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黃河故道連着黃河嗎?一、黃河與商丘的曆史探源，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商丘黃河故道連着黃河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商丘黃河故道連着黃河嗎

一、黃河與商丘的曆史探源

殷商時期始到明清乃至當代，黃河與商丘都有着這樣那樣的聯系，關注黃河，不能不關注黃河流經的城市和曆史變遷，以及黃河帶給它所流經的城市的傷痕亦或興盛，黃河對其所流經的城市或多或少都有影響，比如對城市氣質、曆史、水利、生态、農業、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刻影響。尤其是深受其改道變遷頻繁之苦的黃河下遊區域，城市的發展變遷尤為凸顯。

黃河是一條河道變遷無常的河流，河道遷改帶來的災禍不亞于戰争，而它決徙的地點絕大多數都發生在下遊。據記載，幾千年間，黃河下遊決口泛濫1500多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特别重大的改道發生過6次。河道擺動的範圍，遍及整個黃淮平原，北抵海河，南達淮河，甚至波及淮河南岸的蘇北地區，在這片方圓25萬平方公裡的大地上，到處留下了黃河振蕩的痕迹。

戰國末年（公元前360年）興修鴻溝，串聯睢水，古黃河和古睢水連通有了交集。鴻溝是古代最早溝通黃河和淮河的人工運河。彼時黃河被稱為“濁水”。從這個意義上看，黃河是睢水的重要源頭，睢水附近曾孕育了水族（睢水音節相近，以水代睢，後來水族南遷，至今仍活躍于貴州黔南一帶）,水族與中原文化的淵源足以說明，中華民族一家親，宗族紐帶關系有時候就是靠簡單信仰圖騰來維系，睢水俨然有一種神聖的曆史使命。

隋朝的通濟渠，以開封陳留鎮到商丘虞城縣谷熟鎮段的睢水河道為通濟渠西段，金元以後黃河南灌，故道逐漸被湮沒。直到1629年黃河決溢，睢水故道遂湮。

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黃河決塞，河道發生比較明顯變化。當時黃河在李固渡（今河南省滑縣西南）附近潰決，沖出一條新的河道，即由李固渡向東南流經今長垣東北、東明南、定陶西、曹縣南、虞城東北、砀山北、蕭縣北，繞經徐州與舊有河道彙合，東南經今邳縣西南彙入淮水。這一時期，黃河河道變遷頻繁，金哀宗開興元年（1232年），黃河經蘭考，過睢縣由睢水奪宿遷入淮。當時，蒙古軍圍攻金朝的歸德（今商丘附近）。金人困守危城，人心惶惶，為确保城池，金人曾計劃在鳳池口（今商丘西北22華裡處）扒開河堤，放水護城。蒙古軍大軍壓城，金人無人突圍成功施行放水護城計劃。然蒙古軍隊也想到河水灌城的破城之策，便挖開鳳池口，滔滔黃河水從歸德西北傾瀉而下，由于城高，河水并未灌入城内，而是繞城而過，在歸德西南流入濉水，奪濉入泗，最後，歸德城因決出的黃河水作為屏蔽而保全下來。此次人為決河，在黃河變遷史上産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它促使黃河第一次走入了濉河河道，使黃河河道的擺動範圍超出泗水，進一步移向西南。這也是黃河與歸德城（今商丘）的曆史鍊接，同時佐證了歸德城天然城池的堅固。

1234年，南宋與蒙古南侵軍交戰，蒙古南侵者決河伎倆再現，此次決河口在開封以北20多華裡的寸金澱。河決水南流，經封丘、開封到杞縣，分成三股岔流，其中一支經濉河舊道東流，過睢縣南、谷熟鎮、會亭鎮南等地，至永城北進入汴河故道，流向東南，經宿州、靈璧、泗縣等地，最後彙入淮河。

1286年十月，黃河在原武、陽武、中牟、延津、開封、祥符、杞縣、睢州等15處決口，決口地點幾乎布滿了黃河下遊奪淮以前的各段河道。

1297年，黃河在杞縣蒲口決口，經商丘、夏邑境内，過徐州入泗水再轉入淮河。此時，黃河下遊河道又出現北移趨勢，河道北徙帶來了洪水泛濫，造成嚴重的災難。

1351年，元代著名河防大臣、水利學家賈魯負責主持治河工程，針對當時“黃河決溢，千裡蒙害，浸城郭，飄室廬，壞禾稼，百姓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離鄉，賣兒賣女的凄慘局面，賈魯被任命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開始了黃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賈魯治河”，他采取疏塞并舉，先疏後塞策略，重新固定下遊河道，一方面堵塞北流河道，另一方面疏浚河道，修補了一百多處堤岸，拯救萬民于洪水之中。新的河道大體經過今封丘南、開封北，穿東明、蘭考之間，繞商丘北、虞城南，流經夏邑、砀山之間，東經蕭縣北，在徐州入泗水，最後入淮河。這條河道特點是對河道的深廣和堤岸的高地寬狹有統一标準，工程建制完備，人們也把這條河道稱為“賈魯河”。

1416年，開封附近的河道決口，東南流經杞縣、睢縣、柘城彙入渦河。

1489年，黃河下遊河道在原武至開封間出現多處決口，北決的正流東經今原陽、封丘、開封、蘭考、商丘等地，東趨徐州入運河。

清鹹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洪水先向西北沖淹封丘、祥符各縣，又向東流溢于蘭儀、考城、長垣等縣，後分為多股支流，這次改道結束了黃河由淮入海的曆史，黃河下遊河道轉向東北流，注入渤海，恢複北宋以前的流向。

“安史之亂”睢陽城将士守城有功，江淮屏障保護了南方的穩定，但也是唐朝南北經濟的分水嶺，尤其是宋室南遷後，北方經濟漸漸不如南方，由于失去了經濟依托，黃河流域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也要依托漕運來支撐，黃河與大運河産生交集，黃河水曾起到重要的補給來維持航道運行，商丘是隋唐大運河的節點城市,隋唐大運河商丘段長約200公裡,在隋唐至南宋初期繁盛一時,至宋室南遷江南後,隋唐大運河商丘段逐日蕭條,今商丘南關碼頭遺址(隋唐大運河商丘碼頭遺址)為中國大運河考古首次也是唯一發現的城市河岸,堪比北宋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場景,隋唐大運河商丘段申遺成功後,這也是商丘與世界對話的文化依托,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無論作為交通樞紐，還是作為北宋黃河流域城市群的一員，商丘因其天然地利禀賦而又與黃河、大運河發生有重要交彙，故而，商丘的河流水系遷徙也有着重要的曆史研究價值。

睢水，亦濉河，中國古代著名河流，也是與黃河發生聯系的一條大河。《水經注》載，“睢水向東流經南亳，即商湯所都。睢水又東迳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睢水與黃河改道也發生了時空的交彙，無論商湯還是微子啟都在睢水附近建都，這與因水而城生有必然聯系，也再次說明，古都商丘的曆史因水而興，又因水而遷徙的辯證關系。

殷商時期，華夏文明的核心區域在黃河中下遊地區。殷商文明代表了黃河流域的文明發達程度，可以說中華文明正是在殷商文明基礎之上逐步走向輝煌，而豫東之商丘，被稱為“殷商之源”，擁有璀璨的東方思想智慧大家，萬世之師孔子、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墨子、名家惠施皆誕生于以商丘為核心的方圓兩百公裡的聖人文化圈。因此，商丘在華夏文明史上的源頭地位不容忽視，商丘也無疑處于華夏文明核心區，商丘曆史名人對黃河文化産生了重要影響，這與黃河下遊影響有一定關系，黃河、城市、城市文明有着密切聯系。

二、商丘黃河故道是黃河文化的組成部分

黃河與長江，一北一南，都是中國文明之源，華夏之根。黃河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樣。黃河治理文化、黃河生态文化、黃河曆史文化、黃河名勝文化、黃河故事傳說、黃河科學技術文化、黃河文學藝術等都屬于黃河文化大類。民俗、服飾、飲食、建築、宗教、軍事、農耕、考古等屬于黃河文化的具體細分。而秦隴文化、河套文化、三晉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是黃河文化與所流經的區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也是黃河文化的一部分。黃河文化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視域，無論哪一種角度，都具有較大的價值。很明顯，黃河故道可以說是黃河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維度都可以找到其作為黃河文化一部分的價值支撐點。

一般而言，黃河曾經流經的河床及其所遺留下來的故有河道，皆可稱為黃河故道。目前，學界和民間所稱的黃河故道特指位于今黃河河床以南、淮海流域北部、1855年黃河北徙前夕、河南蘭考以下至入海口的黃河故道。這段故道又被稱為“廢黃河”“淤黃河”“故黃河”。也可以說，黃河故道也是研究黃河河床、河道、水文、文化、曆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黃河故道西起蘭考縣東壩頭，東至江蘇省濱河縣海濱港鎮入海口，流經開封、商丘、菏澤、淮北、徐州、宿遷、淮安、鹽城，總長度為775公裡。故道橫卧黃淮平原，和鄭徐高鐵幾乎并行，跨四省八市，域内總人口2600多萬，農業人口将近2000萬，蘊含豐富的資源，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系黃河流域具有國家級意義的區域生态帶、經濟帶、文化帶。而商丘930萬人口的城市，占黃河故道沿線城市群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商丘亦是糧食重要産區，故而商丘黃河故道的研究價值不容小觑。

黃河流域農田水利特點之一是放水淤田，由于黃河幹支流從黃河上遊沖下富含有機質的泥沙，中下遊可以把泥沙沉淤到預定的田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糧食産量。黃淮平原主要由黃河、淮河下遊淤泥沖積而成，所以，黃河故道沿線城市基本是黃淮平原重要農産區。

商丘明清黃河故道西起民權縣野崗鄉溫莊村，東至虞城縣張集鎮豫皖交界處，全長146公裡，自西向東橫貫民權縣、梁園區、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虞城縣，流域面積1408平方公裡，原有113萬畝沙化土地，沿途有任莊、林七、吳屯、鄭閣、馬樓、石莊、王安莊7座水庫，是商丘市風沙危害的主要源頭。

民權縣是一座北望黃河的小城，擁有故道萬畝沃土，民權葡萄老藤的曆史也經受了黃河、風沙的洗禮，這樣的葡萄是上天的恩賜，民權葡萄酒曆史上輝煌過，産有紅極一時的“長城”葡萄酒，由于商業原因錯失商标權，但這并沒有阻擋民權紅酒前進的腳步，近年來，民權紅酒再度發力，冷谷紅等品牌成為悅享人生的佳釀，民權紅酒因獨特的産地，逐步成為河南區域知名品牌，為黃河故道飲酒文化增添幾分中庸之道。

虞城縣的田廟鄉、喬集鄉、張集鎮都屬于商丘黃河故道腹地，植有大量經濟果木，盛産蘋果、梨子、桃等暢銷水果，此區域也是豫東最大的果林之鄉，虞城紅富士“個大紅潤”“汁多甜脆”，廣受市場贊譽，這無疑得益于黃河故道周邊土壤肥力，所以，虞城紅富士也具有較高的品牌價值。

民權申甘林帶、商丘國家森林公園都是黃河故道生态屏障，固沙涵氧，天然生态，既是治沙防風的結果，也是對黃河故道的一種重要保護舉措。這裡面又蘊含着商丘幾代人對黃河故道風沙治理的心血和汗水，它們無疑是黃河治理文化一個重要方面。

固堤放淤是明清治黃史的主要方略，潘季馴治水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他主張通過堤防束緊河水，通過完備的堤防體制，實現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意圖，為治理黃害開辟一條蹊徑。因此，明清黃河故道大堤是治黃見證，至今黃河故道沿線城市可見故道大堤，而商丘黃河故道沿線大堤仍有完好遺存。這也彰顯了黃河故道在黃河治理文化曆史上的價值。

無論是果鄉林帶，還是水庫，故道大堤，無不蘊含着深厚的黃河文化，它們是黃河治理文化、黃河農業文化、黃河生态文化、黃河曆史文化、黃河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的合集，所以，商丘黃河故道在黃河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價值，研究黃河文化，黃河故道不可缺，商丘黃河故道亦然。

三、商丘黃河故道邊上的古都城

黃河下遊曾存在許多湖泊，由于黃河泛濫，把大量泥沙淤積到這些湖泊當中，湖泊漸次堰塞，最終被淤為平地。“利民”一詞最早出于《商君書·去強》：古代指工商業者；有利于民。水乃萬物之源，利民鎮是“上古九澤”孟諸澤水域重地。孟諸澤是位于商丘、虞城北面的面積較大的一個湖泊，唐代，孟諸澤周圍約50多華裡，一度為幾大澤之首，宋代以後逐步淤平。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大約四千多年前，在黃河下遊居住着很多氏族部落，當時，人們定居的位置選擇在河流湖泊不遠也不太靠近的地方。舜先前是虞部落的首領，被稱為“虞舜”，其子義均封于商（今虞城），是謂商均，他繼承有虞氏之号後，将封地“商”改為“虞國”，建都虞城（今利民），商均便成為夏朝虞國開國之君，商均其實也是協助大禹治水有功之人，在《尚書》中有載，商均說“羿的射箭技術高明，就負責射太陽，我和禹負責治理洪水。”今有商均墓祠坐落于利民古城，墓冢的高台就是後人祭奠商均，感恩商均功德的見證。所以，虞城四千年曆史的淵源，要從商均計起。

少康是夏的第六代天子，少康中興是少康中興夏朝，複興夏朝的勵志典範，他逃過了敵人的追殺，逃奔有虞氏，做了庖正（掌管餐飲，發明了釀酒術），有虞國之君虞思（商均兒子）将兩個女兒嫁給少康，少康忍辱負重最終逆襲，建都綸邑（又稱綸城，為有虞部落活動區域，少康投奔的有虞和他受封的綸均在虞城利民），他勤政愛民，精于農業水利，出現了夏中興的局勢。

公元前1600年，商湯滅夏都亳，建立中國曆史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王朝——商朝，商湯的宰相伊尹是一位治國理政的大臣，還是烹饪界的鼻祖，他跟随商湯，輔佐商湯，用五味調和原理闡釋治國理念，伊尹輔佐商湯的故事一度成為美談。從商丘與黃河之間的曆史關系，我們可以看出，商湯都亳，應該是距離黃河不近不遠的區域（一說在今虞城縣谷熟鎮一帶），包括後來黃河改道流經商丘的變遷圖也可以看出端倪，商湯之商朝無愧于黃河邊的第一古都，而亳地屬于商丘的版圖，殷商文化與黃河文化的關系由此而生。

商均封地和少康建都地均在虞國（今利民），歲月變遷，利民曾是虞城縣府所在地，被稱為虞城老城，據縣志記載，1954年，南谷熟縣與北虞城縣合并為新的虞城縣，虞城縣城所在地由利民鎮遷到馬牧集（今虞城縣城），虞城縣的名稱有1400多年之久，與四千多年的有虞、虞國一脈相承。商均建都至明嘉靖年間的利民舊城因黃河水患，沉埋于地下，而如今的利民古城新貌仍可見城湖、城廓，俯瞰如今的利民古城，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城市城池的建制，與商丘古城聯袂，堪稱“姊妹雙城”。

利民鎮的鎮域經濟在虞城名列前茅，誕生了區域農業産業化龍頭品牌——科迪，科迪的過去現在堪稱草根創業奮鬥史的教科書，它帶動了周邊食品産業鍊的發展，助力了農民脫貧，其模式有成功經驗，其經營也有很多警示，黃河故道有機生态牧場一度成為科迪乳業的一張名牌，而且在三聚氰胺利空來襲之時，科迪乳業健康無價的品牌價值一度受到消費者的信賴。關于其未來，我們認為在商丘為數不多的上市企業中，科迪依然值得關注，因為，它曾經是利民的榮耀，也是商丘的榮耀，甚至是河南的榮耀。

總之，曆史上商丘古都城與黃河、黃河故道發生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當然，不止商湯都亳、商均封虞、少康中興這三個典型的古都城，商丘還有一些古都、部落、古鎮都有同樣的曆史變遷，它們雖然湮沒于曆史洪流之中，但是，對于後人研究河、城、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樣本，尤其是利民古城之于商丘黃河故道具有較高的曆史和當代價值，也是商丘黃河故道在黃河文化中的價值體現。（谷雨）

來源： “文化強國”光明日報協同推廣平台商丘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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