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郭梓昊

離開精神病院的第80天，37歲的龐麥郎計劃複出：回到城市，繼續自己的巡回演出。

“像《我的滑闆鞋》一樣被人傳唱，再火一把。”龐麥郎的第54首新歌已經完成，他對此期望極高。憑借這首歌，他的首場回歸演唱會絕對會盛況空前：“藝術家”站在舞台上高歌，台下人人都喊着他的名字。

這是龐麥郎自己的想象。

今年3月份進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被曝光後，龐麥郎“迎來職業生涯的最大危機”。在大衆眼裡，這個性情古怪的歌手已然被判為“社會性死亡”：誰會聽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唱歌？

“精神問題”是難以撕去的标簽，龐麥郎明白這一點。他開始頻繁通過媒體澄清“自己從未得病”，還瞞着所有人接下一則商演廣告，準備獨自前往北京，正式宣告複出。

舞台上，盡情舞蹈的龐麥郎

龐家父母為此感到擔憂：“外界的眼光和壓力，會不會加重有所好轉的病情？”

擔心歸擔心，沒人能真正夠阻止龐麥郎。“我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沒有音樂。”無論面對誰，這個倔強的農村青年都習慣于談論自己的音樂夢想，“為了實現它，我可以不顧一切。”

很難分清，龐麥郎的這種執拗，是某種疾病症候的展現，還是真正熱愛音樂成癫。在天平的另一端，龐麥郎的複出嘗試向大衆抛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對待一個被貼上“有精神問題”标簽的歌手？

甩開“瘋子”标簽

山坡上，三間茅屋、一間豬舍，那是南沙河村村民龐明濤（龐麥郎原名）的家。

樹蔭底下，龐麥郎正彎着身子撿枯枝。白T恤、黑長褲，剪去了标志性的朋克卷發，全身上下，隻有那雙印着英文簽名的滑闆鞋在提醒，這是曾經的“巨星”。

龐麥郎與他的滑闆鞋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今年3月初，龐麥郎被家人送進大安鎮精神病院。兩個多月後，父親龐德懷悄悄把他從醫院領了出來。揣着賣玉米掙來的一萬塊現金，龐德懷帶着兒子去西安奔走求醫，先後輾轉了3家醫院。

“精神問題沒完全确診，左耳卻出了問題。”龐德懷苦笑。在西安長安醫院，龐麥郎在衆人的勸說下，住院一周以治療耳鳴。錢很快花完，龐德懷不得不帶着兒子回家。

對于見慣了城市燈紅酒綠的龐麥郎來說，山裡的生活有些寡淡。“除了睡覺、寫歌、偶爾到地裡走走，沒有事幹。”龐麥郎說。一旦有向外界展示的出口，他唯一想做的，是甩開身上的“瘋子”标簽。

“我本來沒有精神分裂症。”龐麥郎聲稱，是精神病院打亂了他的生活。

“三餐隻有粥和饅頭，吃完後，大家就在一塊空地上轉圈圈。”龐麥郎将精神病院形容成越不過去的高牆，服下藥物後，裡面的日子變得渾渾噩噩。

兩個月裡，唯一讓龐麥郎感到開心的，是有人樂意聽他唱歌。在空地“轉圈圈”的時候，身穿條紋服的病友們認出了他。據龐麥郎說，在衆人的簇擁下，自己唱起了那首《我的滑闆鞋》，“30、40個人聽着我唱，就是沒有話筒和燈光”。

精神病院裡的擁趸，或許讓龐麥郎想起了曾經的巡演歲月

枯枝遇上烈火，竈爐底下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響。龐麥郎從鍋裡舀出一盆熱水，暖了暖碗裡的中草藥，一飲而盡。“這是治身體的藥，”他指了指耳朵和肚子，“自從住進精神病院，耳邊總會發出‘滋滋滋’的聲音，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話畢，他突然起身，摸着胸口，“你聽，這裡剛才就有響動，撲通撲通”。

回家半個月後，龐麥郎開始抗拒吃精神控制的藥物，認為那才是導緻他身體異樣的根源。對于兒子的任性，龐德懷沒了主意，隻能去隔壁鎮上請教算命先生。對方稱：“龐家祖上拜神時，因沒給香火錢，觸怒了神明。”算命的給了一道紙符，燒成灰後倒進水裡，讓龐麥郎喝了。

沒人知道符水摻和着中藥有沒有用處，但在外人眼裡，龐麥郎确實“變好了”。

“氣色和精神都不錯，見人會主動打招呼，還胖了不少。”龐家的鄰居王婆回憶，龐麥郎還沒進醫院前，無論天有多熱，他都戴着帽子，也不太愛講話。餐桌上，龐麥郎削了個梨子，轉身遞給記者，“吃個水果解解渴吧”。這種熱絡，也與他以往的的木讷和遲鈍截然不同。

玉米地裡的龐麥郎，看上去氣色不錯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隻有龐德懷暗自擔心兒子的狀态，“有點不穩定，至少要再觀察一段時間”。龐母則認為，龐麥郎有時候“記不太清事兒”。5月份，龐麥郎在西安求醫時，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曾在診斷證明上給出謹慎判斷：“基本正常，但不能排除其它精神障礙的可能，也不能排除精神分裂症緩解狀态。”

到大城市去

7月底，南沙河村一片翠綠，夏日的蟬鳴聲蓋過了一切。

玉米地裡，龐麥郎告訴記者，他已經制定複出計劃，下個月要到北京去。“從村口坐車到甯強縣城，差不多1小時，票價15元，在那兒可以搭上去北京的火車。”

一個月前，一家北京的公司找上了龐麥郎，以幫龐麥郎推出一首歌和MV作為條件，換來他為公司代言。

龐麥郎爽快地答應了。“拍廣告可以提升知名度，還可以出歌”、“沒問題的，對方是家正規機構”......

大病初愈，獨自出遠門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家公司提醒龐麥郎可以帶上一個親屬同行，機票酒店全包。但他拒絕了，“就我一個人去”。

龐麥郎即将離家的消息，讓龐德懷隐隐擔憂。

“他壓根沒跟我商量，”63歲的龐德懷垂喪着頭，坐在家門口的闆凳上，一口口抽着悶煙。5個月前，在親手把龐麥郎送到精神病院後，這對父子已經好久“沒好好說話”了。龐德懷明白兒子多少有些記恨自己，“勸是勸不動了。”

又靜默了許久，龐德懷忍不住開口：“你說他出去遭欺負，精神狀況又不好了咋辦？”

“你真的想好要出去了嗎？”記者問龐麥郎。南沙河村雖不富裕，但山高景闊、與世無争，相比起外面的世界，留在這裡，做個普通人，似乎沒有什麼不好。

龐麥郎走在南沙河村中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但這個農村青年顯然不想留在這裡。“藝術家離不開城市。隻有在大城市才有演出的機會、才有人願意聽我的歌。”至于如何重新回到大衆面前，“創作，隻要有好作品就行了。音樂是我一生的追求。”

龐麥郎微微仰起頭、語速變快。外人無法判斷，這種執拗是某種疾病症候的展現，還是從骨子裡熱愛音樂。

談到創作，龐麥郎體内的某個開關好似被開啟：“三首歌，開一場演唱會需要三首傳唱度高的歌，”他掰了掰手指，“《滑闆鞋》、《魔術師》，我現在還差一首。”

轉身拿起筆，龐麥郎又開始寫歌。最新的一首叫《我在小河的岸邊》，“寫給一個素未謀面的她，為她介紹自己家鄉門前的小河。”每天花上4個小時，龐麥郎一次次修改歌詞、一遍遍輕聲哼唱。

在天邊有一條美麗的小河

人們在那都很遙遠

在河的下遊劃着小船

人們在那都很孤單

……

龐麥郎說，小河最終要“流到大城市去”。

龐麥郎站在他歌中的小河邊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大城市也是龐麥郎的歸宿，他計劃着再次開啟全國巡演，并把首場複出演唱會定在上海，因為那裡是fashion之都，讓人神往。“我可以找一些livehouse，有老闆願意免費給我演出”、“沒錢，就拍廣告掙路費；有錢了就成立公司幫忙運作”、“再不濟，我還可以直播”，龐麥郎向記者講述日後的計劃。

壓力“沒法改變我”

重新起步，龐麥郎需要付出更多。除了錢和人脈，“精神病人”是龐麥郎身上怎麼都撕不掉的标簽，“事業落入了低谷”，他說。

一切都源于今年3月11日。龐麥郎前經紀人白曉，在一段七分多鐘的視頻中向公衆告知，“龐麥郎先生已經住進了精神病院”。

“白曉是一個不合格的經紀人，他壓根沒有能力。”龐麥郎堅持認為，對方并未經過他的允許就公布病情，是一種越界，“是白曉讓情況變得更糟糕”。

在此之前，白曉是龐麥郎唯一的朋友，從2015年開始，他們共度了6年的時光。在媒體的描述裡，兩人像是小說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龐麥郎為實現音樂夢想一路向前，白曉緊跟其後，幫忙收拾爛攤子。

2018年年，龐麥郎在陝西漢中演出

龐麥郎的講述打破了上述美好的想象。“白曉總是向我透露自己認識很多明星，也有很多場地資源，可到頭來我發現他誰也不認識”，龐麥郎認為，反而白曉是借着他的名氣，才有機會各種接觸各種資源。

錢，成為兩人争執的重點。

此前，白曉曾向媒體表示，龐麥郎卡上最多時有200萬，但自己跟着龐麥郎這幾年，非但沒有賺到錢，反而因為照顧龐麥郎飲食起居，欠下了幾十萬。

對此，龐麥郎則有自己的說法：“200萬是公司的，我自己手上隻有70多萬，全花在了編曲和租房”、“那些賠錢的鞋子是白曉提出要辦的，一雙賣399元，一開始我就覺得太貴，沒人買”......即便是現在，白曉還在用龐麥郎工作室的抖音号直播，這讓他感到不悅，“沒有一個經紀人會這樣做”。

龐麥郎出院的第二天，白曉給他打了通電話，“隻聊了不到4分鐘就挂了”。至于聊天内容，龐麥郎不想對外界公開。唯一可以确認的是，在那通電話後，經紀人白曉和藝人龐麥郎的關系徹底結束了。

如今，龐麥郎的身邊空無一人。

回顧龐麥郎出道後的人生，被輿論消費似乎成了一種常态。《驚惶龐麥郎》後，他被大家嘲笑，“衣着邋遢”、“調戲記者”；2017年，一場隻有7個觀衆的Livehouse演唱會讓他再一次成為笑談......

龐麥郎在查看自己消息的評論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是不是外界輿論的壓力逼瘋了龐麥郎？在回憶這些人生重要節點時，龐麥郎始終沒有顯露出情緒的波動，甚至連表情都沒有變化。這種對外界感知的遲鈍，也許保護了龐麥郎。“壓力，有一點。但那沒法改變我。”龐麥郎說。

跌跌撞撞，龐麥郎又回到了南沙河村的小河邊。炎熱的午後，踏着青苔石階，龐麥郎在河邊玩起了打水漂。響聲驚動了浮在水面的鴨子，伴随着“嘎嘎”的叫聲，龐麥郎少有地笑了。

再唱20年

山裡下起了暴雨。

雨水沿着着牆壁裂縫滲出，滴答滴答地落在廚房、客廳、房間裡，“再不修，恐怕不行了。”為了攢錢修房，龐母走幾裡路到林裡撿銀杏樹葉，一斤能賣一塊五；龐德懷計劃着，找個時間把家裡的豬仔賣了，換個好價錢。

龐麥郎仍舊呆在屋裡，不聞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創作。

“寫歌，是為了什麼？出名？賺錢？”

“創作，我想讓别人聽到自己的作品。”

“你詞寫得很好，創作不一定非要唱，退居幕後或許也是一個選擇。”

“那不行，我還要演出，别人唱不出來我的感覺。我是個藝術家，舞台動作設計也都要涉及。”

龐麥郎确實有成為藝術家的潛質：執着的神想、以及别人不懂的“詩和遠方”。但現實中的生活圖景又在不斷強調：他隻是一個普通的農村青年。

龐麥郎的房間面積不大，床和桌子占據了大半空間。桌面上，雜亂堆放着各式藥品、喝完的飲料罐子、演出帽子和曾經發行過的CD。一本泛黃發舊的《梵高手稿》極為惹眼——白曉曾公開誇贊龐麥郎為“中國版梵高”。

龐麥郎坐在自己房間的書桌前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我和梵高都是藝術家，”龐麥郎說自己沒有看完這本畫冊，“隻是翻到了第288頁”，但這并不妨礙他欣然接受這個贊譽。談論起自己與梵高的不同點，龐麥郎說：“他是畫畫的，而我是搞音樂的，藝術形式上，我也比較接近現代。”

龐麥郎對音樂最初的執拗，也能在這間房間找到答案。角落裡，擺放着一把沾滿灰塵和蛛網的藍色吉他，那是龐麥郎人生中的第一件樂器。

上初中時，龐麥郎央求着父母花200元給他買把吉他。二十幾年過去了，他依舊沒有練好吉他，更多時候隻是“做做樣子”。

龐麥郎房間的吉他上落滿了灰塵 時代周報記者 郭梓昊/攝

“音樂靠天賦。”龐麥郎強調，自己幾乎沒有系統學習過樂理、表演，卻迎來了旁人夢寐以求的流量和關注。如果再來一次，龐麥郎稱“并不後悔經曆這樣的人生”。

“大衆在消費我，我也在消費大衆。願意買我的唱片，來看我的演出。他們譏諷我、嘲笑我，都無所謂。”這一刻，龐麥郎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采訪的最後，龐麥郎反問記者：“你喜歡現在的我，還是之前的？”

“現在多一些，更貼近我想象中的龐明濤。”

“但我更喜歡别人叫我龐麥郎，舞台上的龐麥郎。”

龐麥郎認定自己屬于舞台。對自己的藝術生涯，他給出了一個準确的數字，“57歲，再寫20年”。

“如果57歲後仍舊沒有成功呢？”

龐麥郎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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