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飲酒之風由來已久，酒還是作為封建統治者進行禮儀的重要工具。随着時間的不斷發展，酒文化更是融入我們的生活裡。那麼作為多朝古都，有着悠久曆史的西安文化和酒又有什麼不解的緣分呢？
唐代酒業取得了很大進展，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的釀造技術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品種，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與中外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引進了許多品種，形成了各種地方特色。高昌有葡萄酒，北方有大曲造酒，南方則奠定了小藥曲酒的釀造基礎。
《唐國吏補》卷下記有“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荥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浔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酒，法出波斯。”其中長安一地就占四種。
當時長安就是今天的西安是全國酒業的中心，酒的釀造、買賣都很發達。詩人們詠及長安美酒，贊不絕口。劉禹錫“勸君多飲長安酒，南陌東城占取春”。說明長安名酒在人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不沽酒，何處不聞樂”。酒的買賣也很繁盛。
長安常住人口包括普通百姓、皇族、宦官、宮女、官員、禁軍、僧尼、國子生等。另外，入京應舉者、各地駐京人員、各民族朝觐使團及各國使者、商人等，“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大量消費人口的生活，依賴于市場商品供應，同時也刺激了市場經濟的活躍，這是長安酒業發展的潛在動力和有利條件。
長安酒業是在全國酒業普遍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唐書》卷53《食貨志》載“唐都長安，而關中号稱沃野”，土地肥沃，物産豐富，經濟居全國之首。
市坊酒家從整個唐代長安的釀酒業看，這種自釀自用的酒類生産，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長安，私家能夠釀酒的多半是富商巨賈、豪門貴戚。主要原因是城市中農業人口少，平時維持生計的糧食都要取之于市，沒有能力釀酒。
市民遇節日，重大祭祀活動或來客人時，多于市上取酒應酬。戴叔倫有“客來應是酒頻賒”的詩句，岑參也因“愛客多酒債”。“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說明城市中酒業發達，随處可買到酒。
唐代長安有幾個酒類生産中心，以出産美酒聞名全國。西市是長安城中一個着名酒類生産地，唐代十三種名酒之一的“西市腔”即産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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