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除了白色地膠之外的一切布景都是黑色，沒有任何多餘裝置。觀衆目光所及隻有舞蹈本身，整場演出的燈光隻變化了 4 次，顔色是最簡單的白色。在民謠歌手小河的吟唱中，4 名舞者身着寬衣大袖，臉上塗着黑色的油彩，模糊了曲線、年齡，甚至是性别，在自我和配合集體進行“圓運動”時始終保持菱形，呈現出一種有序的流動。

　　這是“陶身體”劇場的現代舞作品《4》。

　　随後的作品《5》中，5 名舞者自始至終相互交纏、重疊，如同巨大的編繩一般在舞台空間中打結、解開、接力變形。沒有所謂的起點，也沒有終點。

　　今年是陶身體劇場成立的第十年。舞團以其“數位系列”成名，數字代表舞者的數量，比如最新作品《9》就有 9 名舞者。

　　十年對于中國任何一個民營、全職現代舞團來說，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歐洲的一些國家，一個城市有上百家全職現代舞團，在國内這個數字是個位數 。

　　按照舞團創始人之一、藝術總監陶冶的說法，成立于 2008 年的“陶身體”是全世界内唯一一個單憑演出維生的現代舞團。

　　陶身體現在共有 10 名全職舞者，舞團日常排練由排練總監段妮和陶冶共同負責，此外還有王好帶領的行政團隊、技術團隊。2017 年，陶身體去了國内外 15 個城市，演出共 28 場，今年的這個數字大概也在 20 場以上。

　　2018 年 11 月 24 - 25 日，陶身體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大劇場進行了十周年紀念演出——創團作品《重 3》和最新作品《9》。演出開始前三天，24 日的演出出票率超過八成，其中不少都是陶身體的粉絲。

　　陶身體擁有一批忠實觀衆。在上海 9 月的一場演後談中，觀衆就舞團原創紀錄片《段妮四十》提出了關于衰老與生死的問題。也有人看過陶冶在電影《藍色骨頭》中的表演，追問陶冶為什麼陶身體會規避一切身體之外的因素，如何理解現代舞與情感的關系。

　　創團 10 年，陶冶能夠感受到觀衆的變化。“最開始就是看不懂，‘你在幹什麼’，他們還是希望你去告訴他們講了什麼，不能說是悲哀，但這太底線了。後來觀衆會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再進一步就能探讨一些表演藝術的建構。”

　　現代舞誕生于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作為對傳統芭蕾的反抗，現代舞崇尚自由，大多拒絕傳統叙事，因而更加抽象，對于習慣“看一個故事”的大部分觀衆來說晦澀難懂。陶身體能夠在觀衆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象，或許是因為它有一個容易記住的核心理念：身體。

　　陶身體《4》《5》合集，配樂來自民謠歌手小河

　　“陶冶有一種能力将你吸引到他樸素的冥想世界中。隻要你願意，你會發現身體是個神聖的場所。在某種程度上，陶冶通過時間的流逝和動作的重複徹底改造了一種表演。通過他的堅持，我們領悟到了肉體的自由。” 2014 年，《紐約時報》舞蹈評論人 Gia Kourlas 這樣評價陶身體的演出。

　　身體、重複、重力，陶身體的一切理念都來自于陶冶。

　　今年 33 歲的陶冶是重慶人。12 歲時，家人發現他身體柔軟，于是送他去學習舞蹈，後來他考入重慶舞蹈學校。在這裡，傳統古典舞和民族舞的訓練體系為陶冶打下了舞者所需的身體基礎，但卻讓陶冶産生了對于舞蹈理念的困惑。

　　雖然基礎訓練被陶冶所稱贊，但呈現作品的方式卻給包括陶冶在内很多轉向現代舞的舞者帶來不少困擾，“那種傳統的表演藝術我非常困惑，比如說撒開歡地笑、悲壯。我并不是一個熱愛表達情緒的人，我當時滿腦子問号，感覺整個身體被一些符号塞滿了，老師讓怎麼做就怎麼做。在整個中專四年的舞蹈學習當中，其實開啟了一個問題：我在幹什麼？舞蹈原來是這樣嗎？”

　　疑惑一直都在，直到陶冶在 18 歲時加入上海金星舞蹈團。陶冶至今還能夠清晰回憶出見到舞團日常訓練的第一眼：金星舞團當時日常在上海大劇院排練，4 個巨大的天窗傾瀉下陽光，場内的音樂抒情而綿長。所有舞者自在地躺在白色的地膠上，呈現出一種松軟的狀态，他們慢慢活動自己的身體，放松、喚醒。

　　對于身體的關注成為了陶冶日後的創作母題。在陶冶看來，身體作為承載着生命的母體，運動的過程即代表着繁衍與消耗、有限與無限的主題。運動本身就在一邊提出這些問題，一邊回答這些問題。而運動的過程又受到重複與重力的影響。他們消耗舞者的體力、考驗舞者的意志力，挑戰觀衆的專注力。

　　在日複一日的練習中，陶冶思考着關于身體的問題，當感覺“自己的容器盛滿了”後，他需要做點什麼來解決自己的疑問。2008 年，同為核心舞者的陶冶、王好離開北京現代舞團，女友段妮從國外頂尖舞團回國，三個人一同創建了“陶身體”。

　　在段妮回國之前，陶冶完成了“陶身體”第一部作品《重 3》中的《重》（Zhong）和《重》（Chong）的創作。段妮從紐約回來後，陶冶開始為她量身創造了一段長達 20 分鐘的棍舞。

　　2009 年 9 月 5 日，陶身體自費在北京東方先鋒劇場進行首演，400 多座的劇場上座率達到八成。影像藝術家小東拍攝了整場演出，後來視頻被刻錄成 DVD，交由方美昂遞送到國外的藝術節平台。

　　方美昂成為了陶身體通往海外的橋梁。這個美國人大學時學習中國文學，2002 年在一個官方項目的資助下來到中國研究了一年的中國舞蹈，後來擔任美國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中國文化節的制作協調人。2009 年，方美昂與陶身體合作。她運營的國際文化交流機構“乒乓策劃”負責在海外為陶身體開拓演出市場，也為陶身體之後的作品籌集資金。

　　2010 年，陶身體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獻上第一場海外演出，2011年，陶身體劇場受邀在美國紐約城市劇院表演《重 3》，這也是中國現代舞團第一次登上這樣世界級的藝術舞台。

　　《重 3》之後數位系列的不斷累積，也讓陶身體在國内得到一些肯定。陶冶曾在2013年獲新京報-中國時尚權力榜頒發的“年度時尚舞蹈家”, 在 2015 年再次被新京報評為“年度新銳藝術家”。

　　生存在早年是個難題。排練《重 3》的時候，由于租不起北京的排練場，他們最遠去過河北涿州，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就要五六個小時，但那邊 100 多平米的健身房一天費用隻要 5 元錢。

　　方美昂在 2012 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講到了中國現代舞團生存的一些困境：租用場地費用過高；企業對藝術的捐贈率很低；未注冊的舞蹈公司無法申請政府項目支持；一些舞蹈綜藝節目的表演過于鋪張華麗，這給普通觀衆灌輸了片面的觀點；并不是所有舞團都有金星這樣的明星舞者，有足夠的影響力和票房号召力。

　　對于獲得政府資助這件事，舞蹈家侯瑩 2017 年在接受采訪時解釋說：“國家藝術基金隻能撥給創作和舞台，需要創作項目才能申請。可是現實狀況是，舞團不是年年都有創作（新作），但它需要生存，需要一些基本的東西：住房、排練廳。而且，國家藝術基金的做法是撥給某一個項目一大筆錢，這也不符合藝術規律。藝術要的不是一大筆錢砸給一些精英和明星，而是大批量的人獲得有等級的資助。”

　　陶冶理解這個世界生存的規則，從一開始他們就嘗試讓更多人看到陶身體的演出。陶身體的新浪博客注冊于 2008 年 2 月 19 日，用來發布演出資訊和活動記錄，再後來他們轉戰微博、微信公衆号，還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我們非常在乎每一次現場的保留，比如說拍照、錄像，幾乎達到 80%以上。每一次活動都會被記錄，之後我們會通過創建文字梳理這些素材，然後把它通過各種媒體、自媒體渠道輸送出去。”

　　最開始的三年，陶身體的三位創始人凡事隻能依靠自己：“沒有人監督你創作、排練，沒有地方要自己找，除了舞蹈之外的事情也要親力親為。包括第一次商演，是我們自己做宣傳。”在海外，乒乓策劃雖然建立了與國外藝術節、國外劇場的聯系，但沒有制作人來幫他們進行前期的溝通，也沒有人協調演出，“翻譯自己來，舞台燈控也要自己來。”

　　《重 3》讓陶身體的名聲漸漸響了，他們也得到了前輩們的提攜。2010 年，在林兆華導演的支持下，陶身體在北京當代 MOMA 有了排練空間，2011 年，他們轉戰藝術家向京在東風藝術區的工作室裡。2012 年，陶身體進駐了北京 318 國際藝術園，今年年初，陶身體對排練廳進行了重新擴建。

　　現在的陶身體，除了 10 名全職舞者之外，還設有行政和技術團隊，這是很多舞團并不具備的。陶冶覺得，讓自己存活下來，并且活得有條有理，一定得是方方面面不可缺的，這是構建的基礎。

　　10 年間，當初在舞台上表演《重 3》的三個人有了角色上的變化，他們從舞者成為了舞團的經營者。陶冶是藝術總監和編舞，負責作品的創作，對外的講座、對談、演後談、接受采訪也基本由他出面；王好是舞團經理，負責陶身體的一切行政事宜；段妮現在是排練總監，她是目前三人中唯一一個還會登台表演的人。

　　三個人的名銜有所不同，但很多事情還像前三年那樣通力合作，“王好領頭，我們一起做。”陶身體不是一個會讓負責宣傳的人絞盡腦汁的舞團，三位創團舞者經常回顧過去、談自己跳某個作品遇到的挑戰，甚至參與拍攝紀錄片——他們覺得這些東西與舞蹈一樣，都是表達的方式。

　　2013 年或許是陶身體在大衆層面上的一個突破。這一年他們第一次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作為一個表達小衆的獨立舞團，這件事并不容易；陶冶還受到一席的邀請，成為第 81 位講者。第二年，崔健導演的電影《藍色骨頭》上映，陶冶飾演文工團舞蹈演員孫洪，電影的主演是當時同為舞蹈演員的尹昉。

　　《藍色骨頭》中，陶冶有一段充滿情感力量的現代舞表演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後，陶冶其實有一些别的選擇，或者是像尹昉一樣繼續出演電影，後者的最新作品是春節檔的主旋律大片《紅海行動》。或者如金星那樣，通過自己當舞蹈節目評委、演話劇、到外面講課、做脫口秀《金星秀》等方式來補貼創排新作品的資金缺口。

　　但陶冶沒有這麼做。陶身體後來最多的跨界合作是時裝秀，這跟舞團和創始人的氣質相契合。2015 年山本耀司的時裝品牌在巴黎時裝周舉辦春夏發布會，陶身體的《6》從頭到尾貫穿整個秀場；2016 年，段妮為 MOCO 拍攝了一支十周年宣傳片，與她搭檔出鏡的是尚雯婕；2018 年，陶冶為愛馬仕在上海船舶館走秀，但也僅限于此。

　　在《重 3》之後，陶身體現在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國際知名藝術節或劇場的委約，四五個甚至更多。在陶冶的要求下，他的創作不會被選定主題，一切按照他的想法來。

　　陶冶的創作力依然旺盛。從 2008 年開始，他幾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推出作品。從《重3》到《2》《4》《5》《6》《7》《8》《9》。

　　目前，陶身體的演出日程排到了 2020 年，2019 年行程全滿。憑借已有的演出邀約，陶身體勉強可以養活自己，但這同樣仰賴于陶冶本人的創作，以及舞團成員的穩定。

　　在陶身體，一個舞者大緻需要 3 年時間才能有所表達和貢獻，“所謂的貢獻是說舞者可以有自我的、個體的力量，可以對舞團的方方面面來釋放他自己的能量。但往往就在這個關鍵時候，舞者選擇離開。”

　　“第一年他考上陶身體，畢業這屆人中他還是佼佼者，老師也都誇贊他。第二年的時候同學已經買車買房，轉行了，創業了，開了自己的小店，有的人戀愛談了很多次，他一次戀愛沒有談，或多或少是個沖擊。”陶冶說，“找一個真心誠意的舞者，比結婚要難多了。”

　　成熟舞者的衰老則是另一個問題。段妮今年 41 歲，她在 9 月上海的演出中跳了《5》，陶冶說《5》中舞者是放松的、柔軟的，“你要是跳的好，你的心境要是沉得下去，跳完後跟做了一個spa，就跟全身按摩一樣。”

　　有熟識陶身體的觀衆評價段妮：“《5》一點問題都沒有，但《重 3》就比較困難了。”

　　《重 3》中包含三段舞蹈，最難的是當年陶冶花了 5 個月時間為段妮打造的棍舞。現代舞對舞者的體力消耗極大，很多現代舞作品的時長都在 15-20 分鐘左右。

　　20 分鐘的棍舞是在挑戰舞者體力上的極限，另外它在道具、站位、燈光、音樂方面限制性極高，對舞者來說沒有任何犯錯的餘地，需要在 20 分鐘内清醒地控制自己的身體。

　　段妮最後一次跳這段棍舞是在 2015 年的國家大劇院，那一年她 38 歲。因為母親被查出癌症，段妮短暫離開舞台兩年多的時間。當她 40 歲回來後發現，自己的精力、體力衰退，已經不足以支撐這段棍舞。段妮還能跳别的舞蹈，但是《重 3》不能了，回歸之後她有了一個新身份——排練總監。

　　從舞者到經營者的身份轉換，陶冶覺得三個人的過程都有遺憾，但是不會後悔，“正因為我們什麼身份都要去嘗試，舞團才可以幸存到現在。誰衰老的時候看到年輕人不遺憾？但我們三個人此刻都還存在，還在一起共同面對未來，這些情感是無可替代的。”

　　作品還是得有人跳。陶身體後來找了很多舞者來學習棍舞，但沒有人堅持下來，段妮和陶冶一度以為這段舞蹈可能後繼無人。

　　好在他們還是找到了繼承者。在天橋藝術中心十周年的演出中，《重 3》的這段棍舞由 23 歲的年輕舞者張俏俏呈現。去年 7 月，張俏俏進入陶身體，能夠學成棍舞在于她對舞蹈的偏執與狂熱。

　　在名為《生長》的紀錄片中，張俏俏與段妮身影重疊，同時演繹這段棍舞，段妮把每一個動作都拆開講解，告知她技巧。在一個鏡頭中，張俏俏大口喘着氣，段妮為她鼓掌，“這是你最近跳得最好的一次”。

　　第一部作品《重 3》和最新作品《9》被陶冶視為是一頭一尾的對話，這是對陶身體第一個十年的回顧和總結。但說到陶身體的未來，陶冶多少會顯得有些擔憂。

　　他感慨國内的許多人仍在為基本的生存努力，而不願了解作為一種藝術的現代舞。中國不像歐美，會有來自政府和企業的各類基金會提供穩定的支持。

　　怎樣能讓舞團活得更好？陶冶說，其實有各種方法，就看你願不願意妥協。

　　從 VR 和 AR 進入大衆視野之前，就有很多人來找陶身體合作，但那種通過技術實現的泛濫增長，陶冶覺得他們并不具備這種專業性。在一次工作坊後，舞團經理王好的手機被打爆，找上門來的是全國各地的舞蹈培訓機構，對幼兒或者對成人的教育，甚至到心理治療都存在巨大的潛力，但這也不是陶身體想要的。

　　怎麼面對誘惑和取舍，陶冶說這其中肯定有折衷。在下一個十年，陶身體的數位系列還要繼續做下去，《10》《11》都會有，現在他們正在進行新一輪的舞者招募。商業化會是一個新的挑戰。唯一的安慰是，生存問題已經解決了。

　　題圖為陶身體最新作品《9》劇照、長題圖為《2》劇照；文内圖由陶身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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