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6日淩晨,張浩在延安中央醫院因病離去世。得知這一消息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林彪、葉劍英等人輪流為他守靈。
在随後的治喪委員會上,有500多名各界人士前來吊唁,萬餘人前來和他的遺體告别。
更為傳奇的是,在最後的出殡儀式中,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坤、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将他的棺柩擡到了桃花嶺上。
如此場面,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都是十分罕見的。而且根據資料記載,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少有的一次為他人擡棺和下葬。
那麼問題來了,這位張浩同志到底是何人?為何他的離去讓如此衆多的領導人傷心?又為何會讓毛主席如此重視?
張浩,本名林祚培,是湖北省團風縣回龍鎮人氏。其出生于一個手工染織工人家庭,條件并不算特别好,但家族卻一直是人才輩出。
且不說張浩本人,就說他的堂弟林育南,乃是早期工會著名領導者和組織者,以及我黨的早期領導人。還有他一手帶領成長起來的堂弟林彪,那更是後來的開國元帥。但這兩位著名人物都得稱他為“八哥”。
作為兩位傳奇人物的兄長,張浩的人生也是非同尋常的。早在1922年他便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開始長期從事工人運動。
他的早期經曆和自己的堂弟幾乎一緻,畢竟都有優秀的工人組織天賦。毫無疑問,此舉會必然引起反動派的注意,為此他曾經兩次被捕,三次負傷。好在最後都憑借着過硬的心理素質和豐富的對敵經驗,屢次化險為夷。
1931年,他的人生迎來了重大轉折時刻,此時他被派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成員,也正是因為這個特殊的身份,使得他在黨的曆史上地位舉重若輕。
根據資料文獻記載,早期中國共産黨是共産國際的一個分支,在長征之前,我們一直都接受共産國際的領導。但是從1934年8月開始,我們與共産國際的聯系基本斷絕,尤其是長征開始以後,雙方再也沒有過聯系。
然而在1935年時,世界格局發生劇烈變化,面對三大法西斯國家的登台,共産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7次大會,決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而且針對日寇入侵中華的現實,共産國際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張浩作為中共正式代表參加了七大,見證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修改。然而,僅出席會議還遠遠不夠,他必須要将會議精神和記錄完好無缺的傳達到國内黨組織,真正恢複雙方的聯系。
根據當時的記載,張浩用了半個月時間強行記下了七大的主要文件和電訊密碼以及共産國際的指示,然後裝扮成小商人一路忍饑挨餓,跨越沙漠,如同玄奘取經一般,曆經千辛萬苦回到了黨中央所在。
根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女士回憶:“他帶回的密碼,恢複了中央與共産國際的聯系。我聽聞天講:張浩回國對我們的幫助很大,為我們打通了與共産國際的聯系,帶助我們了解了許多情況。”
因為有他的努力,使得中共中央終于在1936年6月16日,使用他帶回來的電碼,給共産國際發出了第一份電報。當時一些當事人對此頗為感慨的說道:前方的迷霧終于被驅散了,我們不再是孤單一人。
當然,張浩帶來的影響可不僅僅是恢複和共産國際的聯系,他後來還出席了瓦窯堡會議,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關于這一點,其實資料裡也有記載,在1935年12月17日,黨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讨論實行新的政策轉變,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雖然這次會議促成了統一陣線的形成,但事實上,在會議召開之前,我黨在思想上還存在關門主義等某些錯誤認知,還沒有真正形成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因此,在這次會議上,作為共産國際代表的張浩同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會議上博古引用斯大林的話來駁斥毛主席的發言,張浩就利用國際七大的決議,在理論上支持了毛主席,幫助他在接下來的發言中駁倒了博古。
也正是在這一次會議上,毛主席指出了:關門主義是黨内的主要危險。随後,張聞天也表示,接受共産國際的指示,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張。在張浩的斡旋下,會議終究還是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然而,剛剛完成兩個壯舉,張浩又接受了一項重大任務,争取張國焘北上抗日。當時張國焘一意孤行,打算另立中央。對此毛主席曾指出:我們不是獨立的共産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部分。
也正因為如此,在張浩回國後,他就成為了勸說張國焘北上抗日的最佳人選。畢竟張國焘天天喊着要分家,每天幻想着讓共産國際承認他,而今代表共産國際的張浩無疑是勸他放棄幻想的最佳人選。
1936年1月,張浩通電張國焘,首先告訴他,共産國際派他來解決紅一和紅四面軍的問題。然後又表明态度,共産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認可了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
緊接着,在随後的2月,他又針對張國焘的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指責他妨礙黨内的團結。而且要求他取消僞中央,停止反黨活動。
很明顯,張浩的電報直接拔掉了張國焘豎起的“共産國際大旗”,斷了他的理論和權力根基,張國焘對此大驚失色卻又毫無辦法。然後毛主席又發表宣言,主張黨内問題黨内解決,雙方依舊以協商的方式,抛棄成見,團結奮進。
在兩人的“左右夾攻”下,張國焘不得不放棄分裂主張,之後紅軍三大主力順利完成會師。
結合這部分内容來看,雖然不過短短兩年的時間,但張浩卻連續為共産黨做出了三件大事,而且幾乎都是影響紅軍和黨的命運的大事,僅僅憑借這兩年的貢獻,他就足以在黨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然看人我們不僅僅要看他在大事上的抉擇,同時也要看他在細節之處的表現,畢竟也有的曆史人物如張少帥一般,大節無虧,小節有損。那麼張浩又是否如此呢?
關于他的生活細節和工作點滴,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那也許隻能用毛主席為他寫的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為何這麼說呢?
首先來看張浩的私生活。在1916年的時候,家裡人給張浩安排了一樁封建婚姻,結婚的對象是貧苦出身的塗俊明。
應該說,這兩人結婚前連面都沒見過,而且,張浩是有着高深理論修養的革命志士,但塗俊明隻不過是一個連字都不認得的傳統女性。
不過張浩并沒有嫌棄自己的妻子,而是坦然的接受了這樁婚姻,并且真正做到了舉案齊眉,夫妻恩愛。
在20世紀20年代,因為受到堂弟林育南的影響,張浩開始向往革命。
為此他對自己的妻子說:“中國人民在帝、官、封的壓迫下,啼饑号寒,水深火熱。要改變這種狀态,并使全國所有的家庭都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隻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我認定的事情,不會有錯,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 、支持我。”
塗俊明也許不了解什麼是革命,但她卻選擇支持自己的丈夫,自己在家裡養育孩子,照顧父母,讓丈夫在外面沒有挂念。
然而,革命終究是要犧牲的,例如1925年12月,張浩渾身是血的回到家裡面,塗俊明心酸的眼淚直冒,為此她四處求醫問藥,步行二十裡山路去買藥。
看到妻子這般舉動,張浩内心隻有愧疚和疼惜,但他依舊沒有想過要放棄革命,而是傷一好就回到上海,并且還帶着自己的妻子一起參加了革命。
在張浩的耳濡目染下,塗俊明很快成為了一名革命鬥士,她在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之後一直從事地下工作,曾經掩護過瞿秋白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
1932年,她因為遭到叛徒出賣,和自己的兒子一起被抓入了監獄。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各種威脅,這位看起來老實、低調的傳統婦女表現出了強烈的鬥志,她的堅貞不屈讓反動派束手無策。
1935年,在黨組織的幫助下,她被營救了出來,此時的她早已滿身是傷痕,但她沒有任何怨言,休息片刻後就去找自己的丈夫,繼續和他一起從事革命。
這就是張浩的私生活,對愛情忠貞,舍小家為大家,并且引導妻子一起進步,讓她成為比之自己都絲毫不遜色的革命戰士。
而在工作方面,張浩的表現也是十分出衆。1937年7月,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當初的紅軍也被改編成了八路軍、新四軍。其中八路軍下轄三個師,129師由劉伯承擔任師長,張浩則成為了政訓處主任,後來又改為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說,張浩成為了軍神劉伯承的搭檔,他們倆的組合比後來著名的“劉鄧組合”還要早。然而,和後來創造奇迹的劉鄧大軍不同,建立之初的129師有很多問題。
根據李達的回憶,129師當時至少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幾乎所有的部隊成員都反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他們對于國民黨的服裝,尤其是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特别反感,有不少同志喊着要回家,不當兵了。
第二,129師以紅三、紅四方面軍為主,過去有8萬多人,其特點是擅長打大仗惡仗,以及陣地進攻仗和防禦戰。但129師的接下來的作戰方針将會變成遊擊戰為主,這讓大家都很難接受。
而且對于張浩而言,他還面臨着一個更加直接的問題,他以前是搞理論工作的,還從來沒有帶過部隊,面對着困難模式,他真的有能力搞定這一切嗎?答案出人意料,不僅能,而且他還幹得非常出彩。
根據文獻記載,當時很多部隊在發牢騷,說國民黨的衣服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還醜。還有的戰士氣憤的将頭上的帽子給扔了,為此連長排長和戰士之間的情緒一度非常緊張。
面對這一情況,張浩召集的戰士給他們講道理,他說: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裡面卻是紅的,我們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裡面的瓤子。我們部隊改變了,但人民軍隊的性質沒有變,傳統沒有變,仍然是工農子弟兵。
然後他又引用了一段自己早年的革命過往,說:“過去湖南白色恐怖嚴重,為了生存下去,我在廟裡當了和尚。我剃了發穿上和尚的服裝,盡管我穿了僧人的服裝,但卻并不是真僧人,我還是共産黨員還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我那時候穿僧人服裝,是革命的需要事業的需要。同志們,今天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也是革命和事業的需要。大家不要計較穿什麼服裝戴什麼帽子的問題,關鍵要看軍隊是不是為國家和人民打仗。”
簡簡單單一番話,居然很快做通了戰士們的思想工作,大家紛紛撿起了地上的帽子,整理好軍裝。
之後,他也經常用這種幽默又帶有高深見解的講話,不斷的和基層幹部們聊天,在大會上和衆人談心。漸漸的,大家放下了之前的偏見,摒棄了曾經的不滿,逐漸成為了一支作戰頑強、思想進步的部隊。
不過張浩雖然在129師的工作非常出衆,但由于早年他多次進過監獄,身上留下了很多傷,尤其是腦部的傷勢一直沒得到有效治愈,經常發作,再加上他夜以繼日的高強度工作,導緻身體很快就垮了。
剛開始的時候,他還能帶着健腦器工作,但後來他居然出現直接昏倒在工作崗位的情況,劉伯承得知後,強行向中央報告了他的病情,并且建議他去延安治療。
迫不得已,張浩隻能來到延安治病,而接替他的人就是鄧小平,而他們倆也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劉鄧組合”。而另一方面,張浩來到延安後,病情并沒有得到好轉,很多領導人都前來慰問,其中最關心的當屬毛主席。
按照記載,他們二人的關系最早應該得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初期,兩人有着很深厚的情誼。再加上張浩在瓦窯堡會議和針對張國焘問題上,一直堅定地支持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對他的關心不言而喻。
眼看着張浩的身體越來越差,毛主席特意安排他前往蘇聯治療。不過為了避免張浩有抵觸心理,毛主席和朱德等人特意瞞着他,讓蘇聯派了專機。
隻是,當得知專機是來接他去蘇聯的時候,張浩卻明确表示反對。
他告訴衆人:我的病情心裡清楚,再好的設備,最好的醫生,也治不好了。不要再浪費蘇聯的資金和藥品,還有很多的八路軍傷員需要治療一些烈士的後代及其他人也需要要去蘇聯,讓他們去吧。他們的傷病治好了,還可以為革命繼續奮鬥。
這番話讓包括了毛主席在内的諸多領導人,都沉默了。最後大家終究還是拗不過他,隻好聽從了他的建議,安排其他傷員先上飛機。
隻是張浩的精神雖然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但卻無法扭轉他的病情。果不其然,1940年4月30日,在一次大會上,張浩在一場激情洋溢的演講後,突發腦溢血昏迷了過去。
之後1941年8月4日,日軍飛機又來轟炸延安,恐怖的炸彈沖擊波使得張浩的大腦和心髒再一次受到刺激,這時候的他已經逐漸走向了人生的最後時刻。
在那段日子裡,他找來了自己的堂弟林彪。
告訴他: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育南參加的最早,卻又走的最早,他是被冤枉的,你不要忘了。…我活不了多久,我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們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勝利的隻有你了。你還很年輕,有很好的前途。…我希望你能夠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革命信念,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将革命進行到底。
這是張浩對林彪的臨終遺言,更是對他未來的諄諄教誨,可惜他沒能改變曆史。
1942年3月5日,張浩來到了彌留之際,他告訴自己的妻子:“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我死後,請組織将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青年文化溝——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着黨中央和毛主席。”
次日,張浩離開了人世,延安一片愁雲慘淡,無一不為這位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的同志而傷心落淚。于是就出現了1萬多人為他送行,毛主席親自為他擡棺下葬的震撼場景......
回顧張浩的一生,雖然他的人生比較短暫,但是他卻在有限的時間内做出了了不起的貢獻。1935年和1936年是他改變曆史的兩年,而1937年他擔任129師政委其實也是影響他命運的一年,隻是這一次他沒能走到最後。
曾經有人提問,如果張浩能夠活到1955年,他是否能夠成就元帥的榮譽?結合這些履曆來看,他是絕對夠資格的,甚至連林彪都要對他禮讓三分。
但是,有極大的可能他還是無法成為元帥,畢竟後來的鄧小平也未在其中,張浩終究還是沒有在軍事方面大展身手。當然,如果他能夠活得足夠久,也許他還真能成為軍神的重要助手。隻是可惜,天妒英才,上天沒能讓他展示更多的才華,繼續譜寫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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