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理上講,人類大腦的“版本”仍然停留在石器時代。這樣的大腦,比較擅長處理那些古老而具體的問題,比如觀察環境、體味人心,又或者權力争鬥以及社會交往。但這樣的大腦,最難兼容的程序就是概率。說到底,大腦的運轉基本上是模式化的,受不了抽象的邏輯、海量的數據。假如有人因此認為,運氣跟概率完全是兩回事,那也并非沒有道理。
美國人約翰·伍茲(John Woods)是一家大型法律咨詢公司的資深合夥人。2001年9月11日那天,他剛離開位于紐約世貿中心的辦公室不到30秒,第一架飛機就撞向了雙子星塔。
這樣的好運不止一次地降臨在他身上。1993年2月26日,世貿中心遭到爆炸襲擊,地下停車場被炸出一個長60米,寬30米的大坑,濃煙直沖雲霄。當伍茲從39樓的電梯裡走出來,很多人卻在下一秒鐘困在裡頭,上下不能,驚恐萬分。
更早的1988年12月21日,伍茲架不住同事的邀請,退掉了早就訂好的泛美航空機票,去參加公司的一個聚會。結果那架飛機上的200多乘客全部成為洛克比空難的犧牲品。
從概率的角度看,全球有60多億人,像伍茲這樣的幸運,完全可以解釋。可是,這種解釋,對于伍茲個人來說并沒有多大的意思。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運氣不可能隻是随機事件的結果。概率論者中有一派叫做貝葉斯主義者,他們把概率定義為“在給定所有相關信息的情況下,一個人相信某個事件會發生的程度”,其實就考慮到了運氣可能涉及到主觀部分——觀察者的概率與當事人的概率不是一回事。
心理學家認為除了既定的概率,一個人的運氣往往還與他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密切相關,也就是經常說到的“性格決定命運”。要不然,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幸運者好運不斷,而不幸者厄運連連。
理查德·懷斯曼(Richard Wiseman)和他的團隊曆時三年,對400餘位志願者進行了采訪、調查和測試,對性格與運氣有關的觀點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的确如此。
他就人格的“親和性”(agreeableness)、“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神經質”(neuroticism)和“開放性”(openness)等五個維度,對幸運者和不幸者做了量化對比,發現在“親和性”和“盡責性”這兩個維度上,運氣好的人與運氣差的人沒什麼區别,但是在餘下的三個維度上,二者的差别相當大。
比如“外向性”,幸運者明顯強于不幸者。幸運者通常更外向,更擅長和人打交道。他們樂意結識更多的人,願意在社交中扮演“磁石”的角色,還盡量和相識的人保持持久的聯系。
懷斯曼同時發現,那些相信直覺的人、輕松看待生活的人以及對新鮮事物持開放态度的人往往更加走運,因為這些人更容易創造、注意和把握機會。相反,過于神經質的人卻受困于内心的焦慮,過度關注困難和不幸,結果失去了不少良機。
以上研究或許有心靈雞湯的嫌疑。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有些問題的答案即可以是膚淺的,同時還很正确。既然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必然對外部世界造成影響,那麼它們塑造命運的能力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其實,心理學家讨論的五個人格維度,綜合起來看就是一個人特有的行為傾向。在行為傾向的背後,信念才是驅動力。也就是說,往深處挖掘,運氣也好,概率也罷,信念的作用不可忽視。
在我們的生活中,多數情形下,信念都處于隐匿的狀态。打個比方,你早上起來洗漱喝牛奶吃面包,拎起挎包出門上班,這一系列瑣細的行為,幾乎不包含一絲的懷疑。這就是信念隐蔽的作用。你不會疑心牙膏有毒面包生黴,或者出門遭遇雷擊,除非你的信念遭遇事實的挑戰,例如有人告訴你某某品牌的牙膏氟超标,牛奶中含有三聚氰胺,或者面包裡反式脂肪過多,否則你不會花精力去計算壞事發生的概率,來檢驗信念與事實的符合程度。
信念不僅隐匿,而且牢固。一個球迷可能在心裡盤算過一場球賽的諸多勝負可能,但是到了現場,他仍堅信自己熱愛的那一方才會赢。一個光線昏暗的夜總會發生火災,驚慌失措的人往往湧向人群最集中的通道,置就近便利的無人小門于不顧——很可能也是源于“多數人總是對的”這樣的信念。
英美的醫學統計顯示,除了晚期癌症、病毒細菌感染等嚴重的慢性疾病患者,心髒停跳的人假如救護及時,活過來的概率為16%到18%。在施救得法的情況下,這一概率甚至可以高達38%。死而複生的可能性如此之高,竟然遠超想象,就是因為在我們的信念中,死亡乃是注定,所謂“人皆有一死”。
好萊塢明星安吉麗娜·朱莉(Angelina Jolie)為信念與概率的沖突提供了最鮮活的案例。2013年5月14日,朱莉在《紐約時報》網站上發表公開信,宣布為了降低罹患乳癌的風險,她做了雙側乳腺切除。她表示,選擇進行這一手術是因為她有家族遺傳的基因缺陷。醫生預計她患乳腺癌的概率為87%,患卵巢癌的概率為50%——朱莉的母親就是因乳腺癌在56歲時過早去世。
“當我知道這就是現實時,我決定‘先發制人’,盡可能降低這一風險,因此我決定接受預防性雙乳切除術。”朱莉在公開信中寫道:“我首先選擇了乳房手術,因為患乳腺癌的風險更高,手術也更複雜。”她還說,整個手術治療過程完成後,她的乳腺癌發病率已經降至5%。
盡管朱莉做了合理的解釋,但這則新聞還是在全球範圍引發熱議,原因就在于大衆對運氣抱有的傳統信念遭到了概率的沖擊。事實上,朱莉的決斷在西方,特别是美國已經不算新鮮事。早在10年前,我就寫到過兩位年輕的西方女孩在知曉家族遺傳史的前提下,預防性地切除乳腺、卵巢和子宮的故事。與當年相比,我的觀念可能有所變化。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已開始意識到,運氣、信念與概率存在錯綜複雜的關系。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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