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原文标題《農業一萬年》，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人類進化史上有很多重要節點，農業的發明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類之所以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與農業的發明有着直接的關系。同理，地球之所以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也和農業的發明息息相關。

　　主筆/袁越

　　夕陽下廣西的水稻田，稻米是中國最主要的主食來源之一（視覺中國供圖）

　　最古老的城市

　　7月的以色列，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由于地處地中海東岸，以色列的氣候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氣候，短暫的冬季溫和多雨，漫長的夏季炎熱幹燥。放眼望去，整個國家一片枯黃，隻有北部山區和依靠人工澆灌的農田裡才能看到些許綠色。

　　我和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散客拼成了一個旅行團，在耶路撒冷登上了一輛巴勒斯坦牌照的大巴車，開往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小城耶利哥（Jericho）。這是《聖經》裡提到過的一座古城，在基督教裡有着特殊的地位。不過我并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加入了這個團，而是因為耶利哥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距今已有上萬年的曆史了。

　　位于約旦河西岸有着萬年曆史的耶利哥古城（視覺中國供圖）

　　我們的導遊是個巴勒斯坦人，一路上盡顧着罵以色列了，介紹起景點來三心二意。據他說，耶利哥曾經是約旦河西岸的農業基地，因為這裡有一個永遠不會幹枯的泉眼。雖然經過多年的開采，泉水早已幹涸，但現代人發明了抽水機，把地下水抽出來灌溉，所以這裡依然是巴勒斯坦人的糧倉，該國三分之一的蔬菜水果産自這裡。

　　大巴車沿着盤山公路一路向下，穿過成片的農田，來到了耶利哥古城遺址。這地方位于一個山谷的谷底，海拔-280米，難怪會有泉水。古城遺址位于一座小山包上，最早是在1868年被發現的。這地方的原住民喜歡在舊城的原址上再造新城，所以這裡的古迹都是按照年代分層的，距今最古老的城市在最下面。考古學家們直到20世紀後期才終于挖到了最底層，發現了那個距今已有1萬年曆史的最早的古城。

　　古城裡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早就被搬進了博物館，遺址處隻剩下一個大坑，裡面有一段古城牆的遺址，以及一個圓錐形的石頭建築。“這座建築是古人建造的糧倉，這說明此處的農業很發達，糧食有了富餘，這才有能力建造起一座城市。”導遊指着那座圓錐形建築對我們說，“城裡養着一群不從事糧食生産的工匠和官員，這就是城市和村莊的最大區别。”

　　導遊最後這句話代表了考古界的傳統想法，即城市都是在農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耶利哥古城位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西南角，這塊地方在地圖上狀如一個倒懸的彎月，大緻涵蓋了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約旦和土耳其等國家，是公認的全世界最早的農業發源地。傳統理論認為，人類隻有在發明了農業之後，才第一次有了多餘的糧食養活一批不直接從事食物生産的“閑人”，比如手工業者和商人等等。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不會發展出科學和藝術，人類文明将永遠停留在茹毛飲血的階段。

　　但是，導遊前面那句話卻讓我起了疑心。那個圓錐形建築的直徑約有6米，外牆卻厚達1米，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石塔而不是糧倉。我立刻掏出手機查了一下維基百科，發現這個導遊在亂講，這座建築果真是一座高達8.5米的石塔，塔身的主體部分埋在土裡，我們看到的隻是頂端的一小部分而已。塔内據說還有一個22級的石階直通塔頂，但從外面是看不到的。

　　碳-14測年結果顯示，該塔已有1.1萬年的曆史了。那時的人類才剛剛開始學習種地，文明程度還很低，石頭房屋都很少見，難怪考古學家們稱之為“人類最早的摩天大樓”。奇怪的是，1萬年前的古人為什麼要建造一座如此之高的石塔？針對此疑問，考古學家們提出過很多解釋。多數人根據常識認為這座塔是個瞭望哨，目的是防止敵人偷襲。也有少數人相信這是當地酋長的墳墓，類似古埃及的金字塔。但是，該塔位于古城的一角，位置太偏，不像是瞭望塔。那段時期該地區也沒有爆發過部落沖突，古城居民沒有必要花那麼大力氣建造瞭望塔。塔内也沒有發現過任何遺骸或者陪葬品，不太像是個墳墓。

　　2011年，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考古學家們用計算機模型分析了該塔和周圍環境地貌之間的關系，得出結論說這座塔是當地酋長為了彰顯自己的權力而建造的，目的是吓唬老百姓，強迫他們放棄狩獵采集生活，改為開荒種田。

　　原來，這座塔的位置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每年夏至那天的黃昏時分，附近最高的那座山的影子正好落在塔尖上，視覺效果十分震撼。考古學家們猜測，當地酋長會選擇在那一天登上塔頂，向周圍的老百姓炫耀自己的威儀，好讓大家臣服于自己，搬到城裡定居下來，成為一名種地的農民。

　　為什麼種地還要強迫呢？狩獵采集難道不是一種更辛苦的生活方式嗎？

　　按照傳統教科書上的說法，農業的發明是人類進化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們的祖先自20多萬年前誕生在非洲之後，就一直靠狩獵和采集為生，過着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直到1萬年前新月沃地的居民們靈機一動發明了農業，人類終于過上了自給自足的安逸生活，人類文明從此走上正軌。

　　非洲卡拉哈利遊獵部落（視覺中國供圖）

　　教科書還告訴我們，農業的發明也是人類進化的必然結果。這個說法有兩個看似無可辯駁的證據：一、全世界至少有6個獨立的農業發源地，當地人在沒有外來經驗借鑒的前提下，獨立地發明出了農業，這說明農業是人心所向，隻要想到了，一定會去做。二、如果一個農業部落（包括畜牧業）和一個狩獵采集部落之間爆發沖突，幾乎總是以前者獲勝而告終。如果兩者發生融合，隻要自然條件允許，農業一定會取代狩獵采集，成為融合民族新的謀生方式，曆史上找不到任何反例。這兩個證據似乎說明，農業代表着先進文明，狩獵采集代表着落後文明，人類一旦學會了種地，肯定會主動放棄采獵生活。

　　但是，在非洲進行的一系列田野調查颠覆了這個觀點。一批人類學家跟蹤調查了一個名為卡拉哈利（Kalahari）的遊獵部落，發現這個部落成員們每周平均隻需花12～19小時找吃的，其餘時間不是在樹蔭下乘涼就是在和朋友家人聊天，日子過得非常逍遙。相比之下，早期農民活得非常辛苦，幾乎每天都要下地勞動，工作強度反而要比狩獵采集者大得多。

　　換句話說，比起狩獵采集來，種地反而是一種更加艱苦的生活方式，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耶利哥古城的那個酋長用盡了各種手段威逼利誘，甚至不惜組織手下人建造了那樣一座巨無霸，這才讓周圍的居民們甘願放棄狩獵采集生活，成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代農民。

　　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我們的祖先當初為什麼要放棄舒适的采獵生活，改以務農為生呢？答案要從地球生态系統的基本規律說起。

　　農業的起源

　　生活在21世紀的現代人很容易産生一種錯覺，以為人類是這個世界的主人，我們有很強的自由意志，想幹啥就幹啥。其實人類一直是地球生态系統中的一員，必須遵守這個系統的基本法則，沒有例外。

　　按照著名的加拿大植物生态學家和農業史專家拉奧·羅賓遜（Raoul Robinson）教授的說法，大自然有三個基本法則，無論是誰都必須遵守：第一，任何一個固定空間的環境承載力都是有限的，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物種都有一個數量上限，無法超越。第二，每個物種所占有的生态位也是有限的，比如陸地動物很難生活在海裡，熱帶植物不可能在極地生根發芽。第三，任何一種生物的繁殖速度都必須超過其環境承載力的上限，其目的是為了增加保險系數，否則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這個物種就有可能滅絕。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前兩個法則和第三條法則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它們必須同時成立的話，那隻能意味着兩件事：要麼每個生物個體都活得不舒服，始終處于半饑餓的狀态，要麼很多生物個體都必須死，把有限的資源留給别人。事實證明，這正是生物界已經持續了億萬年的狀态，也是物種進化的原始動力，畢竟“适者生存”又可以翻譯成“不适者死”。

　　作為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人類極大地擴展了前兩條法則的适用範圍。比如，人類雖然誕生在溫帶的非洲大陸，但我們的祖先逐漸學會了縫制獸皮衣服，掌握了制造帆船和木屋的技巧，最終占領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的陸地生态系統，甚至包括北極地區和一部分近海海洋，成為首個跨越不同生态圈的大型物種。

　　不過，地球上可供人類捕獵的地方畢竟是有限的。根據第三條自然法則，人類的繁殖速度必将超越土地的供養能力。等到那一天到來之後，祖先們就不得不像獅子、老虎等頂級捕食者那樣劃分出各自的地盤，每個部落隻在自己的領地範圍内狩獵采集，自生自滅。偶爾有吃不飽肚子的新生代成員試圖走出領地開辟新的疆土，等待他們的隻有殊死的搏鬥和不可避免的死亡。

　　以前的曆史教科書認為，人類是從發明出農業之後才選擇定居生活的。新的考古發現推翻了這個說法，比如納圖夫人（Natufian）早在1.4萬年前就在新月沃地建立了永久性村莊，每個村莊的規模甚至高達數百人，但他們都是狩獵采集者，不是農人。

　　事實上，相比于農業，定居才是人類進化史上真正的大事件。定居生活使得人類智慧的代際傳承成為可能，人類文明從此開始騰飛。定居生活還使得人類首次産生了私有财産的概念，等級制度應運而生，剝削和壓迫成為常态；更重要的是，定居生活導緻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因為早年間四處遊蕩的獵手們不得不帶着妻兒一起上路，為了照顧年幼的孩子，女人們主動減少了懷孕的次數。定居之後，母親們不但不用背着孩子四處走動了，甚至還可以把全村的孩子們集中起來交給老人撫養，于是育齡婦女們生孩子的頻率由過去的平均每4～6年生一個改為平均每年生一個。雖然其中半數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夭折，但人口的增長速度仍然比過去快了至少一倍，大家很快就發現狩獵采集來的食物不夠吃了。

　　雖然人類是自然界的頂級獵手，但根據第一條自然法則，一塊土地所能養活的野生動物就那麼多，吃光了就沒了。第二條自然法則規定，既然人類的消化系統已經适應了肉食，就沒辦法再去吃草和樹葉了。植物界中隻有一部分果實能被人類祖先直接食用，因為果實進化出來就是為了被動物吃的。可惜一塊土地上所能采集到的果實同樣是非常有限的，很快也采光了。

　　值得一提的是，聰明的祖先們發明了火，極大地擴展了食物的範圍。比如以前無法食用的腐肉終于可以在燒烤後被人類利用了，以前難以消化的種子也終于可以在烹饪之後變成易于消化的粥飯了。為了給下一代提供能量，種子的能量密度非常高，理論上屬于優質的食物來源。但為了不被動物們吃掉，其中含有的澱粉都是難以消化的複雜澱粉，不煮熟的話是沒法吃的，凡是小時候偷吃過生大米的讀者對此想必都有切身體會。

　　就這樣，當人類祖先因為人口密度太大而吃不飽肚子的時候，某位智者靈光一現，意識到種子發芽後可以結出更多種子，農業就這樣誕生了。事實上，這樣的靈光一現隻能在人類選擇定居之後才有可能出現，因為從一粒種子到很多粒種子的過程需要漫長的時間、大量的勞動力，以及無與倫比的耐心，隻有定居者才能做到。所以說，農業絕不是狩獵采集者為了偷懶主動做出的選擇，而是當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光靠狩獵采集已經不夠吃時的一種無奈之舉。

　　美國人類學家賈雷德·戴蒙德（IC photo供圖）

　　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最早開始質疑農業起源的學者之一，他早在1987年時便在《發現》（Discover）雜志上撰文指出，發明農業是人類所犯的最大的錯誤，農業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喂飽越來越多的人口，所以農業發明之後人類的生活質量每況愈下。

　　戴蒙德是講述人類曆史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的作者，他在文章中列舉了農業帶來了三大害處，每一個都有充分的證據。第一，為了喂飽越來越多的人口，農民們隻能用廉價的熱量（谷物澱粉）代替營養豐富的食物（肉類和野果），導緻蛋白質和維生素的缺失。狩獵采集時代的人類食物種類非常豐富，營養均衡，所以那時候的人類健康狀況普遍要比農民們好，甚至身材也都更加高大健壯，這一點有無數考古學家可以證明。

　　第二，農業的本質是追求能量生産效率，所以農民們傾向于隻種那些能夠帶來高産的農作物，導緻農作物的品種越來越單一。進化史上的無數案例證明，生物多樣性越低，抵抗風險的能力也就越差。單一作物一旦遇到某種病蟲害，或者氣候稍有不适就會面臨絕産的風險，其結果就是大面積饑荒。縱觀整個古代人類史，大大小小的饑荒幾乎每隔幾年就要來一次，沒有任何一個農業社會能夠逃脫這一宿命。

　　第三，農業是絕大多數人類傳染病的罪魁禍首，主要原因在于農業導緻人類聚居區的密度進一步增加，這就給傳染病的傳播提供了溫床。另一個原因是畜牧業的發展讓人類和動物之間經常發生親密接觸，相當多的病菌和病毒都是從動物傳到人的。

　　除此之外，農業還加劇了貧富分化，并進一步降低了婦女們的生活質量。農村家庭對勞動力的需求非常大，逼得農村婦女們從青春期開始就得為丈夫生孩子，一直生到更年期為止。有人研究過古代婦女的經期，發現一名典型的農村婦女一輩子來月經的時間加起來平均隻有一年多一點，其餘時間要麼在懷孕，要麼在哺乳，簡直就是一台嬰兒制造機。

　　正是因為農業為人類帶來了如此多的災難，耶利哥古城的那個酋長這才要動員那麼多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彰顯權力的高塔，強迫部落裡的人們放棄自由自在的獵人生活，變成整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别看農業有那麼多缺點，但農業有一項優勢，那就是豐年時能夠支撐的人口數量遠比狩獵采集多得多。在冷兵器時代，100個老弱病殘一定能打敗一個強壯的獵手，這就是為什麼當兩個部落發生沖突時，農業部落總能獲勝的原因。

　　在那個荒蠻年代，這個優點勝過了一切缺點，于是農業迅速在整個地球普及開來，成為絕大多數人類社會唯一的謀生方式。人類在農業的幫助下，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地球霸主”的地位，地球的生态環境面臨滅頂之災。

　　1993年索馬裡饑荒中被國際組織救助的兒童（高品圖像供圖）

　　被農業改變的人類

　　離開了耶利哥古城，我們乘坐的大巴車調頭向東，朝着下一個目的地——約旦河駛去。沿途除了幾塊依靠地下水澆灌的農田外，漫天遍野盡是黃沙，路邊連棵雜草都很少見到。

　　半小時後，我們到達了位于約旦河邊的耶稣受洗處。萬萬沒想到，這條大名鼎鼎的約旦河還不到5米寬，應該改名叫約旦小溪才對。溪水泛着綠光，有氣無力地向南流去，最終彙入比它名氣更響的死海。雖然名字裡有個海字，其實那就是一個内陸湖，含鹽量高到能讓人浮起來，由此可見這條約旦小溪确實沒能提供足夠多的水量。

　　自然環境如此嚴酷的地方，怎麼會成為人類最早的農業發源地呢？這就要從它的地理位置說起了。中東地區是歐亞非三塊大陸的交會處，智人走出非洲後在這裡建立了第一個根據地，人口密度一直非常大，依靠采獵得來的食物經常不夠吃。就像前文所說，發明農業的最大動力是喂飽越來越多的人口，新月沃地是當時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符合這個條件。

　　另一個原因在于這塊地方獨特的地中海式氣候。這裡的旱季又熱又幹，野草活不下去，隻能趁着短暫的雨季拼命生長，然後迅速把所有營養富集到種子裡，以此來熬過漫長的旱季，等待下一個雨季的來臨。正因為如此，這裡的野草種子個頭都非常大，而且易于儲藏，深受采集者們的青睐。

　　如今被稱為“××草”的植物大都屬于禾本科，這類植物最晚在6500萬年前就已經出現在地球上了，那段時間正是恐龍滅絕、哺乳動物成功上位的年代，地球上的動植物來了一次大洗牌。和其他植物不同的是，禾本科植物的葉片是從基底處長出來的，被吃掉後不影響整株植物繼續生長，這一特質使它從哺乳動物的圍剿中脫穎而出，成為地球上最具統治力的植物物種。如果不算格陵蘭島和南極洲的話，地球陸地表面積的40%是被禾本科中的草本植物占據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禾本科植物就沒有哺乳動物的今天，人類也就不會出現了。

　　也許是因為經常被吃的原因，大部分草本植物都是一年生的，其特點是根系淺，生長迅速，僅需一年就可以完成整個生命周期，結出很多富含營養并易于儲藏的種子。這些特點保證種植者每年都有收獲，而且加快了新品種的優化速度，在農業的誕生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如今70%的農作物品種都屬于禾本科，人類從食物中獲取的卡路裡至少有一半來自禾本科，我們賴以為生的糧食作物，比如被稱為“人類三大主糧”的小麥、水稻和玉米也都屬于禾本科。

　　這其中，小麥是在新月沃地被馴化的，應該是人類馴化的第一種農作物。小麥種子的營養成分相對比較豐富，除了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之外，蛋白質的含量也比較高。但小麥的缺點是産量低，遠遜于後來在長江流域被馴化的水稻。稻米的單産最高可達小麥的5倍，大米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在烹饪後也更易消化，這就是為什麼以大米為主食的民族人口密度普遍要比以面粉為主食的民族高的根本原因。

　　稻米雖然産量高，但營養成分較為單一，缺乏一些人體必需的維生素和礦物質，比如維生素A和鐵元素等，也許這就是東亞人身材普遍較矮的原因。稻米不但是所有谷物當中鐵含量最低的，而且大米中含有的植酸（Phytates）能夠和鐵元素相結合，防止其他食物中含有的鐵元素被腸胃吸收。因此，以大米為主食的兒童易患貧血症和維生素A缺乏症，後者不但會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還會導緻失明。科學家們曾經用轉基因的方式培育出一種不含植酸，同時又富含胡蘿蔔素（可以在體内轉化為維生素A）的“黃金大米”，能夠幫助那些以大米為主食的窮人解決這兩個問題。可惜因為部分發達國家的反轉勢力太過強大，這種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新品種一直沒能在全世界普及開來。

　　那麼，古代人是如何解決大米營養缺乏這個問題的呢？答案就是多吃菜。凡是吃米飯的地方蔬菜的品種都異常豐富，除了特别窮的人家之外，每頓飯都會配好幾樣菜，遠比吃面食的地區豐富得多。所有的蔬菜當中，豆類富含蛋白質，是谷物最好的夥伴。中國人的飲食中包含大量以大豆（黃豆）為原材料的豆制品，印度人則喜歡在米飯旁邊配一勺用咖喱湯煮出來的扁豆，以色列人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鷹嘴豆壓成豆泥，配以橄榄油和各種調味料，做成胡姆斯（Hummus）醬，搭配用面粉做成的大餅（Pita），這個吃法味道可口，營養齊全，被譽為以色列的國民飲食。

　　2005年，嚴重的幹旱和蝗災共同造成了尼日爾饑荒。尼日爾在世界最貧窮國家中位列第二（視覺中國供圖）

　　原産于美洲大陸的玉米和水稻有點類似，兩者同樣是産量很高但營養價值相對較低的谷物，所以美洲原住民也喜歡吃豆子，道理是一樣的。雖然玉米的單産比不上水稻，口感比不上小麥，但玉米的優點是種植時不需要太多的勞動力，成熟的玉米粒也不容易被鳥啄食，生産成本較低，在如今這個事事講求效率的年代逐漸顯出了優勢，所以玉米的播種面積不斷擴張，大有取代小麥和水稻成為人類第一大糧食作物的趨勢。

　　南美洲除了為人類貢獻了玉米之外，還貢獻了西紅柿、土豆、辣椒和煙草，它們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值得一提的是，這四種農作物都是茄科植物。除了茄子最早是被印度人馴化的之外，世界上絕大部分茄科植物都是被美洲原住民馴化的，因為大部分野生的茄科植物隻分布在中北美洲。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傳統農業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因地制宜。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隻能從當地野生植物的寶庫中去尋找可被馴化的品種，沒有例外。比如新幾内亞島的原住民雖然獨立地發展出了農業，但因為島上缺乏适合馴化的草本植物，當地人隻有芋頭（Taro）可種，這玩意兒無論營養價值還是産量都極差，島上的原住民之所以沒有發展出先進的文明，與當地的農業效率低下有着直接的關系。

　　同理，畜牧業的發展也和當地特有的野生動物資源息息相關。動物馴化比植物馴化更難，人們隻能從群居動物中尋找可被馴化的品種，因為群居讓它們天生就容易被馴服。事實上，目前已被馴化的家禽家畜全都來自群居的野生動物，唯一的例外就是貓。貓最初是為了防老鼠而被馴化的，不是為了吃它的肉，這也是所有馴化動物當中唯一的特例。

　　美洲大陸缺乏大型野生群居動物，這就是為什麼美洲原住民一直沒能馴化出類似牛和馬的大型牲畜。這種牲畜不但可以幫助農民耕地，還可以幫助人們拉車，增加人類的機動性，作用非常大。但因為缺乏牛馬，美洲原住民的文明程度一直比不過歐亞大陸。當年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輕而易舉地打敗了美洲原住民，原因就在這裡。

　　換句話說，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運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個民族的發展軌迹。有人甚至認為，農業還能決定不同民族的性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曾經在2014年出版的《科學》（Science）雜志上撰文指出，吃米的民族偏好集體主義，善于從整體的角度思考問題，吃面的民族則正相反，崇尚個人主義，善于分析細節，重視個案。他的理由是，水稻屬于勞動密集型農作物，需要很多人合力修建灌溉系統，相互商量分配水資源，所以稻農們必須學會相互合作，避免沖突。相比之下，小麥雖然單産比水稻低，但種小麥基本上無需灌溉，所需勞動力也較少，麥農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自給自足了。

　　這個說法存在争議，需要更多的證據。但有一點已經無需證明了，那就是農業的發明徹底改變了地球生态系統，其結果将直接決定人類未來的命運。

　　巴塔哥尼亞高原具有非常優良的畜牧條件，阿根廷也是南美洲畜牧業最發達的國家（視覺中國供圖）

　　被農業改變的環境

　　起源于世界各地的原始農業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最早馴化的糧食作物都是一年生的。試想，如果某位農民決定嘗試馴化一種多年生的植物，那麼他種下去的種子要等好幾年才能有收獲，這期間恐怕他早就餓死了。

　　但是，如果我們從農業本身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一年生植物有個緻命的缺陷，那就是每年都必須重新播種。幹過農活的人都知道，播種可是個力氣活，必須先犁地松土，準備好苗床，順便把雜草除幹淨。種子發芽後還必須經常澆水，防止幼苗因為根系尚淺，吸收不到足夠多的水分而夭折。收獲時又必須把整株植物都殺死，長了一季的根莖葉等其他部位就都白長了，從能源利用的角度來看純屬浪費。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能培育出一種多年生的谷物，每播種一次就可以維持好多年，其間不用松土，也不用過多地澆水施肥，收獲時隻需把種子打下來就行了，其餘的根莖葉等部分悉數保留，那該有多好啊！事實上，這正是一批作物育種專家們正在做的事情，也許未來的農民們真的可以種上這種新型農作物，那将徹底改變農業的格局。

　　可惜的是，農業的發明者們尚不具備這樣的遠見和能力，從一開始就把馴化的目标放在了一年生草本植物身上，導緻後來的農民們不得不年複一年地翻耕土地，施肥澆水，沒有意識到這麼做将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衆所周知，土壤是所有陸生植物的根基。自然狀态下，每生成1厘米厚的土壤層至少需要耗費100年的時間，所幸大部分土壤受到地表植被的保護，不容易流失。農業耕作把原本被植物覆蓋的土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烤幹的表層土壤很容易被風吹到空中，飄向遠方，或者被雨水裹挾着彙入江河，最終被大海所吞噬。

　　南美洲除了為人類貢獻了玉米之外，還貢獻了西紅柿、土豆、辣椒和煙草，它們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不必多言

　　正常情況下，土壤侵蝕的速度并不快，每年最多隻有幾毫米，一個普通農民甚至種一輩子地都不會注意到這個變化。但這個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了幾十倍，時間一長問題就顯現出來了。事實上，凡是農業開始得早的地區幾乎都存在土壤流失的問題，我們的黃河之所以叫“黃”河，就是因為曾經遍布黃土高原的農耕土壤被雨水沖進了河裡。同理，中東地區之所以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原因也是農業導緻的土壤侵蝕。研究表明，自1萬年前農業開始以來，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的出海口向外延伸了将近200公裡，形成了一個總面積高達數千平方公裡的沖積平原，組成這個沖積平原的泥土全都來自上遊的新月沃地，而後者則因為土壤的流失而逐漸成為不适合耕作的半沙漠地區。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很大原因就在于環境惡化導緻農業衰落，當地人養活不了自己，隻能铤而走險。

　　類似的情況在曆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古羅馬的衰落被認為與羅馬帝國境内耕地質量的急速下降有關，瑪雅文明的衰落與尤卡坦半島土壤的大面積流失有關，複活節島文明的衰落同樣是因為波利尼西亞人把島上的樹都砍光了，導緻該島僅有的一點點土壤丢失殆盡，冰島文明的衰落則是因為島上的土壤更新速度太慢，一點點輕微的擾動就足以導緻土壤生态系統徹底崩潰，連一棵樹都支撐不了。

　　有一個例外值得一提，那就是水稻産區的土壤往往保護得比較好，這是因為水稻田常年被一層水覆蓋，風吹不走。稻田的灌溉系統往往也會比較健全，暴雨帶來的洪水會被儲存起來，以便幹旱時使用。農業史研究專家羅賓遜教授認為，這一點足以解釋為何種水稻的文明往往會延續得比較久，比如中國和印度就是如此。

　　農業光有土壤還不夠，土壤還得肥沃才行。不同的土壤肥力相差很大，這一點很早就被農民們發現了。人類早期文明之所以全都發源于河岸或者三角洲地區，就是因為那些地方經常發大水，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物質随着淤泥不斷地被補充到了農田裡。可惜地球上像尼羅河三角洲或者黃河沿岸這樣肥沃的土地是有限的，其他地方的農田隻要連續種上幾年，産量就會急速下降。走投無路的農民們發現草木灰是很好的肥料，這就是刀耕火種的起源。農民們燒完一片林地，種上幾年後再另換一塊森林，繼續刀耕火種。這種野蠻的耕作方式在土壤肥力相對較低的熱帶地區非常流行，對熱帶雨林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最近幾年亞馬孫熱帶雨林大火頻發，原因就在這裡。

　　農業還會向環境中釋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其後果同樣觸目驚心。土壤中儲存了大量的碳，翻耕過程把原本深埋于地下的碳暴露于地表，加速了有機碳向環境中的釋放過程。刀耕火種等粗放的耕作方式破壞了原始森林，減少了單位面積土地對大氣二氧化碳的吸收，所以地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上升是從農業興起時就開始了。

　　此後的1萬年時間裡，二氧化碳濃度一直在穩步上升，卻在16世紀末期和17世紀初期的一段時間裡有一個明顯的下降。極地冰芯記錄顯示，那段時間地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突然下降了7～10 PPM（百萬分之一），地表平均溫度也相應地下降了0.15℃。别小看這個下降幅度，它直接導緻了那段時間世界各地紛紛出現了氣候異常現象，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産。中國自然也沒能幸免，于1628年爆發了嚴重的全國性大饑荒，并持續了好幾年，走投無路的李自成揭竿而起，推翻了大明王朝。

　　為了解釋這次奇怪的波動，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地理學教授亞曆山大·科赫（Alexander Koch）在2019年3月出版的《第四紀科學評論》（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雜志上刊登了一篇論文，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解釋。衆所周知，哥倫布于1492年發現了美洲大陸，随後大批西班牙殖民者湧入美洲，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生态環境。科赫教授收集了大量史料，發現在哥倫布到達之前美洲大陸一共生活着大約6000萬原住民，平均每人占有1.04公頃的耕地。歐洲殖民者帶去的傳染病殺死了大約90%的美洲原住民，造成5600萬公頃（約合8.4億畝）的耕地被荒廢，重新成為森林。這一變化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足以導緻大氣二氧化碳含量減少5 PPM，此事引發的連鎖反應又可以解釋另外5 PPM的變化。也就是說，美洲大陸農業系統的突然崩潰幾乎完美地解釋了16世紀末期至17世紀初期的那次全球氣溫驟降，崇祯皇帝是被哥倫布殺死的！

　　當然了，以上論斷屬于一家之言，還需收集更多的證據才能下結論，但農業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已是不争的事實，大家争論的隻是增加了多少的問題，以及這種增加何時超過了正常的自然波動範圍。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傳統農業尚不足以導緻大氣溫度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這個臨界點是在工業化時代到來之後才出現的。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件事，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國内，看看工業化之後的農業究竟對地球環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洱海邊的地理條件最适合種大蒜，所以大理産的大蒜質量好、利潤高（視覺中國供圖）

　　被工業改變的農業

　　稍微有點務農經驗的人，隻要去過一次大理，立刻就會明白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古代王國的首都。這是一個依山傍水的高原盆地，雨水沿着蒼山陡坡一路向下，彙聚成溪流入洱海，沿途形成了一大塊富含養分的沖積平原，農業最需要的水和肥都不缺，因此大理自古以來就是優質産糧區，人口密度高，足以支撐起一座城市。

　　大理古城就建在洱海邊，周圍還散落着無數個小村莊，我要找的采訪對象張瑞龍曾經擔任過上官村第九生産小組的組長，并在這個位子上一幹就是10年。這個村位于洱海的最北端，村民大都以種水稻為生，張瑞龍從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勞動，很快就學會了種水稻的所有技術。

　　“那時候農村人口多，到處開荒種地，糞肥不夠用了，我們就上蒼山挖腐殖土，順便砍點柴火取暖做飯。”張瑞龍回憶說，“後來有了煤，就改用煤灰混上豬和牛的糞便來施肥，不用再上山背土了。不過那時候山上的腐殖土也被我們挖光了，柴也越來越少，幾乎砍不到了。”

　　張瑞龍今年50歲，他向我描述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理農民的種田方式。從這段叙述可以知道，中國農民很早就知道土壤肥力的重要性，也知道糞便或者落葉可以用來漚肥。根據一位名叫富蘭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農業專家的說法，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早知道糞肥用處的人。金博士曾經擔任過美國農業土壤局的局長，他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四千年來的農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書中指出中國農民掌握的這個小秘密使得中國人可以在一塊土地上常年耕種，不需要像同時期的歐洲農民那樣依靠休耕來恢複地力，所以中國的土地複種指數遠比歐洲高，再加上中國的水稻産量遠勝小麥，所以中國同等面積土地能夠養活的人口比歐洲多得多。

　　人多的好處是文明發展得比較快，所以早期的中國文明領先歐洲很多年。舉例來說，中國在宋朝時的城市化比例已經超過了10%，歐洲直到1800年左右才達到這樣的水平。人多的壞處就是自然環境被破壞得比較嚴重，凡是去過歐洲的人對此應該都有印象。要知道，人光是吃飽飯還不夠，還有很多其他需求，比如柴火和木頭。我們今天看到的蒼山基本上就是一座秃山，山上的樹幾乎全都被砍光了，原因就是山下的人口增長得太快了。

　　後來歐洲人也明白了糞肥的好處，歐洲農業終于趕了上來。但是，糞肥的效力畢竟是有限的，過了某個上限之後産量就再也上不去了，可人口依然在持續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遠比糧食産量的增速要來得快，其結果必将是災難性的，這就是英國學者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的核心内容。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曾經是懸在人類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最近這幾十年來卻很少有人再提了，原因是馬爾薩斯既沒有預見到人類會主動降低生孩子的欲望，也沒有預見到科學的力量會如此巨大，竟然徹底改變了農業的面貌。以前的農民雖然學會了使用糞肥，但卻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歐洲科學家們直到19世紀初期還相信農作物可以直接吸收土壤中的腐殖質，直到1840年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出版了《有機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應用》（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一書，首次提出植物的原始養分隻能是礦物質，即大家耳熟能詳的氮磷鉀，人類這才明白植物到底從土壤中吸收了什麼。

　　李比希的植物營養學說否定了腐殖質理論，打開了化肥取代有機肥的大門。氮磷鉀這三大營養元素當中，磷和鉀的需求量相對較低，來源也比較廣泛，問題還不算大，最難搞的是氮。空氣中雖然充滿了氮氣，卻都是惰性氮，植物無法直接利用。1909年，德國化學家弗裡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爾·博世（Carl Bosch）為了生産炸藥，研究出了從氮氣中合成氨的方法。此法隻要稍加變通就可以生産出廉價的氮肥，化肥工業由此開始騰飛，農業正式進入了工業化的時代。

　　1909年，德國化學家弗裡茨·哈伯和卡爾·博世研究出了從氮氣中合成氨的方法

　　1909年，德國化學家弗裡茨·哈伯（左圖）和卡爾·博世（右圖）研究出了從氮氣中合成氨的方法（IC photo）

　　化肥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農民的耕作方式，産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據張瑞龍回憶，80年代大理平均每畝隻能産800斤稻谷，現在的産量至少翻了一番。除了品種變好了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化肥的改良。中國“文革”前使用的化肥成分是碳铵，俗稱“氣兒肥”。這種氮肥揮發性強，聞起來嗆鼻子，用起來麻煩，效果也不好。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從國外引進了19條尿素生産線，中國農民終于用上了這種肥力持久的高效化肥，産量立刻就上去了。

　　增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灌溉效率的提升。别看上官村就在洱海邊上，但村裡分給張瑞龍家的兩畝地卻在距離洱海一公裡遠的山溝裡，洱海的水運不過去，隻能從附近的一條小河裡抽水。因為上遊抽水的人太多了，那條小河一直處于時斷時續的狀态。張瑞龍清楚地記得，小時候他跟着大人一起用自行車把一台水泵馱到了河邊，和其他農民一起坐在河邊等水。一旦上遊來水了，大家便一起開動水泵往自家田裡灌，為了搶水經常得徹夜守在田邊。

　　水泵用的電是從村裡私拉的電線輸送過來的，每畝耗資100元，這在那個年代可是一筆巨款，但沒有水就沒有收成，農民們隻能出這筆錢。後來張瑞龍家買了一台柴油抽水機，終于把成本降了下來，所以現代化灌溉的本質就是用化石能源來換産量。與此類似，生産化肥需要耗費大量的電，同樣是用化石能源來換糧食。

　　從能量守恒的角度看，這件事再正常不過了。能源是世間萬物的基礎，如果沒有能源，人類的想象力是不可能變為現實的。地球上的絕大部分能源來自太陽，但受到光合作用效率的限制，地球生态系統所蘊含的總能量是有限的。化石能源相當于濃縮了過去數億年裡儲存的太陽能，工業化的本質就是人類掌握了一次性将存款盡數取出的本領，人類改變世界的能力從此有了幾何級數的增長，馬爾薩斯所預言的資源極限終于被打破了。

　　當然了，存款畢竟是有限的，人類肯定知道這一點，但暫時還顧不了那許多。更糟糕的是，大自然是一個相互連接的複雜系統，各種元素經過多年的進化而達到了動态平衡。一旦其中任何一種成分發生了快速的變化，必将導緻平衡被打破，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比如，自然界含有的氮元素一直在惰性氮和活性氮之間循環，兩者達成了動态平衡。化肥工業的發展使得大量惰性氮轉變成了活性氮，其中很大一部分活性氮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江河湖海，導緻地球水體富營養化，藍藻大爆發，迅速耗光了水裡的氧氣，大量水生生物因此而死亡。

　　再比如，自然界的碳元素也是一直在循環着的，固體的碳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依靠這個碳循環維持着微妙的動态平衡，保證地球溫度不會發生大範圍的波動。農業的發明雖然暫時打破了這個平衡，但地球強大的自愈能力還是能夠讓碳平衡重新回到起點，這就是為什麼17世紀初期的那次小冰期很快就結束了。但是，自工業化開始以來，人類不計後果地大規模開采化石能源，地球的碳平衡再次被打破。這一次的變化幅度非常大，地球是否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恢複原狀？誰也沒有把握。

　　還沒等科學家們想出對策，新的問題就又來了。工業的介入迅速提升了農業效率，再加上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全球人口總數終于在19世紀初期首次突破了10億大關，又在20世紀初期突破了20億大關。換句話說，人類這個物種用了幾十萬年的時間才突破10億，但下一個10億隻用了100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自那之後，全球人口總數繼續像馬爾薩斯所預言的那樣加速增長，到1974年時便再次加倍，突破了40億大關。就這樣，第一波工業革命帶來的農業紅利迅速地被新增人口吃光了。要不是因為一個名叫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人，馬爾薩斯已經可以從棺材裡坐起來，宣布自己勝利了。

　　197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綠色革命之父”諾曼·博洛格（IC photo）

　　被商業改變的農業

　　博洛格是美國公立大學系統培養的新一代育種專家，他于上世紀50年代去墨西哥做研究，培育出一種高産抗病的矮稈小麥，幫助墨西哥人解決了糧荒問題。當時印度也正面臨着饑荒的威脅，走投無路的印度農業部大膽引進了這個新品種，強行推廣至全國，很快就讓印度小麥的平均畝産翻了一番。此事被後人命名為“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博洛格則以“綠色革命之父”的名頭獲得了197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如今一提起綠色革命，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博洛格的矮稈小麥，但實際上這種小麥對水肥條件的要求非常高，必須和化肥以及灌溉技術綁在一起加以推廣，否則産量反而比普通小麥還要低。換句話說，矮稈小麥是專門為工業化時代的農業定制的。與此類似的就是現代化養殖場裡的速生雞品種，當一切條件都滿足時它們長得飛快，但如果放到野外的話肯定競争不過普通的家雞。

　　可是，一旦農民種過一次新品種，嘗到了高産的甜頭，就再也不願意種回以前的品種了，這就意味着化肥和灌溉技術都必須同步更新，整個農業體系就會被新品種帶着往前走。從這個意義上講，綠色革命猶如一劑毒品，人類嘗過一次就上了瘾，再也放不下了。

　　改革開放之後，綠色革命之風也吹進了中國，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效。據張瑞龍回憶，70年代末期時大理農民還是按工分發糧食，分到手的一大半是粗糧（玉米），大米很少，肉更是稀罕物，十天半個月才能吃上一次，還經常是過期的腌肉。自90年代中期開始，普通大理人吃飯就已經不是問題了，基本上想吃啥都能随時吃上。

　　不過，促成這一進步的不光是糧食單産的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糧食貿易的飛速增長。比如現在大理人吃到的大米大都是從四川甚至東北運過來的，大理人則用賣大蒜掙到的錢去換。大蒜是一種需要大水大肥的農作物，洱海邊最适合種，所以大理産的大蒜質量好，利潤高，每畝大蒜最多可以獲利2萬元。但也正因為大蒜的這個特點，使得洱海的水位和水質一降再降，嚴重影響了大理的旅遊資源開發。過量施用化肥還會讓地裡野草瘋長，蟲害頻繁，于是大理農民對除草劑和殺蟲劑的使用也越來越多，同樣污染了周邊環境。當地政府不久前出台了新政策，嚴禁大理農民在洱海邊種大蒜，種植其他農作物也嚴禁使用化肥農藥，必須改用農家肥和生物防治技術，哪怕為此犧牲産量也在所不惜。

　　上世紀50年代博洛格培育出一種高産抗病的矮稈小麥，幫助墨西哥人解決了糧荒問題（IC photo）

　　但是，據我個人觀察，不少大理農民仍然在偷偷使用化肥農藥。一位在洱海邊種大蔥的農民告訴我，他承包的那塊地原來每年需要施500元的化肥，如今則需要施2000元的有機肥，産量卻比用化肥低20%，由此造成的損失隻能由他個人承擔。有機肥是附近養雞場拉來的雞糞，每袋40公斤，每畝地要用60袋之多，使用起來遠不如化肥方便，無形中又增加了不少勞動力成本。他打算再種個一兩年，如果情況沒有改善的話他就不種了。

　　上面這個故事是糧食貿易的一個經典案例。誰也不知道糧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商品的，但糧食貿易的飛速增長肯定是從“二戰”之後才開始的。那場戰争不但建立了世界貿易新秩序，而且還完善了全球交通體系，使得糧食的大範圍跨境運輸成為可能。如今全球糧食生産總量的23%進入了糧食國際貿易領域，大多數中等以上發達國家的農民都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戶了，而是變成了糧食這種商品的生産者和消費者。這一變化不但改變了農業的格局，而且還改變了人類的飲食方式，影響極其深遠。

　　比如，既然糧食是商品，那就必須滿足商品經濟的兩個基本特征：低成本和高銷售。種糧成本和土地形态、地理位置、環境條件等先天因素密切相關，要想降低糧食的生産成本，單一化和專業化是必經之路。于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土地年複一年隻種同一種農作物，種植品種單一化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的常态。據統計，地球上原本有7000種可吃的植物，如今超過95%的人類食物隻來自30種農作物，人類食物的來源變得越來越窄了。這麼做雖然降低了生産成本，卻加劇了病蟲害的爆發，于是農民們不得不大量使用農藥，劑量也越用越高；如此種法也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恢複，于是化肥越用越多；畜牧業也為了降低成本而不斷增加養殖密度，最後不得不依靠抗生素來預防病蟲害，目前全球養殖業每年消耗15萬噸抗生素，約占抗生素總消耗量的一半……就這樣，現代農業逐漸走入了一條環境死胡同。

　　寫到這裡必須指出，環境惡化的鍋不能全由糧食貿易來背，這是不公平的。比如，有人認為糧食的遠距離運輸增加了碳排放，這個結論不一定是對的。設想一個東北人冬天想要吃香蕉，他必須自建溫室大棚，花錢買煤來為溫室加熱，甚至需要加裝燈泡來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但同樣一根香蕉，在熱帶地區的果園裡卻能夠以極低的碳排放代價生産出來，隻要花在運輸上的碳排放不是太離譜（比如用輪船、火車而不是飛機運），這個東北人買進口香蕉要遠比買本地生産的香蕉更環保。

　　再比如，古時候兵荒馬亂，一些老百姓為了躲避戰亂，拖家帶口鑽進了深山老林，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築梯田，種糧為生。這些梯田雖然很适合拍照，但因為坡度太大，一場大雨就能把表層土壤盡數沖走，從可持續的角度來看，梯田是最不适合開展農業的地方。如今這個世界安全了許多，老百姓不必再東躲西藏了。如果能想辦法讓這些人改變生活方式，依靠旅遊、種樹或者養蜂為生，用發展副業掙到的錢從市場上買糧食吃，把梯田還給大自然，反而是更環保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大規模糧食貿易相當于一種互助行為，對于解決全球饑荒問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比如，19世紀中期愛爾蘭爆發土豆疫情，直接導緻上百萬人被餓死。20世紀80年代，埃塞俄比亞同樣爆發饑荒，死亡人數更多，但國際社會很快伸出援手，搖滾歌星們更是用一場橫跨歐美兩地的“援非義演”（Live Aid）讓全世界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這件事，大家捐錢買來糧食運到非洲，避免了饑荒的進一步升級。

　　中國雲南的梯田（視覺中國供圖）

　　随着氣候變化的加劇，誰也不敢保證自己永遠不會碰上天災人禍，糧食的全球貿易體系就成了人類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問題在于，這根救命稻草如果用得太快太勤，很可能就會失效了。比如那次埃塞俄比亞饑荒，背後的原因是該國人口增長過快，當地農民的耕作方式又不可持續，隻要氣候條件稍有變化，饑荒就來了。在沒有糧食跨國援助的古代，埃塞俄比亞人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徹底改變耕作方式和人口政策，防患于未然。但如今他們有了外國援助，失去了改革的動力，人口依然在飛速增長，農業體系也一直維持現狀。類似的情況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發生過很多次，逼得那些地廣人稀的富裕國家不斷開墾新的土地，反正種出來的糧食總會有人買。但是，如果一直這麼做下去的話，早晚有一天“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

　　如果此時來一場全球範圍的天災，問題就嚴重了。比如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Tambora）噴發，釋放出的大量火山灰使得1816年成為曆史上著名的“無夏之年”。雖然英國畫家約瑟夫·特納（Joseph Turner）用畫筆記錄了火山灰導緻的無數個美好的日落黃昏，但過低的氣溫給全球農業帶來重創，光是歐洲就餓死了數萬人。所幸一年之後火山灰散去，氣候恢複原狀。如果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且延續個幾年的話，人類就沒有辦法自救了。

　　當然了，拯救同胞乃人性之所在，我們不可能見死不救，糧食的全球貿易體系是不太可能更改的，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缪，盡一切可能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可持續的農業體系，并控制人口的無序增長。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也不是高枕無憂的，因為高度商業化的食品工業已經給發達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健康災難。

　　想象一下，如果人類是一種嚴格自律的動物，隻吃對自己健康有利的食物，吃到合适的量之後便胃口盡失，那我們就不會出現那麼多健康問題了。可惜的是，人類的祖先誕生于非洲大草原，嚴酷的生活環境使得人類自帶的平衡系統朝着“多吃”的方向發生了傾斜，因為下一頓飯不一定能按時吃上。這個先天設置上的小誤差雖然給今天的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卻給食品工業帶來了無限商機。試想，如果每個人都隻吃自己身體需要的食物，那食品制造商就沒法擴張了，資本是不會對一個沒有擴張潛力的行業感興趣的。

　　那麼，如何才能讓消費者盡可能多地吃你生産的食物呢？答案就是迎合他們對口味的需求。非洲大草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環境讓我們的祖先養成了很多特殊的口味，幾乎所有的口味都被資本家們利用過了。

　　比如，非洲大草原上很難找到甜食，但甜食又是最高效的能量來源，所以我們的祖先養成了嗜甜的習慣，甚至不惜冒着被蜇的風險去掏馬蜂窩；再比如，脂肪是能量密度最高的食品，吃一塊脂肪頂兩塊同等重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祖先們養成了對肥肉的偏好，脂肪的香氣會讓大部分人流哈喇子；還有，蛋白質更是優質的營養，所以我們對美拉德反應産生的特有香氣同樣是無法抗拒的，因為這是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在高溫下發生的反應，凡是具有這種香氣的食品裡面肯定富含蛋白質，而且是燒熟的，不含病菌，當然要不惜一切代價趕緊吃進肚子裡；最後，非洲大草原極度缺乏礦物質，所以很多食草動物養成了吃土的習慣。對于人類來說這太髒了，但人類很快就意識到，凡是具有鹹味的食品裡面都富含人類所需的礦物質，所以人類又養成了嗜鹹的習慣。看看超市貨架上那些琳琅滿目的包裝食品吧，它們肯定至少采用了上述四種手段中的一種，并将其強化，目的就是為了讓消費者盡可能地多買。餐館廚師做的菜之所以大都是重油重鹽的重口味，原因也在這裡。

　　但是，祖先們養成的口味隻适合非洲大草原，在現代社會很容易被騙，其結果就是今天生活在富裕國家的人們熱量攝入越來越多，體重越來越大，營養卻攝取不足。至今還有很多人相信胖子們隻是一群意志力不夠強的人，沒有意識到狡猾的食品商人才是背後的主謀。至今仍有很多人以為胖人是不會缺乏營養的，這個看法同樣大錯特錯。真正的營養指的是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質，尤其是蛋白質、維生素和纖維素。但是，食品生産廠商可不在乎這個，他們要的是銷量。如今的蔬菜個頭越來越大，顔色越來越鮮豔，口感越來越宜人，但其中含有的營養物質卻越來越少，這就是食物商品化所帶來的負面結果之一。

　　這方面的極緻案例就是味精的發明。味精之所以會有鮮味，是因為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鈉代表着蛋白質的主要成分——氨基酸。自然界中凡是帶有鮮味的食物肯定都是富含蛋白質的，人類應該盡量多吃。但自從味精被發明出來以後，自然界的遊戲規則就被打破了。今天的你如果喝到一碗很鮮的湯，很可能不是因為湯裡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而是因為大廚味精放多了。喝多了這樣的湯不但補充不了蛋白質，還會因為鈉離子攝入過量而誘發高血壓。但味精生産商可管不了那麼多，他們的終極目的隻是滿足消費者的味蕾，其餘的一概不管。

　　1萬年前人類發明的農業，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類的對立面。人類賴以為生的食物，漸漸變成了人類最大的殺手。

　　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噴發出的火山灰遮天蔽日，由其導緻的過低氣溫，給全球農業帶來重創（視覺中國供）

　　結語

　　人類剛發明農業時，全球人口僅為400萬左右，如今這個數字超過了70億，增加了1800倍。早期農業生産力低下，幾乎每個人都必須下地幹活，否則就會有人餓肚子。但如今全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已經不再直接從事糧食生産了，比如前文提到的大理農民張瑞龍就是如此。他在洱海邊開了家客棧，傳揚古老的大理白族甲馬文化。對他本人來說，這是一次幸福的改行，他再也不用每天起早貪黑地去維持一家人的溫飽了，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自己喜愛的傳統文化上，從一個體力勞動者變成了腦力勞動者。

　　随着農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和國際糧食貿易的發展，像張瑞龍這樣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多，也許這就是農民的歸宿。未來将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而是把注意力轉向自己的内心，用藝術來填補空閑的時間。

　　與此同時，全球動植物卻正經曆着一場浩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最新報告指出，在約800萬個動植物物種當中，約有100萬個物種正面臨滅絕的風險。植物方面，有人研究了英國皇家植物園未公開的數據庫，發現在過去的250年裡有571種植物已經确定滅絕，平均每年滅絕2種，這個速度比大自然的正常速度快了500倍，甚至比地球曆史上發生過的5次物種大滅絕事件的速度還要快。動物方面，5萬年前地球上尚有大型動物350種，農業開始後這個數字急劇下降，目前僅剩下183種，是地球最近這幾億年來的最低點。

　　氣候變化還會使這一趨勢變得更加嚴重，而農業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大約相當于人類活動總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細分行業中排名第一。

　　不少人相信，人類對地球生态系統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大自然本身，這一影響甚至已經可以從地質層上找到明顯的标記物，于是一批地質學家建議把20世紀中期正式命名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起點，我們已經名符其實地成為了這個地球的主人。

　　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負起責任，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生活環境，讓太平盛世盡可能長地延續下去。但是，目前的食品生産體系存在太多的問題，既無法滿足我們對于健康的需求，又對環境産生了不可逆轉的破壞。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的話，我們甚至都熬不過21世紀。

　　所幸很多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在想盡一切辦法改變現狀。我從中挑選了幾個典型地區，分别去現場做了考察。本專題講述的就是這些先驅者們的故事，以及他們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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