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偉(化名)在房間裡不停地走來走去,一會兒走進廚房,一會兒又穿過客廳去了卧室,一刻也不停下,嘴裡“叽裡咕噜”的吐詞,沒人能聽懂。
期間,他再一次穿過客廳時,看到外公正在找東西卻一直沒找着,他直呼母親的名字:“你(外公)問她。”說完,掉頭去了另一個房間。
看到這裡,你或許已經猜到了什麼。不錯,小偉是一名精神病人。這個剛滿16歲的孩子,被診斷出精神疾病已有5年。持續的藥物治療,并未讓小偉的病情好轉。最近兩三年,他常在晚間大吼大叫,或是将收音機音量調到最大。
有鄰居抱怨說“我都要崩潰了”、“我都快變成精神病人了”……一位樓下的鄰居索性将孩子送進寄宿制學校,盡管孩子才上五年級,除了擔心孩子的睡眠質量,她更擔心的是,與精神病人做鄰居,孩子會不會面臨潛在的暴力危險?
長期接觸精神病人這一特殊群體的人士向紅星新聞記者表示,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礙患者都具有暴力傾向,大約隻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不過,對于少數一些處于發病期且具有傷害他人或傷害自身的風險的精神障礙患者,監護人有義務送患者進行住院治療,而對于處于穩定康複期病人,鄰居應該多包容多理解,患者具備正常溝通能力和思維意識時,就一些鄰裡矛盾,可以和患者家屬及患者友好溝通,換位思考、相互理解,而政府與社會也應為康複者重返社區、社會助一臂之力。
小偉(右)和他的外婆(左)
鄰居是精神病人
和精神病人做了多年鄰居後,李秀(化名)最終選擇了逃離。
李秀的小區,是阆中城裡一個擁有200多戶居民的老小區。因為房子此前一直對外出租,她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樓上的鄰居家裡有一位精神病人。直到自己住進房子,一次偶然發現樓上的鄰居澆花時竟然灌太多水,以至于水直接流進自家客廳,“就像水簾洞一樣”。
後來,她從小區其他居民口中得知,樓上鄰居家的孩子小偉是一名精神病人。一開始,李秀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頂多自家陽台的遮雨棚上,時不時多出一些樓上少年扔下的果皮、餐巾紙……
直到最近兩年,李秀覺得自己和精神病人做鄰居的經曆讓她快要崩潰了,“以前白天無論如何吵鬧,我都忍了,但是現在晚上也在家裡大吼大叫,重重地踩踏地闆,把收音機音量調得很大……”
“他就是個孩子,那麼小,怎麼辦?”無奈之下,李秀選擇了逃離。去年秋季開學,她将兒子送去了城裡一所寄宿制學校,這可以保證兒子的睡眠質量,更讓她覺得必須如此做的理由,是盡量消除兒子身邊的潛在威脅,“萬一他(精神病鄰居)哪天把人打了怎麼辦,他是精神病人,你去找誰負責呢?”
最恐怖的一次經曆,發生在今年春節期間。李秀回憶,晚上9點過,門外傳來重重的敲門聲,李秀聽聲音辨出是小偉被家人關在了門外,正在敲打他家的防盜門。“敲門聲大得很,就連我們樓下的窗戶都在震動。”李秀說,在她的惶恐不安中,鄰居家的房門卻一直沒有打開,讓她沒想到的是,小偉繼而又下樓敲打自家房門。
“當時我吓得不得了,就躲在屋子裡,也不敢出去,他走了後,我還打電話報了警,警察最後也來了,建議我們找居委會協調。”李秀事後得知,平時負責照顧小偉的外公當晚因病住院不在家,小偉被關在了門外。
經過這件事後,如果下班晚了,李秀幹脆不回家,直接去住在另一小區的母親家裡睡。一位與李秀住同一棟樓的鄰居也抱怨:“自己都快被折磨成精神病了,(小偉)每天晚上都大吼大叫的。”
李秀說:“我們不是沒同情心,我們隻希望他的監護人也顧及一下鄰居的感受,該讓孩子進醫院接受治療,别耽誤了娃娃。”
老馬心裡也明白,外孫的這些異常舉動,肯定會影響鄰居,他說:“沒有鄰居來找過我們,他們也知道,他(外孫)有病,很多人也都理解”。不過,一位小區的物管人員表示,曾有小區居民向他們抱怨小偉影響其他居民生活,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
一直在治療
老馬一家現在所住的房子,是小女兒買的。平時,家裡除了老馬夫婦倆外,就是大女兒母子倆。大女兒系智力殘疾二級,外孫小偉精神殘疾三級。如果沒有患病或是病情靠藥物得到了控制,小偉現在應該上高中一年級了。
“自從他得病之後,就一直在吃藥治療。”老馬回憶,小偉是上小學六年級時發病的,當時正值春節期間,前一天晚上,一大家人還在一起吃飯,第二天,女婿便打電話,稱小偉連家人都不認識了。随後,小偉被診斷患有精神障礙疾病,至此之後,小偉每天必須服用治療精神類疾病的藥物。
“他還那麼小,我想的是,如果藥物能控制病情,肯定要讓他去學校。”老馬當過知青,他希望外孫能多學習一些知識,2015年,學校老師找到老馬,稱已上初一的小偉,竟然連“男女廁所都分不清楚了”,老馬知道這是外孫生病所緻,他随後将外孫接回家裡。
小偉的病情正在逐漸加重,藥物的劑量也在逐漸增加。采訪期間,小偉在房間裡不停地走來走去,嘴裡“叽裡咕噜”說着家人聽不懂的話語,他一會兒走到廚房,一會兒又傻笑着穿過客廳走到卧室,一刻也不停下。期間,當他再一次穿過客廳時,看到外公正在找一件東西卻一直找不到,他直呼坐在小闆凳上的母親的名字:“你(外公)問她撒”。說完,掉頭去了另一個房間。
據成都某醫院給小偉開具的“門診病情診斷證明書”顯示,小偉患有精神障礙疾病,小偉的殘疾證信息顯示:精神殘疾三級。
老馬特意制作了一個吊牌挂在小偉的脖子上,上面寫着家庭地址和電話号碼。此前,小偉常溜出家門又找不到回家的路,家人半夜外出尋找是常有的事。現在,老馬晚上睡覺必須從屋内将房門鎖上。小偉随身挂着的吊牌上,沒有“精神疾病”的字眼。老馬解釋說:“别人看了不好,隻要看到信息給我打電話就好了”。
小區裡的大部分居民,已經習慣了精神病患者小偉的存在,白天,小偉會下樓和小區裡的孩子一起玩耍時,“(小偉)沒有打人,見到我們,他會打招呼喊‘婆婆’或‘嬢嬢’,得了這種病,真是可憐”。
老馬最怕油菜花變黃的季節,按慣例,小偉的病情會在這個時節反複。“怕他發瘋。”老馬提前去阆中一家治療精神類疾病的醫院,找醫生開了一大堆藥品回來,“現在他長大了,要給他加重(藥物)劑量”。
小偉雖沒動手打過小區裡的其他人,但多位小區居民表示,前不久,曾親眼目睹小馬對其親生母親施暴。
小偉的胸前挂着寫有家庭地址和聯系方式的吊牌
潛在的危險
老馬承認,外孫确實對家人有過施暴,而且不止一次。
最近發生的一次暴力行為,是小偉在小區裡玩耍時,找一旁的母親要100元錢去買乒乓球拍,但母親身上沒有錢拿給他。他開始抓扯母親的頭發并對其毆打,最後,幾位居民合力才将其拉開。此前,他還曾拿菜刀砍傷母親的額頭。去年,小偉将外婆絆倒緻使其左手臂骨折,至今仍打着石膏。
“我們都怕他得很,不敢單獨和他在一起,稍不順意,就要打人。”說這話時,小偉的外婆身體有些發抖。2月20日晚,就在記者前往其家裡采訪前,小偉找她要20元零錢,她隻能乖乖拿錢,“不給他,他就要打人。”
“他打他媽和外婆,很多時候是喊她們去找他爸爸,他說要去打他爸爸。”老馬說,小偉怕自己,從未對自己施暴,他是這個家裡唯一能“鎮得住”小偉的人。
每天早上,老馬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時叮囑小偉吃藥,然後做一家人的早餐,洗碗,收拾好廚房的刀具。出門買菜時,老馬會将小偉帶到樓下的小廣場上,買菜回來後再将小偉帶回家裡,“不敢把他留在家裡,怕(小偉)打他媽和婆婆(小偉外婆)”。
2月20日晚,記者在小偉家裡采訪期間,身高1米75的小偉獨自去了廚房間的陽台上,大聲吼叫。
“你聽不聽得懂他說的啥?”老馬望着記者。
記者搖頭。
“他是在說一番、二番、七番八番,這是他白天在小區裡看人家打麻将,聽别人這樣說了的。”老馬說,外孫類似無厘頭的大聲說話吼叫,一般斷斷續續持續到晚上九點左右。
老馬已經習慣了居民們背後對他這一家人的指指點點。他歎了一口氣又搖頭:“誰也不想自家的孩子變成這個樣子”。天氣好的時候,老馬會騎上電動三輪車,載着外孫到江邊去走一走。“他這種情況,老是在家裡待着也不行。”老馬看了一看小偉,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頭。
小偉的殘疾證
消失的女婿
自小偉患病後,因為女婿外出打工,老馬便将女兒和外孫接到家裡一起生活,方便照顧他們。
大約三四年前,老馬一家與女婿失聯了。老馬曾帶着小偉去女婿老家尋找無果,但親家母說“自己也不知道”。老馬說,平時給小偉買藥治病的花費,基本上都是靠老伴的退休金,好在小女兒平時會給家裡經濟補貼,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開銷。此外,殘聯每個月會發放一定的補貼,政府也給家裡辦理了低保,逢年過節還會給予一定的慰問金。
說到失聯的女婿,70歲的老馬有些氣憤。“我都這麼大年紀了,還能管他(小偉)幾年?”老馬也想過,将小偉送去精神病醫院,但他通過自己的渠道去打聽了之後又猶豫了,他覺得将孫子送進精神病院是件很殘忍的事情,可能會被其他病人欺負,而且一些除去報銷和補貼部分的自費費用,也是家裡的一筆負擔。
“再說了,把他送進去,将來病情好轉了,誰去接他?我們都這麼大年紀了。”前不久,老馬去申請了法律援助,到法院起訴女婿,希望以此讓女婿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屆時再商量如何安置小偉。
2月20日,老馬所住轄區居委會一位張姓負責人說,他們也了解老馬一家的情況,确實情況特殊,對于小區有居民反映小偉夜晚制造噪音擾民的事情,他說居委會也隻能做協調工作,“那個孩子有病,鄰居們也要理解”。
紅星新聞記者曾聯系阆中市殘聯和民政部門,工作人員均表示在對精神病人的治療上會提供相應的補助。阆中市殘聯的工作人員表示,對于小偉的情況,可以到殘聯申請免費的藥物治療,如果住院治療,前三個月可以免費。
專家觀點
遇到鄰居是精神病人,該怎麼辦?在知乎網站上以“精神病人”、“鄰居”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可以發現有很多網友都有類似的經曆,而網友們給出的建議大多是盡量和對方家人溝通,同時要保護好自己,實在不行,搬家也是一種選擇。
南充市第二人民醫院精神科主任胥衛東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每年春天油菜花開和初秋季節,是精神病人發病的高峰期,對于小偉每天在家裡大吼大叫的情況,是處于發病期,家人就應該及時帶他到醫院接受系統的治療,這對緩解病情肯定會有一些幫助,經過治療病情好轉之後,再帶回家裡進行康複休養治療。
“精神病人因為其發病症狀中幻聽、幻想、稀奇古怪的言語行為、以及陰性症狀疏懶退縮導緻衣衫不整,社交能力欠缺等自身因素,以及被部分媒體标簽化了的暴力形象,使得大衆對這個群體産生歧視和恐懼,但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礙患者都具有暴力傾向,大約隻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不過,對于少數一些處于發病期且具有傷害他人或傷害自身的風險的精神障礙患者,根據《精神衛生法》第三十條,家屬或其他監護人有義務送患者進行住院治療。”上海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碩士黃丹琪覺得,老馬不願送小偉進行住院治療的做法欠妥,小偉這些年來病情加重很有可能是缺乏系統性的治療所緻。根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我國目前提倡“病重治療在醫院、康複管理在社區”的康複管理模式,經精神科醫生評估應對其實施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者,應該實施系統、科學的住院治療,因為在住院治療過程中,醫生可以全方位對患者的發病症狀、服藥有效性及其他副反應有一個充分的了解,也會針對患者病情調整藥物和用量,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治療效果,就算是穩定期的患者仍需要長期維持劑量服藥,家人不能代替醫生做主,來決定病人是否需要住院,服用什麼藥物,更不能擅做主張停藥。
黃丹琪長期接觸精神病人這一群體,她目前是上海市虹口區精神衛生中心的一名精神醫療社工。黃丹琪覺得,面對發病期病人,經評估确實有傷害他人風險的,監護人應及時送入院治療,若情況嚴重的,家屬或居委會可以聯系公安機關送入院進行保護性治療,而對于處于穩定康複期病人,鄰居應該多包容多理解,患者具備正常溝通能力和思維意識時,就一些鄰裡矛盾,可以和患者家屬及患者友好溝通,換位思考、相互理解。
“其實很多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堪憂,他們其中很多發病年齡早,導緻無法上學上班,結婚生子更是奢談,被家人抛棄了的精神病人甚至在病院度過大半輩子直至死亡,精神病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在黃丹琪看來,其實康複期的精神病人也和正常人一樣,想要交朋友,想回去上學工作,大衆對待這個群體不要标簽化,除去症狀方面的特殊性,精神病和糖尿病、高血壓這些慢性病一樣,發病就去治,康複期服藥維持病情穩定。此外,政府與社會應該為病人康複提供更多的人力、場所及服務,為康複者重返社區、社會助一臂之力。
紅星新聞記者 王超 攝影報道
編輯 敬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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