賦為“錢米兩便”，糾正米賤傷農；推廣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使用“秧馬”；鋪路架橋，解決百姓出行困難；和好友（廣州知州）協商解決廣州城市居民的醫療、飲水惠民問題。

杭州任上，他親自帶頭“疏浚西湖，築長堤防水患”，杭州人民為紀念一代大文豪治理西湖的千秋功績，親切稱之為“蘇堤”；“蘇堤春曉”成為“西湖十景”之首，而這位在“詩、詞、散文、書、畫、美食” 等方面達到極高藝術造詣、才華冠世絕代、千年等一回的文化巨人（美食大師），也從未被曆史的記憶長河湮滅。

在星光璀璨、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畫卷之中，蘇東坡早已成為熠熠生輝的“巨星符号”，時光不老，傳奇不絕。

三蘇祠

二十四史中的《宋史》

王安石畫像

宋哲宗畫像

蘇東坡的繪畫

宋代發明的“活字印刷術”

蘇堤春曉

參考書目：《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宋史》、《蘇東坡傳》、《蘇轼的人間情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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