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李文龍終于等到了機會，他撈到了一個美差——出任僞滿洲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武官，任職3年半。他充分利用這3年半的時光和日本朝野人士，特别是軍界人物緊密交往，聯絡感情，使出他善于阿谀的本事，極盡拉攏奉承之能事。

當時日本已全盤法西斯化，軍部操縱内閣，陸軍省成了幹預和影響國策的權威機構。因此，李文龍把自己獻媚的目光首先投向陸軍省，他先從下邊做起，常以拿手的魚湯的美味吸引陸軍省的中下級軍官，使這群強悍的黩武主義者，成了他家的常客。

僞滿軍事部(治安部)的軍事顧問回東京辦事時，也必然被李文龍請到家，好好地招待一頓，在酒足飯飽之餘，他還經常當衆變小戲法，為大家逗樂助興。逢年過節或遇有喜慶活動時，李文龍攜帶翻譯于澂等人出去進行拜訪活動。

對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人，不論熟與不熟，平素是否有過來往，凡科長以上的官，一律前去登門拜訪，常常是一家又一家，一走四五天。在拜訪過程中，他與日籍軍官接談，說了許多恭維奉承話，不少話很是過頭，讓人聽了感到肉麻，連翻譯于澂聽了也感到不自在，有時于脆不給他翻，甚至事後還忠告過他，認為這麼做有失人格，不夠得體。

李文龍聽後不但不稍有收斂，反倒十分不快，認為是于澂嫉妒妨礙了他和日本人的交往。于是他就狠下心來從頭學日語，更督促自己的小老婆抓緊學日語，以便于他更直接地與日本人交往。

與此同時，他還真的運用“夫人外交”手腕，讓他小老婆參加“東洋婦人會”的各種活動，尋找機會靠近和拉攏東條英機的夫人，借此途徑進一步與東條攀結。李文龍也知道，光口頭恭維還不行，需要時非得動點真格的，于是他不惜破費，自掏腰包搞些活動。

1938年5月的一天，僞滿治安部最高顧問在東京的聯絡人松平，在李文龍家裡喝完甲魚湯之後對他說:“這甲魚湯是大補品、武官這湯的味道太鮮美了，你這個人就象這湯一樣，是個好人，自武官到任以來，一心緻力于日滿親善，大家很有好評，治安部對你是滿意的。我家住在濫谷附近，有許多軍人出征在中國，武官若能前去慰問一下，不僅安慰了軍屬的心，你自己也能博得日滿一德一心模範的美名，将來會為此有希望獲得日本勳章。”

李文龍明白自己的前途命運是掌握在僞治安部最高顧問手中，松平的提議等于最高顧問的命令，豈有不言聽計從的。不久，他在松平的陪同下，專門去遊谷慰問了24家軍屬，自己花了百多元錢挨家給了慰問金。這不是一般的軍屬。而是侵華日軍的家屬，李文龍的慰問實質上是對日本侵華劊子手虐殺我同胞的一種變相鼓勵，他為獲得日本勳章，取得日後晉升的大敲門磚，居然不顧民族大義，真是官迷心竅。

尤為讓人感到可笑、可氣甚至可悲的是，在他親生兒子死後，李文龍所作的一番滑稽與醜惡的表演。

李文龍自認在軍界容易混出名堂來，于是讓他的大兒子李義加入僞滿軍，當了少尉。他當駐日大使館武官時，又通過一番活動，僞治安部同意派其子李義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李文龍正想憑借做老子的武官身份，繼續在日本為兒子活動，給李義鋪個“錦繡前程”，哪料李義來日本留學隻幾個月，突患結核性腦膜炎死去。“陸士”校方按規定給了300元吊儀金，李文龍卻将這筆錢一分為二，一半送給日本軍部做“國防獻金”，另一半給僞滿治安部做“國軍”活動費，以表他居喪不忘國事，進而顯示自己化喪子之痛盡忠日本和“滿洲國”國防的一片“赤誠之心”。

據說還有令人可笑的插曲，當其子李義昏迷不醒陷于危笃狀态時，他還故作姿态在病床前競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皇帝陛下萬歲!”來個東施效颦學起日本軍人臨終前的武士道派頭來了。

憑着這些媚日的小手段，居然也真讨取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歡心，因此，他在僞滿駐日大使館武官任期是最長的。3年半後調回僞滿時，果然如願以償，軍階晉升一級，升為中将，先後任過江上軍司令官、第六軍管區司令官和第四軍管區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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