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1歲時,我就體驗了後來電視上頻繁播放的那句廣告詞描述的狀态:感覺身體被掏空。
夜晚,我起床上廁所的次數達到兩位數;白天,我帶着一對眼袋趕往學校;冬天,體育課上簡單的熱身運動,也能讓我汗如雨下,倒在操場邊幹嘔。
母親察覺我的異常,第一時間帶我去了醫院。
醫生拿着我的尿檢報告審視一番,用筆圈出其中一項指标,随即起身,推開身後的玻璃窗,一隻手撐着窗台,一隻手比出一個“4”,對着對面那棟樓大喊:“檢驗科!檢驗科!剛才那個叫張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4個加’嗎?确認無誤嗎?”
得到對方肯定的答複後,醫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地寫下幾行字,把檢查報告夾在病曆本裡,推給母親:“帶孩子去華西看看吧,我們這兒,看不了。”
母親捏着病曆本,剛跨出醫院大門,就伸手攔了一輛出租車,帶着我直奔華西醫院。
醫生拿着報告單,認真地給母親講解:“每個人的腎髒都是一個過濾系統,像一個有篩選能力的漏鬥,為身體留下營養物質,把廢物排走。但你女兒的腎髒把蛋白質也送走了。”
我聽不懂,還沒心沒肺地喜形于色,心裡盤算着:太好了,這段日子我應該不用去學校上課了。
我牽着母親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樓,剛走出醫院大門,母親就哭了。
母親是一個很強勢的人,在獨自撫養我的過程中,她是無所不能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從這之後,她的淚腺閘門就好像被徹底炸開了。
2002年,我上初中後,開啟了上午在學校讀書、下午在醫院輸液治療、周末去醫院複查的生活。
在摸清了醫院看病的流程後,我拒絕了母親的陪同,獨自在醫院和學校之間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學期的一次診察,醫生建議我換激素治療試試,讓我把母親請過來,一起敲定方案。
我自豪地說:“我媽媽沒來,每次都是我一個人看病。我自己的身體我能做主,我媽媽都聽我的。”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醫生卻說:“你們母女倆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後地來,給你講完一遍,還得給你媽媽講。”
我很疑惑,走出門診部,用IC卡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她治療方案有變。
讓我大跌眼鏡的是,5分鐘後她就出現在我的面前。
原來,母親從未放心過我,一直默默跟在我後面。
我沒有征求母親的意見,選擇接受激素治療,并且每天心情愉悅地吃掉12顆“潑尼松”,還高興地覺得自己長些肉會變得好看一些。
曾有親戚調侃,說我的肋骨可以當琴彈,一看我就知道我們家裡窮。
我不甘示弱地說:“我家才不窮,我媽媽賺的錢都買藥了。我吃的藥可貴了,有蜈蚣,還有鹿茸,貴得吓死你!”
我的确從未感到我家和“貧窮”二字沾邊:
在同齡人都在趕公交車或者騎自行車上學時,母親怕我累着,給我買了一台2000多元的電瓶車;
後來,她又怕我在出現什麼緊急情況時聯系不到她,給我買了一部手機。
這兩款初中生眼裡的奢侈品,讓我成為班級裡走在潮流前端的“弄潮兒”。
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是用母親全年無休、上完正常排班再連軸轉上通宵夜班的收入換回來的。
接受激素治療期間,藥物的副作用特别強烈,我的骨骺線提前閉合,再也沒有長高,體重卻發展到145斤。
我開始讨厭逛街,讨厭買衣服。
我受不了銷售人員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後,說“沒有合适的碼”。
母親察覺到我的抵觸情緒,故作輕松地逗我:“咱們多劃算啊,用同樣的錢,買同樣的衣服,布料卻比别人多,賺了。”
2005年,我上了高中。
随着“潑尼松”劑量減少,身上的贅肉也漸漸離我遠去。
這時,母親也知道我已重新融入學校集體生活——老師在開家長會時,點名批評了班上早戀的學生,名單裡有我。
家長會剛結束,我就聽到了風聲,心想完蛋了。
可回家後,母親并沒有質問我,甚至沒提這個事。
這讓我之後幾天都過得提心吊膽,最後主動和母親聊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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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猶豫了一下,說:“那個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況嗎?你得和那個男生說實話,不能瞞着人家。”
我心知母親默許了我,開心極了,一個勁兒地說:“他知道,他知道,他啥都知道。”
我被喜悅沖昏了頭,完全忽略了母親的擔憂。
很快,這份擔憂就應驗了。
一天晚自習結束,我們走出校門,并排走向公交車站,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
忽然,有人大力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連帶我的頭發都有強烈的拉扯感。
等回過神來,我看到男朋友的母親一邊把他往自己的電瓶車上拽,一邊大喊:“她有病!她會拖累死你!”
我心裡一緊,眼淚不住地流了下來。
接着,我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
我剛張口喊了一聲“媽媽”,就再也說不出話。
我哭得很過瘾,母親一個勁兒地讓我别哭,自己卻和我一起哭了起來。
2007年,整個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複。
母親的心情也随着我病情的反複跌入谷底,開始病急亂投醫。
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小廣告,說某家醫院是治療腎病的頂級醫院,就拉着我去了。
那裡的醫生拍着胸脯保證,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後給我們開出一張高額的藥費單,一服中藥500元。
那時,母親已經下崗,新找的工作月工資隻有1000多元錢。
她拉着醫生的袖子,問醫生能否便宜點兒。
醫生拿出一個本子,裡面密密麻麻地記錄着患者的年齡和支付的金額,推到媽媽面前:“看,還有一服藥收1200元的,收你500元,是看你孩子生病多年,我太想治好她了,收的成本價。”
母親看了看我,堅定地說:“我們治。”
在我堅持服藥的第二個月,一家報紙刊登了本地黑醫院的名單,給我開中藥的那家醫院赫然在列。
母親帶我再次去複查時,整棟樓已經人去樓空。
我十分心疼被騙走的藥錢,母親拍拍我的肩膀寬慰我說:“沒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車暈車,抱怨這兒太遠了嗎?這樣以後都不用遭罪了,咱們還是回大醫院繼續看。”
母親說得很輕松,可我知道她已經沒有錢了。
母親下崗再就業,一直擔心自己會被辭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學習公司發下來的資料,生怕斷了收入,讓我無法繼續治療。
高三下學期,我再次入院,選擇做腎穿刺活檢手術。
手術後,腎穿刺活檢報告很快就出來了,我患的是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
醫生說,雖然我是整層樓的病友裡患病時間最長的,但由于我長期接受治療,“養護”着我的腎,我的病情是最樂觀的。
“所有的功勞都屬于你媽媽。”
幸好這8年,她從未想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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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身體逐漸恢複健康,我從最初的每周複查一次,減少為每年複查一次。
如今,我也是一個母親了,有了一個健康活潑的寶寶。
有了寶寶之後,我理解了母親當年所有的心路曆程。
我愛我的孩子,就像母親愛我。
作者:張小冉 ,來源:《讀者》雜志2018年第19期,原标題《她一直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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