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建立了“契丹國”。

從這一刻開始，“契丹”這個發源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才終于在中華曆史的長河中書寫起了屬于自己的篇章。

從公元916年太祖阿保機建國一直到1125年“遼朝”覆滅，“契丹國”前後共傳九位皇帝。

其王朝最強盛時期，甚至一度雄霸中國半壁江山。

當年“遼朝”的影響遠播亞歐，時至今日，甚至仍有一些外國人習慣把中國人稱之為“契丹人”。

可是，就是這麼一個繁榮且強大的王朝卻在1125年之後，如同過眼雲煙一般永遠地消失在了中華曆史的長河之中。

王朝的更替在我國的曆史中并不罕見，但如同“契丹國”這般，連民族文明也随之一同消亡的可謂是少之又少。

當年“遼國”滅國之時，整個契丹族至少擁有150萬之衆。

可僅在一夜之間，這150萬人仿佛人間蒸發了一般，在史書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建國之後，不少中外學者一直在努力探究“契丹人”的蹤迹，可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依舊查無所獲。

但在1996年的一天，一封内蒙古自治區的來信卻解開了這個塵封了千年之久的“曆史謎團”。

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麼呢？

公元936年，起兵謀反的石敬瑭被唐軍圍困于太原城内。

眼見城内糧草一天比一天少，自知突圍無望的石敬瑭便有了向契丹求援的想法。

為了能順利得到耶律德光的軍事援助，石敬瑭竟直接将燕雲十六州作為“交換籌碼”割讓給了耶律德光。

并且承諾，自己日後做了皇帝年年都會向契丹國進貢，以盡“兒皇之孝”。

此後耶律德光派出了大批精銳騎兵南下化解了太原之危，石敬瑭得以死裡逃生。

這一年的十一月，石敬瑭在太原稱帝建立了“後晉”。

稱帝之後他也兌現了自己當初的承諾，将整個“燕雲十六州”全部割讓給了“契丹國”。

從此以後，“契丹”這個發源于北方的遊牧民族，便正式接管了這一塊以漢人為主的中原地區。

漢族屬于農耕文明，而契丹族則屬于遊牧文明，兩種文明相互交融的過程中總會産生一些矛盾，這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麻煩。

為了更好地鞏固對王朝的統治，契丹國的首領在兼并燕雲十六州後采取了“一國兩制”的治國之策：“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從而穩定了南方與北方局面。

而此時，“契丹”這個國号其民族意味就顯得太過濃厚，漢人在心裡極其排斥“契丹人”這個稱謂。

為了照顧漢人的民族情緒，公元947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将國号改為“大遼”，并一直沿用了下去。

公元1101年，天祚帝耶律延禧登基。

“大遼”這個曾經無比強盛的王朝，也終于像其它封建王朝那樣一點一點地走向了覆滅。

經過兩百多年的統治，此時的“大遼”進入到了政治紛争最頻繁、民族矛盾最激烈、統治者個人素質最平庸的王朝末期。

過了兩百多年的舒适生活，此時的遼國貴族們早已沒了祖先們的英勇與血性。

他們開始崇尚佛教，不斷進行崇佛活動并把佛事和僧侶擡到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而盲目崇佛并不能為國家帶來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福祉，也不會給契丹社會帶來經濟上的發展以及社會财富的增加，隻能是無休止的揮霍人民的勞動成果。

除了盲目崇佛，遼國的統治者們也逐漸沉溺于狩獵這種娛樂活動之中。

根據史料記載，從1101年到1125年，天祚帝在位的24年間，涉及到其遊獵的史料就大約有28條之多。

即便後期被女真軍追擊的過程中，耶律延禧也不忘“獵炭山”一回。

打獵原本隻是普通百姓的謀生之計，可統治階級卻把這些作為無節制的娛樂活動，這确實稱得上契丹族的悲哀。

除了這些，這段時期契丹族統治集團内部矛盾的激化，也是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到了女真起兵之後，這種矛盾已經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公元1122年，“大遼“皇嗣之争已經來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天祚帝文妃與元妃都想讓自己的兒子坐上皇位，所以官員們便圍繞晉王、秦王帝位之争形成兩個集團。

兩個集團明争暗鬥，甚至為了排除異己不惜陰謀亂政，将王朝推向了覆滅的深淵。

遼朝建國之初，依靠着宋朝進貢的“歲币”，國力日漸強盛。

可随着統治時間越長，統治者的個人素質越來越平庸，統治階層的鬥争越來越激烈，國家的國力也變得越來越弱。

況且“遼國”還是一個遊牧民族統治的王朝，那些貴族對于自己的利益要求無條件的保障，根本不管底層老百姓的死活。

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困苦，最後沒有活路的他們隻能揭竿而起，試圖推翻契丹人的統治。

公元1115年二月，饒州渤海人古欲等聚衆起義；

公元1116年正月初一，東京有渤海少年十餘人起義，殺死東京留守肖保先；

公元1116年三月，漢人侯粟在中京也聚衆萬人起義；

公元1117年二月，董龐兒率領群衆在南京地區爆發了起義，起義之初，有部衆千人，未幾即增至萬餘人……

雖然這些起義軍最終都被契丹軍隊所鎮壓，但契丹貴族的統治已被起義的烈火燒的千瘡百孔。

正是有了這些起義軍的消耗，遼朝軍隊才不得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與女真交戰。

公元1125年，天祚帝在應州被俘，大遼覆滅。

遼朝覆滅之後，大概有150萬契丹人不知所蹤，史料中對這些人的歸宿沒有任何記載。

而由于金國滅亡大遼後進行了全面的文化清洗運動，幾乎所有書籍都被焚毀，以至于契丹族的文字也從此失傳。

一個曾經占據了中國半壁江山的強大民族，就這樣連一絲絲的文明之火都沒能留下。

1922年6月，有一個名叫路易斯·凱爾溫的比利時傳教士來到中國。

機緣巧合之下，他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鎮的一處墓穴中，找到了一塊印有“契丹文字”的石碑。

此後他花錢雇傭了專門的技術工人，用了整整5天的時間将石碑上的文字拓印了下來，并于1923年發表在了第118期《北京天主教會通訊》上。

路易斯·凱爾溫的這篇文章意義非常重大，這意味着已經失傳了幾百年的契丹文字再次重現人間了。

契丹文字不像西夏文字那樣有《蕃漢合時掌中珠》、女真文字那樣有《女真譯語》之類的字書傳世，因而解讀起來極為困難。

故契丹文字重見天日的很多年之内，一直都是無人問津的狀态。

1975年9月，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學合作，研究契丹文字的座談會在民族研究所舉行。

根據會議紀要，組成了以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複禮為成員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組。

從此開啟了利用雙方優勢互補，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集體研究契丹文字的新紀元。

而這其中的劉鳳翥，便是現如今我國最權威的契丹文字專家之一。

經過劉鳳翥等人幾十年的不懈努力，現在我國對于契丹文字的認知已經有了非常大的進步。

當初在古墓中出土的印有契丹文字的“天書”，現在我們也能對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進行解讀，這對遼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可即便如此，劉鳳翥等學者依舊沒有搜尋到關于契丹人最後下落的任何線索，難道這一百多萬契丹人真的在一夜之間消失了麼？

1996年的一天，一封從内蒙古寄來的信放在了劉鳳翥的桌上。

劉鳳翥帶上那副跟随了自己十餘年的老花鏡，緩緩地拆開了信封。

當他看過信件的内容之後，這位已經從崗位離休兩年了的老學者，竟然直接收拾好行囊，日夜兼程地趕到了千裡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區。

原來，寫這封信的正是内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自治旗達斡爾協會秘書長——熬拉·丘志德。

他在信中告訴劉鳳翥：達斡爾族人很有可能會是契丹族人的後裔，所以想請他老人家來到莫力達瓦自治旗考察一番。

來到莫力達瓦自治旗之後，劉鳳翥立刻對當地的居民、建築風格、風俗習慣、服飾特點等進行了詢問與考察。

在結合當地斡爾族人的口述以及衆多文獻史料的佐證，他越來越相信“達斡爾族人就是契丹族人後裔”的說法。

首先，“達斡爾族”的名字就很有可能源自于“契丹”。

根據史料記載，乾隆年間清朝在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中将《遼史》中的“大賀”改正為“達呼爾”，而“達斡爾”也有着“故國”、“故土”之意。

其次，達斡爾族的許多習俗也能看見“契丹族”的影子。

達斡爾族人十分崇拜太陽，不僅許多禮節都涉及到“拜日”，且居住的房屋基本上都有着東西窗戶以便采光，甚至婚喪嫁娶這類重要儀式都要趕在落日之前舉行完畢。

而《遼史》中記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以太陽為父，乃天之驕子”。

另外，斡爾族人始終保持着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性：“畜牧畋漁以事，轉徙随時，車馬為家。”

這種生活方式決定了，有江河的地方才有達斡爾人，達斡爾人以江河為姓。

達斡爾族人對黑色非常鐘愛，在他們的服飾中領口、袖口這些地方，基本上都會紋上黑邊的花紋或圖案。

在每年的正月十六這一天，無論男女，隻要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人都要向對方的臉上“抹黑”。

達斡爾族人認為這種“抹黑”會為他們帶來好運，相互“抹黑”則代表着相互祝福。

而這些與契丹族的習俗都十分相似。

衆所周知，契丹人非常熱愛曲棍球這項運動。

當年在“大遼”的宮廷之中，許多“契丹貴族”都以這項運動為主要的娛樂方式。

而斡爾族人對曲棍球也十分喜愛，甚至在這裡還曾舉辦過國際性的曲棍球比賽。

此外，斡爾族人生活的地區至今還保留着許多“邊堡”。

根據當地老人的回憶，這些“邊堡”都是曾經祖先們為了抵禦金國的入侵所修築的。

而現在的斡爾族中有一個姓氏名為“烏爾闊”，根據專家們的推測，這些姓“烏爾闊”的族人很有可能就是當年參與修建“邊堡”的契丹人的後裔。

“烏爾闊”這個詞，在契丹語中也很有可能是“邊堡”的意思。

除了生活習俗相似之外，達斡爾族在血緣上也與契丹族有着相同的基因序列。

當年專業的鑒定人員從内蒙古提取到了一個契丹人的DNA樣本，這個契丹人的身份是有墓志佐證的，所以這份DNA樣本“血脈純正”是可以得到保證的。

此後，專家們又從莫力達瓦旗提取到了一些當地斡爾族人的DNA樣本。

為了增加實驗結果的準确性，專家在提取斡爾族人DNA樣本的同時，也在周邊地區提取了一些鄂溫克族人、蒙古族人、甚至是當地漢族人的血液樣本。

最後将這些樣本分别與契丹人的DNA樣本進行比對，最後終于得出了結論：

達斡爾族人在基因上與契丹人最為相似。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達斡爾族人就是契丹人的後裔。

根據這些線索，現在的曆史學者們基本上能夠分析出當年契丹人的真正下落：

“大遼”覆滅之後，由于女真人對契丹族人實行民族歧視與壓迫，許多不堪其辱的契丹人選擇了遠離家鄉，向現在的北部或東北中部進行遷移。

當這些人來到漠北草原之後即被成吉思汗部所吸收，并從此跟随着成吉思汗南征北戰。

當蒙古帝國建立之後，這些契丹人便分散到了各地，在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相處之下，這些契丹人逐漸與當地民族相融合。

而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像達斡爾族祖先那類的，仍然保存着比較龐大的規模，作為民族保留了下來，并逐漸發展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契丹文化的消失對于中國曆史來說無疑是一大遺憾，不過随着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契丹墓穴被發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契丹文明。

相信在不久的将來，我們一定能夠揭開關于契丹的所有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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