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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沿襲隋唐五代舊制，仍置宦官機構内侍省，但在内侍省之外，複又增置入内内侍省。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994年)改為入内内班院，又改入内黃門班院，再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

景德三年(1006年)，内侍省入内内待班院與内東門都知司等機構合并為入内内侍省。

宋初又有内班院，浮化五年改為黃門，又改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同為宋代主要的宦官機構。

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的分立，是為宋代宦官機構不同于前代的一個特點。入内内侍省當時号為“後省”，掌通侍禁中、役服亵近，故與帝王後妃尤為親近。

内侍省号為“前省”，掌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入内内侍省設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等職。

内侍省設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職。都知、割都知、押班的官秩均為正六品。依當時規定，後省官缺，測以前省官補。

紹興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因内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故下诏将其廢并歸入入内内侍省。

除了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官名之外，前後兩省的宦官又分為若幹官階，如内東頭供奉官、内西頭供奉官，内侍殿頭、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黃門等。

政和二年(1112年)改易官制時，正式确定内侍官階共分為十二階，由高至低依次為：

供奉官（舊名内東頭供奉官)、左侍禁（舊名内西頭供奉官）、右侍禁（舊名内侍殿頭)、左班殿直（舊名内侍高品）、右班殿直（舊名内侍高班）、黃門、祗候侍禁（舊名祗候殿頭）、祗候殿直（舊名祗候高品）、祗候黃門(舊名祗候高班内品)、内品、祗候内品、貼祗候内品。

以上統稱為“内侍班”。

内侍班下又有祗候班，祗候班内又分若幹等級。由于宋代奉行抑制宦官的政策，故對宦官的官品限制較嚴。宋代的官品制度，大緻與前代相同，由高至低分為一至九品，每品複分正從，共十八品。上述十二階内侍階官的相應官品，所居地位甚為低下。

如最高東西頭供奉官，不過列為從八品，殿頭高品則為正九品；高班黃門内品僅列從九品。

自北宋初期開始，為了酬答有功宦官，逐漸增置了一些新的宦官高級官稱。

例如，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為獎賞宦官王繼恩的戰功。

“别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又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宦官李神福因“經度行官道路”之功，故由宣政使升任宣慶使，“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

再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宦官劉承規因疾病請求緻仕，真宗“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

上述宣政使、宣慶使、景福殿使等陸續新增置的官稱，一般并無實際職事，隻是表示官宜在官階地位方面的上升。

如宣慶使、宣政使、昭宣使均為正六品，改為中亮大夫，中衛大夫、拱衛大夫之後則均為從五品；内客省使、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均為從五品，改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之後則均為正五品。

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的下屬官署主要包括：

禦藥院：

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禦及供奉禁中之用。

内東門司：

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檢查宮禁人物出入、承接實封機密奏牍等事。

合同憑由司：

監官二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禁中索取物品時開列合同憑由事務。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交付有關機構發給。

往來國信所：

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任。掌宋遼通使交聘事務。往來國信所原屬内侍省，後改屬鴻胪寺，又改屬禮部。

後苑勾當：

勾當官無定員，以内侍充任。掌苑囿、池沼、台殿種藝雜飾，以備遊幸。

後苑造作所：

監官三人，以内侍充任。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喪之名物。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

勾當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任。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

軍頭引見司：

勾當官五人，以内侍省都知、押班及閣門宣贊舍人以上充任。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

翰林院：

勾當官一人，以内侍押班、都知充任。總管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掌圖畫棋琴等内廷供奉事務。

除入内内侍省與内侍省之外，當時宦官多有在其他機構任職者。

北宋初期的宦官，大多來自五代後周政權。

宋太祖趙匡胤代周稱帝時，原後周宮廷的宦官隊伍整體被其所接收留用。

在有關北宋初期的宦官身世的史籍記載中，對此有不少例證。如窦思俨五代時為内侍，宋初任皇城使；王繼恩後周時為内班高品，北宋太祖、太宗朝深受信用，官至宣政使；李繼美後唐時為内侍，後周時為禦廚都監，宋太祖時至右領軍衛将軍；閻承翰後周時為内侍，後入宋事太祖，并曆仕太宗、真宗朝。

此外，北宋王朝在先後削平荊南、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政權的過程中，當也俘獲并收用所滅敵國宮廷中的部分宦官。例如，北宋初期的宦官藍繼宗、蘇保遷等人，原均為南漢政權的宦官。

南漢亡國後，藍、蘇等宦官“自廣州以閹人從(南漢後主)劉入朝”，遂為北宋王朝所收用。

根據有關記載可知，宋代如同漢唐一樣，仍然準許宦官養子，并且繼承了唐代宦官養子多為閹兒的傳統。

如同唐代一樣，宦官之養子亦是宋代宦官隊伍最基本的補充來源。

北宋初期，為了防止宦官勢力的擴張，曾就宦官養子問題提出過一些限制性的規定。

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提出了宦官收養繼子的資格條件。“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

第二，限制了宦官收養繼子的數量。“内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刷”。

第三，規定了宦官收養繼子的程序，須以“其名上宣徽院”。

第四，提出了違犯上述規定的懲罰标準，違者“抵死”。

然而，這些限制規定并沒有禁止宦官養子，而且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規定本身也常常遵到破壞。

以宦官養子的數量為例：

宋初雖然提出了宦官隻許收養一子的規定，但實際上收養二子以上的宦官大有人在。李神福、李神祐、周懷政、藍繼宗等宦官的養子至少均有二人；宋真宗時的宦官徐志通曾取男四人為假子，仁宗時的宦官藍元履有養子五人。

宋代的宦官養子，大約多數并非來自宦官本人的同宗本族，而是通過購求、強索等方式而得來的異姓他子。

宦官收養的繼子，在被宮成為閹人之後，通過蔭補進獻等渠道得以入侍内廷，從而成為當時宦官隊伍的最基本的補充來源。

宋代承襲前代舊制，實行蔭補任子制度。中高級文武官員按品階高低可蔭補其子孫親屬為官，當時的宦官亦享有此項特權。

如當時規定：

延福宮使至昭宣使任入内内侍省都知以上，子可蔭補為保義郎，孫及期親可蔭補為承節郎，大功以下親可蔭補為承信郎。

每年一度逢在位君主誕辰時，宦官可進子蔭補。另外，具有一定品階的宦官死時，亦可奏補其養子或其他親屬入仕。

除了合法蔭補之外，還多有宦官利用權勢而濫任其子者。仁宗時，“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被監察禦史所彈劾。

為了限制宦官勢力的過度擴張，兩宋君主間或采取過暫停宦官進子的措施。

宋仁宗年老無子，朝臣認為其原因在于宦官太多，仁宗，“遂權罷内臣進養子”。

通過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每逢需要裁抑宦官勢力、限制宦官數量時，總是采取了權罷宦官進子的措施。

由此亦可以從另一角度證明：宦官養子是為當時宦官隊伍的最主要的來源。

在《宋史·宦者傳》中，立傳宦官共有五十三人。

其中多有出自累世為宦官的閹人世家者。宦官石知順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自其曾祖右承渥為後梁宦官，至其孫石金彬為北宋神宗朝宦官，其家族至少有連續六代為宦官的曆史可考。

神宗朝宦官李舜舉，“世為内侍”，其曾祖李神福為太宗朝宦官，李神福之父亦為五代時宦官，其家族亦至少連續五代為宦官。

其他立傳宦官，也多為宦官家族出身，大抵是以宦官養子的身份緣其宦官養父而蔭補進入内廷。

如：

李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藍繼宗之次子藍元震，“以兄蔭補入内黃門”；宋用臣“以父蔭隸職内省”；王中正“因父任補入内黃門”；李繼和“以父任為内侍黃門”；高居簡“以父任為入内黃門”；任守忠“蔭入内黃門”；等等。

在五十三名立傳宦官中，明确可知出身于宦官家族者即達十九人，其餘三十四名身世不可詳考的宦官，大約也多是宦官養子出身，隻是缺乏明确的記載罷了。

上述種種迹象表明，宋代的宦官選用制度，具有選用範圍比較狹小、宦官來源比較單純的特點。

此種特點，在宦官來源的地域分布方面也有反映，具體表現為宦官的籍貫相對集中于少數特定區域。

《宋史·宦者傳》中立傳宦官五十三人，其中南宋時期的十名宦官，籍貫情況不詳，北宋時期的四十三名宦官，以開封、真定、并州、廣州籍者居多。

其中：籍貫陝州1人，楚州1人，廣州3人，并州3人，真定6人開封22人不詳7人。

宋代宦官來源的地域分布相當集中，開封籍的宦官即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此種狀況，與當時以宦官養子作為富官隊伍主要來源的選用制度不無關系。

選用範圍有限，籍貫自然也就相對集中。

需要指出的是，真定、并州、廣州籍的宦官。主要集中在北宋前期，其中有不少原系五代十國諸政權的宦官。至北宋後期，在新選用的宦官中，開封籍者則占有更大的比例。

選用宦官的事務，當由樞密院、宣徽院主管。

據《宋史·職官志》,樞密院的職掌包括“除授内侍省官”，宣徽院的職掌包括“總領内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

前者主管宦官的除授，後者主管宦官的名籍。宦官收養的繼子，須以“其名上宣徽院”。

大約因為宦官之養子即為未來之宦官，故需提前在宣徽院登記備案。選用宦官時，可能需經一定的考核程序。

“試以墨義”，即中程者方等候引見供職。初入内廷的年幼宦官，或許還要經過一定的培養和訓練。

如仁宗朝宦官王中正，“因父任補入内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算”，真宗朝宦官楊守珍，初“為入内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

宋代的官制，具有一些與前代不的特點。

這些特點，在宦官的叙遷任職制度方面也有反映。

宋初制度，官稱與職掌相分離，本官不理本職事，職事另有差遣官主管。官名隻是用以表示品級和俸祿，僅作為铨叙與升遷的依據，故稱為“寄祿官”。寄祿官的遷轉，皆有定年。凡任職滿一定年限、經勘驗勞績過尖并複查合格後，即予遷轉寄祿官階。

此種制度，稱為“磨勘”。

宋代宦官初無磨勘之制，“宋初以來，内侍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

至景祐年間，宋仁宗诏令：“内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勞，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

此時宦官磨勘之制雖未詳備，但卻初步形成了兩條原則：

一是宦官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二是宦官入仕滿三十年後乃十年一磨勘。

此類原則的形成，當主要出自抑制宦官勢力的意圖。

另外，宦官入仕滿三十年方始磨勘，恐與宦官初入仕時年齡過小不無關系。

嘉祐年間，樞密院再次延長了宦官磨勘的定年。并對因勞減年的幅度進行了限制。經此更動，宦官遂成為二十年一磨勘，而當時的文臣三年即一磨勘，“文臣七遷，而内侍始得一磨勘”。

後根據一些朝臣的建議，上層宦官仍行“十年一遷官”的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

上述規定，旨在限制宦官勢力的擴張，防止宦官升遷過早過速。

但在實際上，這些規定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嚴格遵行的。

倘若嚴格按照規定，宦官入仕三十年後始得磨勘，其後十年或者二十年一遷官，即使宦官十歲即入仕，終身最多不過隻有兩三次磨勘升遷的機會。

這在當時的條件下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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