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3月8日下午，在江西景德鎮浮梁縣，一位瓷器店老闆被公安廳辦案人員抓捕，被抓時他還嘴裡嚷嚷着冤枉。公安同志義正言辭地說：“冤枉？我問你，你可知道陳敬齋這個名字？”聽到這個名字之後，原本氣焰十分嚣張的陳福林聽到這個名字，便癱軟在地，他知道是自己的報應到了。

　　江西景德鎮舊照

　　原來被捕的這個人是陳福林，真名叫陳敬齋。在他被捕後不久，周總理便從中央親自下令，判處陳敬齋死刑，并于6月19日行刑。這個陳敬齋究竟因為什麼原因，竟然能引起中央政府的如此重視，使周總理親自下令處決他呢？事情還要從20年前說起。

　　陳敬齋，江西南昌人，祖傳的瓷窯基業使他們家家底殷實。陳敬齋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每天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人送外号“窯公子”。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他敗光了家中的資産，無奈之下，隻能另謀生路。1925年考入了黃埔軍校，畢業之後在廣州國民政府工作，後來，他跟随國民革命軍參加了北伐戰争，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大革命失敗之後，他便逃回了景德鎮老家，脫離了共産黨。

　　當時他依舊做着升官發财的美夢，覺得第三黨既沒有政治危險，也能有高官厚祿，在老家呆了一段時間，他便聯系了好友王忱心，在王忱心的介紹下，加入了第三黨，主要從事地下活動。可是在這裡的工作也并不像他想得那麼輕松，時刻要躲避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追捕和迫害，日子過得心驚膽戰。而陳敬齋遊手好閑慣了，時間一久，他開始渎職懶散，工作幾次出錯，多次受到上司鄧演達的批評。但他卻仍舊不思悔改，不僅工作中玩忽職守、貪污腐敗，而且還在單位裡挑撥他人，把工作環境搞得烏煙瘴氣，周圍的同事對他都意見很大。他還經常向鄧演達“哭窮”，說自己家中時常“揭不開鍋”，鄧演達為人十分熱心，聽到自己的部下生活如此困難，便會給陳敬齋頒發一些補助金。但就是這樣如此周全地對待他，仍舊沒有喚醒陳敬齋的一絲良知。

　　此時的鄧演達，團結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創辦了“黃埔革命同學會”，并在北平、武昌等地都設了分會，大肆進行宣講和演說，揭露蔣介石軍事獨裁、分裂革命的醜惡面目，團結大家一起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眼看着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鄧演達的革命事業，隐隐有超越自己的勢頭，蔣介石感到十分恐慌，于是立刻下令懸賞20萬元來捉拿鄧演達。

　　1931年6月份，經過組織的慎重考慮，決定将陳敬齋調離上海，派往福建。陳敬齋知道，這次調職去福建，其實是鄧演達不再信任自己了，自己的高官厚祿也将化為泡影，心中很是苦悶。

　　鄧演達

　　當他看到了國民黨重金捉拿鄧演達的懸賞令時，不由得心生歹念，想在離開上海之前再撈一筆錢。他化名鐘春岑，給國民黨蔣介石寫了一封告密信，聲稱自己是第三黨的黨員，願意将鄧演達在上海的行蹤透露給了蔣介石，并附帶了要提供資金并幫助自己出國留學的條件。并在信中說道：“如果需要我，可以派人以登報尋人啟事的方式來約定時間和地點。”信寄出去之後，陳敬齋便每天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光明前途”。

　　原來，國民黨内部也是人人各懷鬼胎。蔣介石雖然下令要捉拿鄧演達，但并沒有說是否要殺掉他。這個逮捕過程萬一沒把握好尺度，蔣介石怪罪下來，誰也擔不起責任。于是陳敬齋這封告密信便輾轉了好多人之手，卻始終沒有回信。

　　終于，蔣介石得知了此事，他下令讓自己的親信王柏齡着手此事，王柏齡與鄧演達素有嫌隙，因此對這件事情十分上心。他聯系到陳敬齋之後，許諾他隻要抓住鄧演達，一定會好好重賞他。陳敬齋在得到許諾之後十分賣力，多次打探鄧演達的行程，企圖尋找時機，與王柏齡、鄧警銘和王斌等特務一起聯手逮捕鄧演達。

　　蔣介石（左1），王柏齡（右1）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将會出席江西起義幹部培訓班的結業儀式，在聽說這個消息後，陳敬齋感覺是個抓捕鄧演達的好時機，但由于會議地點比較隐蔽，他便假惺惺地提出自己也要參會，趁機知道了會議地點。随後他急忙将這個消息透露給了偵緝隊隊長王斌，王斌迅速帶人進入會場将鄧演達、羅任一行人全部拘捕。

　　鄧演達被捕之後，蔣介石下令盡快将他押送南京。但其實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由于愛惜鄧演達的才幹，并沒有打算将他處死。可是經過多天的審訊和勸解，鄧演達絲毫不願意向自己低頭，宣稱“絕不變更自己的政治主張，自己絕對不會苟且求活”。見此人軟硬不吃，蔣介石知道，鄧演達必然不能為自己所用了。

　　蔣介石的部下陳誠，曾經受過鄧演達的教誨，兩人私下裡是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在聽聞蔣介石逮捕了鄧演達之後，他多次向蔣介石緻電，請求釋放鄧演達。而社會各界也都知道了鄧演達被捕的消息，紛紛展開了積極救援，特别是當時黃埔軍校的師生們，不僅公然上書批判蔣介石的行為，要求釋放鄧演達，而且還自發籌集資金去安置鄧演達家眷。這些行為使蔣介石感到十分棘手，他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将鄧演達釋放出去，否則一定會成為自己獨裁統治的最大變數。

　　陳誠

　　因此蔣介石惱羞成怒，不顧社會上的巨大反響，在喜他下野之前，下令将鄧演達秘密處決。于是1931年11月29日，在南京城麒麟門外的沙子崗，一聲槍響之後，這位忠勇奮發的革命人才終究是隕落了，享年僅36歲。

　　而得知鄧演達被捕之後，陳敬齋便興奮地去找國民黨“邀功”。接待他的是特務頭子葉秀峰，此時的陳敬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毫無用處了，因此他的态度十分不耐煩。當陳敬齋問到什麼時候能送自己出國的時候，葉秀峰敷衍地說：“不是我們不能送你出國，實在是現在太動亂了，這護照實在是不好辦呀，要不你先留下來吧，在我們這兒工作，如何？”

　　陳敬齋一聽這話，心裡涼了半截，他說到：“可是這是你們上司王柏齡親自答應過我的呀，可不能反悔。”

　　一聽這話，葉秀峰越發不滿了，說：“我們可沒有反悔，既然你這麼不識擡舉，那就算了。我向上級給你申請一萬元錢，作為你的獎金吧。怎麼樣？”

　　本以為自己以後能出國飛黃騰達的陳敬齋，眼見着自己的“重金”竟然變成了區區一萬元錢，他才知道自己是被國民黨騙了，卻也不敢再讨價還價了，隻能答應着。

　　這一萬元錢是被層層剝削，最後到陳敬齋手上的也是寥寥無幾。陳敬齋雖然心中憤恨，但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根本無處“伸冤”，而第三黨那邊自己肯定不能回去了。為了保命，他隻好逃回到景德鎮老家，重新操起了家中的瓷器舊業。

　　而此時的臨時行動委員會得知是陳敬齋出賣了鄧演達的行蹤時，決定派人除掉這個叛徒，但很遺憾的是并沒有得手。可是，與鄧演達一起革命的同志們并沒有放棄，一直在尋找陳敬齋的下落。

　　1934年，中國共産黨發表了《八一宣言》，為響應“停止内戰，共同抗日”的号召，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香港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又于1947年，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積極開展愛國運動，配合解放戰争。因此，陳敬齋便得以苟延殘喘，多活了幾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農工民主黨的領導人重新把緝拿叛徒陳敬齋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在景德鎮暗中調查陳敬齋的行蹤。此時的陳敬齋覺得，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來，自己也已經改了化名“陳福林”了，雖然經營着一家瓷器廠，但在有“瓷都”之稱的景德鎮并不顯眼，應該是十分安全了，便逐漸放松了警惕。1950年，農工民主黨的中央主席章伯鈞、副主席彭澤民先後向公安部長羅瑞卿鄭重彙報此事，稱陳敬齋為“民主黨第一仇敵”，羅瑞卿當即指示江西省當地公安機關立即處理此事。

　　羅瑞卿

　　在農工民主黨江西省委陳其勳的協助之下，浮梁行署公安處的公安人員很快鎖定了利興福瓷廠的老闆陳福林，經過詳細調查，發現此人的各個方面都與陳敬齋十分相符，便立即下令将他逮捕歸案。

　　公安機關經過嚴密的部署，決定派人先将他引誘出門，再進行抓捕活動。于是在3月8日下午，向法宜喬裝成商人，敲開了陳敬齋家的大門，稱自己是想與他談生意的。陳敬齋雖然在景德鎮開了這家瓷廠，但由于經營不善，始終業績平平，沒有太多生意。一聽說這人是來找自己談生意的，而且戴着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的，便放下了戒心，跟上了向法宜的腳步。

　　一路走着，便到了景德鎮公安局的門口，這時，後面尾随的兩名公安人員迅速圍上來，對陳敬齋說道：“陳老闆，有什麼話進局子裡再說吧！”陳敬齋這才明白過來，自己已經被公安機關盯上了。

　　此時的陳敬齋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已經僥幸逃過了20年，以為國家早已将自己忘記了。卻不曾想，國家剛解放，自己就被抓了。其實國家從來就不會忘記每一位英勇烈士，也絕不會容許一個無恥狂徒逍遙法外！

　　但是陳福林在被審訊過程中，心知已經賴不掉自己的真名陳敬齋了，但他仗着年代久遠，估計好多人證、物證也不好找了，所以他便咬定稱自己是受了王忱心的指使，并胡亂編造情節，企圖蒙蔽公安人員的眼睛。由于案件十分重大，又缺乏确鑿的證據，江西省公安廳的廳長王卓超在審理過程中一時拿不定主意。

　　眼見着叛徒已經落網，但是遲遲沒有結案，農工民主黨的中央領導人心中也是十分焦慮。1950年3月31日，十餘名農工民族黨領導人聯名緻信周恩來總理，在信中陳述了陳敬齋的叛徒行徑，請求依法将他處刑。收到信函之後，周總理十分重視，立刻批示中央辦公廳去督促辦理。

　　周恩來

　　當年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羅任一，他曾在入獄時見過鄧演達，兩人交談商量之後确定，陳敬齋就是叛徒。在聽說陳敬齋被捕之後，他急忙寫了一份材料，證實陳敬齋确系是農工民主黨的叛徒。通過公安部的大力審查，民主人士的鼎力協助，終于還原了陳敬齋一案的案情真相。面對衆多有力的人證和物證，陳敬齋不能再繼續抵賴，隻能承認了自己當年的犯罪行為。

　　1951年6月，陳敬齋被判處死刑，于6月19日行刑，至此，案件告一段落，這個“江西第一叛逆”陳敬齋終于得到了自己應有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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