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多與占蔔有過“親密接觸”

　　“這是下經三十九卦，為蹇卦，上坎下艮。坎，山也;艮，水也，卦象為山上有水，因而山石嶙峋，水流曲折，有山高水險之象，比喻行路艱難，故謂之‘蹇’。蹇卦下是解卦，合起來就是說：先遇難，後解脫。經文中又說‘利西南’……”北京大學的徐同學撥弄着眼前的木頭棍，一本正經解釋着。坐在他對面的人凝神屏氣地聽着，并不時點頭，直呼“算得準”。

　　被算的人是徐同學的朋友，準備在今年報考西南政法大學的研究生，聽說徐同學對《周易》頗有研究，便硬磨着要算上一卦。他說：“《周易》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很神秘，不是簡單的迷信，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占蔔之術與青少年的親密接觸由來已久。徐同學告訴筆者，初中的時候，他們班上就很流行一種用數字算姻緣的占蔔。同學們相互之間都已經算遍了，班上比較引人注目的人會被算得更多些。這場全班性的占蔔活動被班主任取消後不久，同學之間又流行起一種用撲克牌算命的新方法。近年來，随着網絡的普及，占蔔的花樣更是層出不窮，兼容中西，各種提供算命服務的收費網站生意盎然。

　　在筆者随機調查的50名大中小學生中，有90%的人表示曾經進行過占蔔。雖然沒有任何人在筆者面前承認非常相信算命結果，但是卻有7位都委婉地表示“有其合理性”、“有時會很準”。另外38人則表示，所有占蔔都隻是一種娛樂，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一下時間。北京市楊莊中學的申情說：“占蔔的時候會有很多人圍攏在一起，氣氛很好。我們對于結果倒不太放在心上，常常是說過就忘了。”

　　科普專家：用科學濾掉糟粕

　　算得準的背後是什麼？“大師”徐同學告訴筆者，由于找不到足夠數量的小棒，根本無法按照合理程序來推演。但是憑着對朋友的了解，他主觀地選取了蹇挂，後來的程序隻是裝裝樣子。

　　中國科技館館長王渝生指出，對于占蔔一類在校園的流行，一方面是外來落後文化的影響。比如星座，就是古代歐洲占星術的翻版。那時，天文學還沒有發展起來，迷信與科學混雜着，産生了占星術。占星術對于星座運行規律的觀察為現代天文學所繼承，一些“宿命論”的思想也遺留下來，成為星座命理。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正确繼承，譬如《周易》。

　　王渝生說，随着科學的日漸普及，迷信為了獲得發展，日漸與科學混雜起來。掌紋學、皮膚紋理學、星相學，這些都是科學，有統計學依據，但僅僅體現了先天遺傳的性格和體質。迷信雖然披着科學的外衣，卻是十足的主觀判斷，還将微乎其微的“先天遺傳”擴大到不可逆轉的“命中注定”，是非常可笑的。朱元璋即位以後，曾将與自己生辰八字相同的人召集起來。這些人有的當官，有的耕田，有的還是乞丐，于是朱元璋哈哈一笑，再不相信什麼生辰八字了。

　　王渝生認為，占蔔之術的流行不能一概而論。有些是搞着好玩的，與過年往門上貼倒“福”一樣，原本無可厚非。但是青少年是一個求知欲強、好奇好問的群體，如果不能正确給予引導，就容易陷入“宿命論”的歧途。因此，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意義重大。

　　社會心理專家：它是一種社會心理問題

　　華中科技大學的曹瀛說，對占蔔之類的東西，本質上是不信的，但是偶爾和一些事情牽扯起來，還是會用星座來解釋。中國政法大學的石進也說，算命的本身帶來一種安慰，結果反而不重要。人民大學教授、長期從事青少年問題研究的專家俞國良認為，占蔔一類在校園内長期流行，被大面積的學生所接受，反映的是一個存在于青少年中的、廣泛的社會心理問題，他把它歸結為：從衆、暗示、感染、模仿。

　　俞國良指出，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社會化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的孩子往往表現出求知欲強、情感波動性大、心理承受力弱等特點。他們的人生觀、價值體系尚未完善，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開始越來越多地思考未來。他們一面保留着理想化的人生構想，一面卻又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受挫。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他們對未來充滿了難以把握的虛無之感。同時，社會和家庭對于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又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一方面，德育工作尚未從“虛、空、大”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成績成為對青少年的唯一評價标準，讓孩子們在學習之外難以找到别的寄托。這些都使青少年在面對心理危機時變得更加無助。

　　這時，占蔔在科學的掩護下，伴随着追星、時尚而來，就很容易地侵入了青少年的生活。“宿命論”的魅力就在于，能讓青少年輕而易舉地将失敗歸咎于“命”，使之能夠心安理得地逃避責任。俞國良認為，占蔔流行，折射出青少年的心理困惑。在校園和迷信間築起一道金湯城池，不僅需要科普工作者的努力，從更深刻的層面上說，需要社會和家庭給予青少年更多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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