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1歲時，我就體驗了後來電視上頻繁播放的那句廣告詞描述的狀态：感覺身體被掏空。

夜晚，我起床上廁所的次數達到兩位數；白天，我帶着一對眼袋趕往學校；冬天，體育課上簡單的熱身運動，也能讓我汗如雨下，倒在操場邊幹嘔。

母親察覺我的異常，第一時間帶我去了醫院。

醫生拿着我的尿檢報告審視一番，用筆圈出其中一項指标，随即起身，推開身後的玻璃窗，一隻手撐着窗台，一隻手比出一個“4”，對着對面那棟樓大喊：“檢驗科！檢驗科！剛才那個叫張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4個加’嗎？确認無誤嗎？”

得到對方肯定的答複後，醫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地寫下幾行字，把檢查報告夾在病曆本裡，推給母親：“帶孩子去華西看看吧，我們這兒，看不了。”

母親捏着病曆本，剛跨出醫院大門，就伸手攔了一輛出租車，帶着我直奔華西醫院。

醫生拿着報告單，認真地給母親講解：“每個人的腎髒都是一個過濾系統，像一個有篩選能力的漏鬥，為身體留下營養物質，把廢物排走。但你女兒的腎髒把蛋白質也送走了。”

我聽不懂，還沒心沒肺地喜形于色，心裡盤算着：太好了，這段日子我應該不用去學校上課了。

我牽着母親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樓，剛走出醫院大門，母親就哭了。

母親是一個很強勢的人，在獨自撫養我的過程中，她是無所不能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從這之後，她的淚腺閘門就好像被徹底炸開了。

2002年，我上初中後，開啟了上午在學校讀書、下午在醫院輸液治療、周末去醫院複查的生活。

在摸清了醫院看病的流程後，我拒絕了母親的陪同，獨自在醫院和學校之間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學期的一次診察，醫生建議我換激素治療試試，讓我把母親請過來，一起敲定方案。

我自豪地說：“我媽媽沒來，每次都是我一個人看病。我自己的身體我能做主，我媽媽都聽我的。”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醫生卻說：“你們母女倆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後地來，給你講完一遍，還得給你媽媽講。”

我很疑惑，走出門診部，用IC卡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她治療方案有變。

讓我大跌眼鏡的是，5分鐘後她就出現在我的面前。

原來，母親從未放心過我，一直默默跟在我後面。

我沒有征求母親的意見，選擇接受激素治療，并且每天心情愉悅地吃掉12顆“潑尼松”，還高興地覺得自己長些肉會變得好看一些。

曾有親戚調侃，說我的肋骨可以當琴彈，一看我就知道我們家裡窮。

我不甘示弱地說：“我家才不窮，我媽媽賺的錢都買藥了。我吃的藥可貴了，有蜈蚣，還有鹿茸，貴得吓死你！”

我的确從未感到我家和“貧窮”二字沾邊：

在同齡人都在趕公交車或者騎自行車上學時，母親怕我累着，給我買了一台2000多元的電瓶車；

後來，她又怕我在出現什麼緊急情況時聯系不到她，給我買了一部手機。

這兩款初中生眼裡的奢侈品，讓我成為班級裡走在潮流前端的“弄潮兒”。

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是用母親全年無休、上完正常排班再連軸轉上通宵夜班的收入換回來的。

接受激素治療期間，藥物的副作用特别強烈，我的骨骺線提前閉合，再也沒有長高，體重卻發展到145斤。

我開始讨厭逛街，讨厭買衣服。

我受不了銷售人員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後，說“沒有合适的碼”。

母親察覺到我的抵觸情緒，故作輕松地逗我：“咱們多劃算啊，用同樣的錢，買同樣的衣服，布料卻比别人多，賺了。”

2005年，我上了高中。

随着“潑尼松”劑量減少，身上的贅肉也漸漸離我遠去。

這時，母親也知道我已重新融入學校集體生活——老師在開家長會時，點名批評了班上早戀的學生，名單裡有我。

家長會剛結束，我就聽到了風聲，心想完蛋了。

可回家後，母親并沒有質問我，甚至沒提這個事。

這讓我之後幾天都過得提心吊膽，最後主動和母親聊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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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猶豫了一下，說：“那個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況嗎？你得和那個男生說實話，不能瞞着人家。”

我心知母親默許了我，開心極了，一個勁兒地說：“他知道，他知道，他啥都知道。”

我被喜悅沖昏了頭，完全忽略了母親的擔憂。

很快，這份擔憂就應驗了。

一天晚自習結束，我們走出校門，并排走向公交車站，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

忽然，有人大力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連帶我的頭發都有強烈的拉扯感。

等回過神來，我看到男朋友的母親一邊把他往自己的電瓶車上拽，一邊大喊：“她有病！她會拖累死你！”

我心裡一緊，眼淚不住地流了下來。

接着，我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

我剛張口喊了一聲“媽媽”，就再也說不出話。

我哭得很過瘾，母親一個勁兒地讓我别哭，自己卻和我一起哭了起來。

2007年，整個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複。

母親的心情也随着我病情的反複跌入谷底，開始病急亂投醫。

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小廣告，說某家醫院是治療腎病的頂級醫院，就拉着我去了。

那裡的醫生拍着胸脯保證，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後給我們開出一張高額的藥費單，一服中藥500元。

那時，母親已經下崗，新找的工作月工資隻有1000多元錢。

她拉着醫生的袖子，問醫生能否便宜點兒。

醫生拿出一個本子，裡面密密麻麻地記錄着患者的年齡和支付的金額，推到媽媽面前：“看，還有一服藥收1200元的，收你500元，是看你孩子生病多年，我太想治好她了，收的成本價。”

母親看了看我，堅定地說：“我們治。”

在我堅持服藥的第二個月，一家報紙刊登了本地黑醫院的名單，給我開中藥的那家醫院赫然在列。

母親帶我再次去複查時，整棟樓已經人去樓空。

我十分心疼被騙走的藥錢，母親拍拍我的肩膀寬慰我說：“沒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車暈車，抱怨這兒太遠了嗎？這樣以後都不用遭罪了，咱們還是回大醫院繼續看。”

母親說得很輕松，可我知道她已經沒有錢了。

母親下崗再就業，一直擔心自己會被辭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學習公司發下來的資料，生怕斷了收入，讓我無法繼續治療。

高三下學期，我再次入院，選擇做腎穿刺活檢手術。

手術後，腎穿刺活檢報告很快就出來了，我患的是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

醫生說，雖然我是整層樓的病友裡患病時間最長的，但由于我長期接受治療，“養護”着我的腎，我的病情是最樂觀的。

“所有的功勞都屬于你媽媽。”

幸好這8年，她從未想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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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身體逐漸恢複健康，我從最初的每周複查一次，減少為每年複查一次。

如今，我也是一個母親了，有了一個健康活潑的寶寶。

有了寶寶之後，我理解了母親當年所有的心路曆程。

我愛我的孩子，就像母親愛我。

作者：張小冉 ，來源：《讀者》雜志2018年第19期，原标題《她一直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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