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興國縣的東北部，有一個叫興蓮鄉官田村的山村，村子後有青山疊疊，前有良田片片，一條小河繞村而過。1931年，中央紅軍第一個大型兵工廠——中央兵工廠在這裡誕生，從1931年10月建立到1934年5月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座山村中的兵工廠共修配槍支4萬多支，迫擊炮100多門，機關槍2000多挺，翻造子彈40多萬發，制造手榴彈6萬多枚、地雷5000多個，為武裝紅軍、支援革命戰争，做出了重要貢獻。

　　開國少将陳熙的革命道路，便是始于此。

　　1931年，在兵工廠木工組當過小工人的陳熙，受兵工廠紅軍的影響，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任少共蓮塘區委組織部部長，那一年陳熙隻有13歲。三年後1934年6月，陳熙帶領蓮塘區一百多位青少年加入紅軍補充第三師，任連指導員。紅軍長征後，補充進入紅五軍團政治部任技術書記。

　　“我父親參加革命不是因為吃不上飯，走投無路了。恰恰相反，在當時他的家庭條件還算可以，甚至都念過五年私塾。你想想，那個年代窮苦家庭的孩子能念得起私塾嗎？解放後，父親家裡是被定為中農的。”陳熙之子陳塞北在接受紅船編輯部采訪時如是說道。

　　年少的陳熙加入紅軍後，随紅軍三次走過雪山草地，又随西路軍揮戈西進，深入祁連山到達新疆，遭到盛世才監禁長達三年多，最終返回延安，成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父親早年經曆的心酸，陳塞北依然清晰記得，除了文革時期的十年迫害，更有随西征軍孤軍奮戰的驚險與在新疆航空隊時期遭受的牢獄之苦。

　　陳塞北說：“父親他們自1934年10月從江西興國出發，到1937年5月到達新疆星星峽，曆時兩年零七個月。毛澤東領導的紅一、三軍團，是曆經一年時間從江西到達陝北。從時間上講，要比中央紅軍多了一年零七個月。從行軍路程來講，中央紅軍的長征是二萬五千裡長征，而父親他們這些人的長征路程，沒有人經過精确的考證，僅以時間推算是要遠遠多于二萬五千裡的。”

　　陳熙之子陳塞北

　　“我父親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随後，為從蘇聯接受援助，獨立“打通蘇聯、外蒙、新疆”，紅四方面軍五軍、九軍、三十一軍組成西路軍，揮戈西進。此時，援助的地點、時間、内容并不明确，渡河部隊僅有兩萬一千五百人。而這一次西進，其戰鬥慘烈，在紅軍戰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從三進倪家營子、石窩山一戰到祁連山頂的人間煉獄，西路軍損失慘重，兩萬多人的大部隊，到最後就隻剩下幾千人。

　　“我父親就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陳塞北感慨地說道。

　　在倪家營子戰役中，戰鬥機關部隊統統上陣，一顆炮彈在陳熙身邊炸開，陳熙等幾個戰士被埋在了炸塌的土牆下，陳熙險些喪生于此。

　　“土牆倒了以後他在邊上被埋起來了，牆中間的戰友就都犧牲了，我父親也已經是奄奄一息。當時被金生看見了，他看見以後就從旁邊跑過來，趕緊用手把土扒掉，把我父親扒出來了。因為沒有工具，金生的手已經鮮血淋漓了。”多年後，每每提及此事，陳熙都會告訴孩子“救命恩人是一輩子都不能忘的”。

　　最慘烈的還是過祁連山。

　　都說雪山草地苦，但過祁連山的景象已遠遠地超過了雪山草地。攀至高處，雪少冰多，山陡冰滑，行動困難，加上大風呼嘯，戰士們都是單衣赤腳，手腳都凍裂流血，疼痛難忍。而且高山缺氧，呼吸困難，渾身無力，戰士們便用四肢爬行，墜崖的、餓死的、凍死的，不少戰士因此犧牲。

　　“我父親曾說過，一路上他們系的皮帶也全部都煮着吃完了。後來我問，你們皮帶能吃是真的嗎？他說皮帶烤熟了煮着吃，就是嚼不爛也是吃。”

　　談起西路軍過祁連山的故事，陳塞北還向紅船編輯部講述了父親陳熙與李先念“一碗炒面”的故事。

　　當時，陳熙跟随左支隊在祁連山風雪中曆盡艱苦，彈盡糧絕。為了保證首長的指揮，左支隊做出一個決定：無論如何要給首長留一點糧食。而糧袋就背在李先念警衛員張毅的肩上，糧袋裡有一些炒面。

　　“我父親他性格非常倔強，他一般不求人。能夠從他嘴裡說出來：張毅，你給我吃一點炒面，我實在餓得受不了了……那真的是已經不行了，說明他當時已經到最關鍵的時刻了，如果不是餓得要死了，他不會說出這種話。”

　　張毅說：“我隻有背着糧袋的權力，沒有動糧袋的權力。”陳熙心想，既然這樣那就算了。

　　陳塞北介紹，後來，張毅又找到了李先念，并将情況告訴了他，李先念一聽，趕緊說：你快把炒面給陳熙！我們現在保存每一個幹部，能夠走出祁連山，都是最大的勝利。

　　“我父親就是憑着這碗炒面，才堅持走出了祁連山。”

　　1937年5月1日，西路軍走出祁連山，一路突圍至星星峽，終于到達新疆。此時，千餘人的部隊僅剩四百餘人。“我父親的經曆，隻是西路軍戰士們的一個縮影，過草地、攀雪山、吃皮帶、裹單衣，加上一路的孤軍奮戰，慘烈的征戰途中，最後能存活下來的西路軍戰士都是鐵血的英雄。”

　　開國少将陳熙

　　在新疆，與航空隊一起遭盛世才關押

　　1937年5月，西路軍左支隊終于到達新疆星星峽，與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會合，随後進駐迪化（即烏魯木齊市），改編成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

　　半年後，為培養自己的航空人才，經報毛澤東、張聞天同意，陳雲從西路軍所在的新兵營挑選人員學習通信、醫務、情報等技術，為共産黨培養人才。當時，新疆督辦盛世才打着“親蘇反帝”的旗号，與蘇聯政府保持良好關系，得到許多援助。在蘇聯推動下，中國共産黨與盛世才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

　　陳塞北介紹，當時盛世才在迪化建有航空隊，對外稱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航空學校，内設飛行班和機械班。“陳雲了解到盛世才航空隊即将招收第三期飛行班和第二期機械班學員的情況，即與盛世才商議，在新兵營挑選部分人員學習航空技術，借巢育鷹，為共産黨培養航空技術骨幹。”

　　最終，25人進入由新疆軍閥盛世才開辦的新疆航空隊中學習。陳熙因曾讀過五年私塾有文化底子，加之年輕機靈，他也順利地被選入航空隊。

　　“4年多的時間裡，他們學習了蘇制烏-2型、埃爾-5型、伊-15型、伊-16型飛機的駕駛技術和維護技能，成為共産黨領導的一支既能駕駛飛機，又能維修飛機的航空隊伍。”但當時社會局勢變化莫測，1942年9月，新疆航空隊突遭軟禁。

　　航空隊被軟禁初期，曾想方設法與黨代表和黨組織聯系。開始，呂黎平給盛世才的參謀長汪鴻藻打電話，要求見中共駐新疆代表徐傑（即陳潭秋），汪鴻藻幾次推诿，後來就不再接電話。全體航空隊員給盛世才寫抗議信，也沒有用。黨支部遂商議派人出去聯系。

　　第一次，派金生翻牆外出，到八戶梁，見大院前後布滿崗哨，無法靠近。金生幾次嘗試進入院内均未成功，隻好返回。第二次，派出俄語較好的陳熙翻牆外出，找蘇聯友人協助。陳熙找到航空隊的蘇聯顧問家，請李佐古布把航空隊的情況轉告共産國際，并轉報延安。李作古布答應轉告，并提出要航空隊負責人前來才能談及其它問題。第三次，呂黎平和陳熙翻牆外出找到李作古布。請求蘇聯顧問通過領事館電台，馬上發電報經共産國際轉往延安，向黨中央報告盛世才公開反共，軟禁我黨同志的情況。請黨中央設法營救，并給予他們指示。又請蘇聯繼續打聽陳潭秋同志的下落。李作古布都答應了。他們起草電文，交給李佐古布後告辭。第四次，陳熙翻牆去蘇聯顧問家，詢問所提要求的落實進展情況。最後一次，呂黎平和陳熙翻牆去蘇聯顧問家，李作古布說 : “ 沒有打聽到陳潭秋下落。你們的情況都已發電報轉報中共中央，但沒有收到回電。我們的處境也很困難，請你們今後不要再來了。”

　　就這樣，航空隊試圖溝通與上級黨組織聯系的目的終未達到。1944年11月，全體人員又被囚禁于新疆第二監獄。“監獄裡很小的一個床，另外有個馬桶，不帶蓋的一個木桶，臭氣熏天，就給那兒擺着。大概整個活動面積大概隻有四平方米，一個土炕，住六個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虱子，跳蚤抱團。”陳塞北告訴紅船編輯部。在紅船編輯部鏡頭前，陳塞北講起父親曾經曆過的這段心酸歲月，感慨萬千。

　　直到1945年8月，國共雙方展開重慶談判。1946年，張治中三次電告蔣介石，稱：這批共産黨員不放，三區和談不會成功。在多方努力下，1947年7月，陳熙等航空隊成員曆經長途跋涉，終于回到了延安。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日軍在東北的航空訓練機構、裝備、設施、人員都來不及撤走，有的裝備、設施被蘇聯紅軍繳獲，飛行人員被蘇聯紅軍俘虜。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批幹部開赴東北，在建立東北根據地的同時，建立自己的航空基地。1947年2月，被任命為八路軍總部航空隊組長的陳熙奉命抵達牡丹江，着手建立航空學校的有關事宜，并擔任飛行大隊教導員、政治委員、大隊長等要職。

　　1946年，陳熙回到延安後的照片

　　被稱贊“是從山溝裡飛出來的雄鷹”

　　談及父親當年參與創辦航校伊始面臨着哪些困難時，陳塞北直言是飛機和航空器材的短缺。

　　據陳塞北介紹，由于東北的鐵路交通在日軍投降時幾乎被破壞殆盡，陳熙等人搜集的東西隻能用肩扛、馬車拖等方法轉運。有些地方即使通了小火車，由于小火車馬力不足，翻山越嶺時，也隻能靠大家推着前進。有人曾風趣地說：“人推火車、馬拉飛機，寫到空軍史中也是一大奇觀。”

　　東拼西湊的飛機，破破爛爛的設施，航校的教學就是在這樣一種艱苦環境中開始的。由于飛行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很多人大字不識幾個，更别說掌握深奧的航空理論知識了。如流體力學“伯努利定律”，教官幾堂課下來，學員仍是沮喪地說：“伯努利，就是‘白努力’嘛！”

　　陳熙根據實際情況，建議學校改變教學方法，倡導實物、現場、形象教學，和大家一起研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講授飛行原理和飛機構造前，讓教官領着學員們參觀飛機，仔細觀察傳動系統的零部件、機翼面，說明它們有些什麼作用，飛行操作時，這些零部件會怎樣運動，然後再做手勢比喻，伸張雙臂比作機翼，翻轉手掌比作飛機傾斜并轉彎，低頭、推杆就算是飛機下降，反之，仰首、拉杆則為上升。學校還做了許多教學用的實物模型，讓學員能一看就懂。

　　比如，在講授發動機内的油路系統時，點燃香煙，把煙吹進發動機内的油路，看煙從何處出來，讓學員知道油路是怎麼走的；在講授“八-13甲”發動機時，因學員對9個氣缸形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起來非常吃力，教官便讓5名學員圍成圈，依次編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按号次順序，口念進氣、壓縮、工作、排氣，手推木棒轉磨圈，隻轉了幾圈就都領會了……

　　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成立。沒有航校就培養不出飛行員，沒有飛行員就組建不了空軍部隊。因此，創建航校的工作刻不容緩。半個月後，中央分别拟定濟南機場、北京南苑機場、沈陽機場、錦州機場為4個殲擊機航校校址（4個殲擊機航校校長都是新疆航空隊成員）；哈爾濱、長春為2個轟炸機航校校址。作為我軍的第一批飛行骨幹，陳熙被任命為第三航空學校校長。

　　陳熙深知，在當時的條件下創辦航校，必須主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促使他不斷搜集資料、研究籌劃，認真推敲建立空軍航校的最佳方案。1949年12月1日，在幾乎一無所有的條件下，近千人的第三航空學校僅用一個月時間便開學了。

　　穿飛行服的陳熙

　　陳塞北介紹，由于全空軍隻有31名翻譯，懂俄語又懂航空術語的翻譯人員更是鳳毛麟角。蘇聯教官講課，現場翻譯鬧出不少笑話。比如，把“駕駛杆”譯成“一根活動的棍子”，“飛機座艙”譯成“飛機上的小房子”，“電壓”譯成“緊張”，“飛機在空中做橫滾動作”譯成“圓桶在空中旋轉”……學員們聽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名其妙，蘇聯教官也急得直發火。對此，根據陳熙等老前輩提出的建議，一個月後，70餘名翻譯和200餘名航空技術人員被分配到各航校，從根本上解決了教學中的語言障礙問題。

　　“當時，在以我父親陳熙為校長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訓練中還創造了六個第一。”陳塞北介紹，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卓明汕在《空軍院校管理的探路人》一文中也曾說過：翻開原第三飛行學院的院史，有一段讓人印象深刻：以陳熙為校長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訓練中，創造了“六最”的好成績。

　　即：在空軍六所新組建的航校中開飛最早；在空軍六所航校中最先放單飛；在四所殲擊機航校中畢業學員數量最多；在空軍四所殲擊機航校中訓練速度最快；在空軍四所殲擊機航校中飛行失事最少；在空軍四所殲擊機航校中學員淘汰率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印度皇家空軍代表團來中國參觀時，團長稱贊陳熙為“真了不起，陳熙将軍是從山溝裡飛出來的雄鷹。”

　　“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嚴父”

　　“從1938年開始，到他1985年離休，47年間他都在為人民空軍的事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在陳塞北心中，父親陳熙是人民空軍事業的開拓者和探索者，是為空軍培養人才竭盡一生的人，哪怕在文革中受到沖擊與不公對待，他也從未動搖過自己的立場。

　　“他是1967年冬天被隔離審查的，一直到1978年恢複工作，整整十年！”陳塞北認為，這十年恰恰是父親人生中最好的時候，也是他經驗和資曆最豐富的時期，卻無奈無法有所作為。盡管如此，陳熙在被隔離審查前仍告訴家人，今後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要相信群衆，相信黨。

　　立場堅定的陳熙，生活中也是一位嚴父。

　　陳熙告訴紅船編輯部，父親對幾個孩子特别嚴厲，不僅吃飯要光盤行動，不允許留一粒米，日常更要保持“坐如鐘，站如松”。“他教育我們是‘要不你就别幹，要幹你就幹到最好’。”

　　“在生活中，他對子女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對外人，對工作中的下級，對炊事員、警衛員、司機，總是笑眯眯的。組織上曾給他配過一輛公車，但在我的記憶中，我隻坐過兩次。

　　陳熙全家福

　　60年代初，陳熙的弟弟帶着大兒子來到北京。此行一是看望這位哥哥，二來也是希望這位已經“位居高官”的哥哥能給他的大侄安排一份工作。

　　但陳熙卻果斷拒絕了為侄子安排工作的請求。“我父親說得很明白，我的權力不能用在個人身上。後來我這個叔叔還有些不太高興，可能他心裡在想你都當那麼大官了，怎麼就不能給家裡人安排個工作？”

　　令陳塞北記憶深刻的還有一件事，60年代初，家裡的糧食不夠吃，空軍三航校将自己生産的糧食，用汽車拉了一車，送給原在三航校工作過的首長每人一袋。等送到陳熙時，他卻堅決不要：“現在糧食這麼困難，我怎能要你們的糧食呢？

　　回顧父親的一生，陳塞北說：“父親那一代人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始終對革命事業有着最堅定的信仰。我們這一代人，也隻是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對他們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們留給我們的精神财富卻讓我們受益一生。”

　　撰文：周曉宇

　　統籌：張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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