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按部就班是沒有特殊記憶的，除了月初銀行卡的消費通知，就是住房公積金中心“您已成功償還某年某月貸款本息”的信息。平靜沒有浪花沒有起伏的日子，其實就是人人都在渴求都在祈願的平安如意日子。

突然有一天，體檢報告上出現一行“後縱隔占位性病變，建議增強CT檢查”，日子和心理都打破了平靜。

不是所有的病來臨時，都帶有身體的反應或某種不适，有時沒有任何反應沒有任何表征的病是最為可怕的，如同“溫水煮青蛙”，正因為隻是一絲一毫的微末變化，會将機體和心理誘導入一種舒适的境界，等你感受的時候，危機已成為巨大的危害，甚至是無可挽回。

雖然之前多年對于體檢報告上的結論，大都是以言過其實、滿不在乎或者從不在意的心理對待。也的的确确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傷害，除了僥幸的成份，還是堅信自己的身體沒有任何毛病，或者說即使有的毛病也對機體和心理沒有任何的傷害，最起碼表征上沒有任何的不适感覺。

沒有任何的感覺，也沒有任何的不适，要不要理會體檢報告上的那一行淡黑色字體所傳遞的信息。周圍的朋友大多會說：“對于體檢報告不必太上心，沒什麼大不了的，有沒有病你自己最清楚，舒不舒服你的身體最忠實。”但是理不理會體檢所傳遞的信息，最終還是要自己判斷。因為所有其他人的言論，都是一種病不在自己身上不知憂患的心理。所有人在作為看客或者旁觀者的時候，即使看到在痛苦的人，也沒有切身體會的疼痛，安慰的話語也是不疼不癢的中性詞彙，淡然而輕松：“沒什麼過不去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是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有病還是要看的。人人都知道的簡單道理，有時也是經過一番的思想鬥争或者反複權衡下定決心的。

小孩子不願意看病，多是第一次打針時留下的痛苦記憶，知道看病意味着又要打針又要疼痛。這個結論是帶兒子小時候看病時得出的，隻要進入醫院或者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兒子會一邊流淚一邊和醫生交涉：“我不打針！”醫生回答：“不打針就要吃藥！”兒子會以淚花中堅定的點頭回應。遇到必須打針時，醫生會安撫兒子說：“就一下，很快就會過去，不疼的，不信你試試……”早期的時候，兒子打完針都會哭着出來。上幼兒園後，不知什麼原因兒子徹底想明白，打完針再疼，走出注射室房門的一刻，都會用手擦幹眼淚，做出一副沒有哭過的堅強。

或許，這是成長的必然。也可能是兒子意識到：隻有經曆短暫的疼痛，才能獲得更為長久的健康與舒服。

大人不願意看病，大多是存有僥幸心理，或者是被周邊的群體意識綁架。

僥幸的心理人人都會有，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認為，或許是體檢的儀器或者數據出了問題，或者是衡量某一方面是否健康的指标體系不科學，甚至會想當然地懷疑指标體系來自于西方，沒有考慮東西方人的身體素質、飲食習慣、生活環境的差異。另外一個僥幸心理，來自于對自己身體健康的想當然過度自信，認為自己以前沒有出過任何事，這一次也不會出任何事；甚至認為即使出了事兒，也不會有什麼大事，再行治療也來得及。不可否認，在僥幸心理下，一些人的确對于預警沒有做任何地幹預，第二年再體檢時先一年的征兆竟然消失了，當事人更加堅信自己身體自我調節或者自我修複能力；醫生解釋不了有些現象，隻能以人體是個複雜奇怪的東西，病因千奇百怪，病例隻是一個大概率的趨勢而不是絕對的走向或者必然結果。還有的僥幸來自于中、西醫對于“病”與“治病”的不同哲學思想。西醫對于一切有表征的異象，都主張積極主動地消除掉，最典型地就是體内的結節、包塊、囊腫、肉瘤、腫瘤，都會主張盡快地割掉；因為西醫認為這些都有發展為惡行腫瘤的可能，惡性腫瘤自然會要人的命；即使不會發展為惡性腫瘤，醫生也會以模棱兩可的語言、趨勢性的可能，告知你繼續發展有可能帶來的其它影響或者危害；這種給你無限想象空間的預知，常常使患者不知所措，猶豫難決。中醫認為，人系是一個和諧的系統，講究陰陽平衡、機體平衡、五行和合，如果不危及生命，并不建議割掉體内長的所謂異物，隻要其能夠與其它的器官和諧相處。

這兩種不同的治病哲學，帶來的是針鋒相對、互相指責的結論：中醫認為西醫隻治表征，而不治病，割了體内的腫瘤，用化療、放療殺死了有害的癌細胞，對人體有益的細胞也被殺死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腫瘤被切除了，癌細胞被殺死了，人的生命也不複存在了；西醫認為中醫的一些理論近乎神鬼巫言，是沒有任何科學實驗的主觀臆想，尤其對體内多餘異物的态度，按照中醫的一些治法，實際上是助長了病竈的發展，贻誤了最佳的治療時機，助長了結節、包塊、囊腫、肉瘤、腫瘤發展，名為系統和諧，實則是要人命的庸醫。對于這兩種言論，一些純西醫的專家也在反思，也提出治病和治征的問題，也提出系統延續生命與徹底清除異物的問題。

醫者，醫征？醫病？醫人？各有說辭，但無論哪種理論，都應以生命的健康，生命的延續為終極目标。

幾乎所有的患者，都寄希望于醫生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答疑解惑讓自己明白得病的原因。這種心理和需求，本無可厚非，然而很多人的這種心理和需求，在自己生病或走進醫院的那一刻，常常會被打臉——醫生可能回答不了關于緻病原因之類的問題，有時甚至隻是關注各種儀器、數據測試、檢測看到的表征，以及其繼續發展可能對人的身體造成的危害，至于能不能治愈也不會給你做任何的保證。在大醫院醫生所能做的，似乎隻是該切除得給你切除，至于你的生命能否延續，似乎并不是他們所關注、關心的。

有一年朋友帶兒子去西安有名的一個公立醫院看神經性皮炎，因為是疫情期間，不允許陪同人員進入診斷室。過了十多分鐘，朋友的兒子從醫生診斷室出來，說醫生認為病因是遺傳性因素所緻，推薦使用一種尚在研制階段的注射針劑，說需要打三針，每針8500元左右。朋友說他和妻子均沒有得過神經性皮炎，雙方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從來沒有得過這種病，加之對這種試驗針劑的不放心，于是進到診斷醫生的辦公室前去咨詢。朋友說他咨詢的過程，完全颠覆了他對醫生印象與看法。他問醫生兒子神經性皮炎的緻病原因或因素，醫生回答他：“這是世界性的難題，至今也沒人能說得清。”她又問：“既然說不清病因，那以什麼為依據開藥治病？”醫生說：“目前治療這些病用的藥就那麼幾種，是實驗室得出的結果。”後來他問醫生：“推薦的打的三針療效如何？”醫生很不耐煩地回怼：“你不要問我療效的問題，願意用就用，不願意用随便。”朋友說他因為醫生的這個态度和回答很生氣，就質問了診斷地醫生幾個問題：“我到醫院是來看病的，我不看療效看什麼？”“你說不清緻病的原因就開藥，是不是亂用藥？”“不知病因開藥，不談療效用藥，這是什麼看病的邏輯？”

朋友說的這個案例，在一些醫院或者尋常百姓看病過程中極為常見，也是容易引起醫患矛盾的焦點問題之一。後來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不少的醫生，他們說了他們的難處：“很多症狀的出現，有多種緻病的原因，尤其是一些體内多餘物的出現，有的多達幾十種甚至上百種緻病因素，專業性很強，不是一兩句能夠說清的，有時解釋不當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不僅朋友和他的孩子在大醫院看病時遇到過這種說不清病因的情況，我到某大醫院複查體檢出的問題時，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景。醫生看完我的體檢報告，準備開加強CT檢查單時，我帶着祈求的表情和口吻問坐診的教授：“這種病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教授回答：“不能說，也不好說，沒辦法說。”我又請教：“為什麼不能說？”教授又回答：“目前能說的清的，就有幾十種，我怎麼給你說？”我又問：“那一般的緻病因素有哪些？或者緻病機理是什麼？”教授很不耐煩地說：“哪有什麼一般不一般，要說清這些問題，得到醫學院上八年的學……”教授的話，怼的我無言以對。但作為一名普通的患者，詢問和了解病情、病因也是人之常情，不知是我不該詢問，還是醫生的回答有什麼問題。

想到朋友帶兒子看病的經曆，這次我與教授醫生的對話，都有說不出的一種感覺，總覺得醫生與患者之間的對話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有更好的一種方式和情景。或許這屬于醫療教育、醫療倫理應該解決的問題，甚至是社會價值推崇應該解決的問題。

看病得不到病因，還勉強能夠接受。正如醫生所說，有些緻病的原因畢竟專業性太強，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說清楚的。最為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在所謂的大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的院，臨出院的時候醫生還說不清是什麼病，也說不清楚病情，但是各種檢查、各種藥用了一大堆，錢花了三五萬。

三四年前，朋友的母親在單位所屬職工醫院體檢，CT檢查出肺部有陰影，懷疑是肺癌，一家人聞訊情緒幾乎崩潰，随即到西安一個大學的附屬醫院複查。

入院以後，幾乎所有能檢查的項目都做了個遍，什麼彩超、CT、加強CT、核磁共振……能說上名字說不上名字的設備、儀器都過了個遍。經過一番檢查之後，醫生以模棱兩可的結論告知，不像是肺癌，但是肺部的纖維化嚴重，建議入院治療。問醫生什麼情況，回答說病情不好判斷，要等做穿刺活檢之後才能判斷，結果穿刺活檢作了兩次，醫生說受取樣位置和受檢活體的影響，依然不能确定，打算第三次穿刺活檢。朋友的母親聞聽後堅決拒絕，不高興地對醫生說：“針一次又一次地從肺上鈎一塊肉出來，難道對肺就沒有傷害？不是鈎你們的肉，你感覺不到疼……”醫生對于患者的質問也隻是笑笑，既然不願意再做，也隻能作罷。後來醫生采取的治療辦法，基本是用排除法，一種藥一種藥地試，一種方案一種方案地驗，一種病因一種病因地排除……整整一個月，朋友的母親實在忍受不了這種折磨，堅決要求出院，不再治療。臨出院時，子女詢問醫生到底是什麼病？醫生坦然地說：“有可能是肺結核，你們再去查查。”結果出院後再次篩查，也排除了肺結核。

住了一個月的院，錢花了一大堆，藥吃了一大堆，液體注射了30天，結果出院的時候，醫生還說不清是什麼病，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症狀有所減輕，也不知究竟是什麼藥緩解了病情。如今七八年過去了，朋友的母親身體依然健康。

遇到這種情況，患者心裡自然不舒服，有抱怨或不好聽的話是自然的；反而是醫生司空見慣，對于患者的抱怨和質問見怪不怪，以各種模棱兩可、是事而非、半專業半通俗的話語回應。

所有人的認知和經驗裡，笑臉相對、滿面笑容、順你而為的人都是對你好的人，而那些冷若冰霜、黑臉相對、拒不妥協的人似乎都是為難你的人。但在預住院期間預約核磁共振檢查遇到的一幕，颠覆了我的這種與常人一緻的看法。

到醫院核磁共振第一檢查室預約檢查時間時，負責預約的人問我：“你檢查的是頸部還是頸椎，是身體的那一部分？”本能的指了一下身體的後背，預約的人說：“你說的位置根本不對，讓你的醫生重新确定檢查項目。”當時的第一感覺是預約的人故意設置障礙，檢查什麼部位是醫生根據病情需要來确定的，怎麼能問看病的患者，而且堅信醫生開的檢查項目應該不會錯，所以自然而然地生出不快的情緒，“你就按醫生開的檢查單預約，出了問題不要你負責。”預約的人不厭其煩地解釋：“如果檢查地部位錯了，你這錢可就白花了。”我不由提高了聲音：“不管對錯，你就按醫生地檢查單項目預約。”負責預約的人依然堅持，“你一定要堅持按這個單子預約，那你給單子上簽個名。”我的不耐煩情緒進一步提升：“檢查單是醫生開的，檢查什麼部位難道醫生不清楚，醫生會寫錯？我不知道該檢查什麼部位，我不可能給你簽名。”預約的人寸步不讓：“寫錯單子經常出現，要麼你讓醫生簽名，要麼你重新開單子。”無奈之下，我撥通了開檢查單醫生的手機：“某某醫生，核磁共振預約的問你檢查什麼部位？”随即我将手機遞給了負責預約的醫生，預約的醫生接過手機，打開了免提鍵，以示他通話的公開性，“你檢查的是頸部，還是頸椎，是軟組織，還是結構？”沒有聽聽對方醫生的回答，預約的又問：“你檢查是什麼目的，查什麼？”對方醫生作了回答，預約的醫生毫不客氣地說：“那你就重新開檢查單，寫準确檢查的部位。”預約的醫生從窗内遞出手機問：“聽清了吧，重新開檢查單去，告訴醫生讓他寫準确檢查的部位。”随即又用了足足20多分鐘的時間，上下住院一部八樓，讓醫生重新開了檢查項目單。

返回的路上，内心萌生一種歉疚和感恩的情緒，預約的醫生，以她的嚴謹負責，不惜與患者争吵，也要堅守她的崗位職責；以她的專業精神，不惜被患者誤解，也要堅守他的專業堤壩。不知道她在這個平凡的崗位和多少人争吵過，但我相信她的内心是一片光明。正是這難得的光明之心，照亮了很多不夠光明的心理陰影。

我們這個社會更多推崇機巧、應付和順從，而正是像負責預約核磁共振者的嚴謹、堅守和專業，或許才是這個社會更需要的一種精神、氛圍和推崇。

菲是學醫的，也在單位的醫務室工作過多年，隻是後來因改革醫務室解散，換了其它崗位。得知我體檢出的“病”後，刻意到辦公室詢問情況，态度堅決地說：“很多都是過度治療。外科就是專門做這些營生的，不做這些就沒了事幹，故而他們會極力誇大可能的趨勢，或者誇大不可預知的危害，增加病人的心理焦慮感。”

菲給我聊了十年前他得膽囊炎的經曆和給老丈人的看病經曆。

菲說得膽囊炎後，一進入一個較大的軍隊附屬醫院，醫生就建議他做手術割了膽囊，說割了就一勞永逸，不會再發炎了。他也基本接受了醫生的建議，準備住院做手術時，被告知病房緊張需要等待10天左右，但是膽囊炎引起的疼痛一刻也沒有緩解。無奈之下，菲回到了單位的職工醫院，醫生問他手術還是保守治療，學過醫的菲猶豫再三，還是選擇了保守治療，打點滴消炎後，膽囊炎再也沒有複發過。如今十年過去了，也沒有出現醫生給他所說的趨勢性變化。

與他自己經曆相似的，是幾年前他老丈人看病的經曆。當時他老丈人年事已近耄耋，半年多時間經常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燒，到單位職工醫院和城裡的大醫院也檢查了很多次，始終沒有查出病因。後來他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隻要家裡作了油膩性的菜，或者是肥肉較多的菜，老丈人發燒的症狀就會出現，學過西醫的菲據此判斷有可能是胰腺炎引起的發燒。半年後老丈人再次發燒，到大醫院檢查時，醫院給出的結論時胰腺疾病，建議做胰腺切除手術。因為老丈人年事已高，家裡人猶豫不決，子女一起商量時，菲作為女婿給出的建議時不做手術，保守治療，另外調正飲食結構，減少脂肪含量高的菜品。後來老丈人的身體狀況，也驗證了菲的判斷。

與菲所說事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侯的母親在西安一軍隊醫院的治病經曆。侯的母親年齡已八十多歲，因病住進了醫院，檢查認為是膽管某一處堵塞，需要手術治療。兄妹的意見當時分為兩種，一種認為隻要有一絲的可能就要積極治療，一種認為母親年事已高經不起手術的折騰。最後是在醫生模棱兩可的趨勢分析和治愈可能語言下，按照醫生的判斷和建議做了手術，病竈被切除，母親也在醫院蘇醒了過來。令他們兄妹沒有想到的是，母親出院回家兩個星期後就去世了。每每想到母親的去世，侯都會說如果母親不做手術，可能活的時間會更長。手術造成的傷害，甚至比原有病痛造成的傷害更重。而且由于手術，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大幅下降，人體的機能也會快速地發生退化……

基于母親手術後的過快去世，侯不由自主地說：“去醫院的目的是為了看病，但是如果判斷不準，做錯了決斷，可能老病沒看好，還會帶來新的病，甚至是緻命的災難……”

在住院部等待主管醫生看增強CT片子時，前面有一對夫妻在和醫生讨論病情。從夫妻兩人的衣着和語言可以判斷，兩人來自農村，而且距離西安路程較遠，不幸妻子得了肺癌，而且有極強的求生欲望，希望自己的病在西安的這個大醫院能夠得到治療。

看片子的醫生是個年輕的醫生，邊看片子邊不耐煩地給夫妻兩人解讀病情，以及後續的治療。因為醫生說了很多聽不明白的專業術語，夫妻兩人一邊雞啄米似的點頭，一邊露出一頭霧水般的懵懂表情。

醫生很不耐煩地說：“簡單說，就是需要作個基因檢測，根據基因檢測的結果制訂治療的方案。”

夫妻兩人對于基因檢測更是一頭霧水：“啥叫基因檢測？前邊不是用長長的針取了一塊肉作了活檢嗎？還沒檢查出來，還要用長針取肉檢查嗎？”

“你這病現在确診是肺癌，肯定是惡性腫瘤。肺癌又分為鱗狀細胞肺癌、腺泡細胞肺癌、大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肺腺鱗癌，你的屬于腺細胞肺癌。為了确認你下一步的治療方案，需要通過基因檢測進一步确認，如果是陰性吃藥就可以了，如果是陽性就需要化療……”

醫生說的越細，夫妻兩人一頭霧水的表情越重。

“基因檢測需要多少錢？農合能報銷不？”夫妻兩人最終關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這個檢測在醫院做不了，需要到外面的檢測公司做，大概一萬多塊錢，報銷不了，也沒有發票。一會兒我給你個手機号碼，你找姓王的醫生，就說是我介紹的……”醫生毫不猶豫地回答。

夫妻兩人還在迷惑中猶豫，看到這種情形，醫生放低聲音，半是安慰半是解惑地說：“不要有什麼不放心的，我們找的都是外面的比較大的正規的基因檢測公司，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做過了……10天左右就會出結果，到時你們再來醫院找我。”

夫妻兩人說需要商量一下，醫生說可以。從夫妻兩人在走廊嘀嘀咕咕的傷心話語，可以聽出夫妻兩人從幾百公裡的外的山區來，10多天的等待對他們會有很多的不便。尤其是新冠疫情防空期間，返回老家再折回來，需要走一系列的手續；而在西安等待10多天，對他們又是一筆不小的花費……于是夫妻兩人又找了醫生詢問。

“10多天我們在西安等也不是事兒，還有什麼方法，能不能先治療？”

“可以先做化療，對身體也沒有什麼危害。反正基因檢測結果如果是陽性，也要做化療，也就一萬多，住兩天的醫院，做完就可以出院等待基因檢測結果，然後再确定如何治療。”

看夫妻兩人還在猶豫，醫生又和顔悅色地說：“不要有什麼顧慮，也沒有什麼疼痛，檢測的活體從檢驗科割一塊就行了，想好了趕緊去聯系，交完錢等待通知……”

夫妻兩人依然是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滿臉凄楚地走出了醫生辦公室。

不知他們是在為病情傷心，還是被沉重的醫療、檢測費困擾，還是被醫生的說辭搞迷糊了……或許兼而有之。

一個多星期的“預住院”和各種檢查後，主管醫生通知：今天病人和陪護家屬做個核酸檢測，明天上午8：00辦理住院手續，後天安排手術。

第二天辦理住院手續，并行、緊随的是一系列的術前準備、風險告知。

還在等待辦理住院手續時，護士就喊着名字叫簽PICC同意書，兩三頁密密麻麻的風險提示，同一個主管護師的名字，一看就是制式的“風險告知同意書”，一串專業的醫學術語，還有很多外語音譯的名稱……且不說其具體的含義，其拗口與艱澀就讓人望而生畏。護士隻有一句冷冰冰的話語：“看看吧，沒有意見就簽個名。”“也沒人解釋解釋？”“有什麼好解釋的，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沒有什麼就趕緊簽名吧，都是術前準備必須要做的。”護士顯然有些不耐煩了。

住院期間詢問值班護士才知，所謂的PICC，就是俗稱的靜脈注射留置針的一種，學名叫外周靜脈植入的中心靜脈導管。是用外周靜脈穿刺方法，從外周手臂靜脈（如肘窩部貴要靜脈、肘正中靜脈，也有選頭靜脈）、利用導絲将靜脈導管引入胸部上腔靜脈或者鎖骨下靜脈，使靜脈注射的導管能夠直達靠近心髒的大靜脈血管（上腔靜脈或下腔靜脈），用于中長期的靜脈輸液治療或者化療。與早期靜脈紮針注射相比，可以減少反複的靜脈紮針，減少一些刺激性藥物引起靜脈炎的發生，保護上肢靜脈；與普通的留置針相比，留置針是将細的導管留置在手背或前臂淺靜脈内，PICC屬于深靜脈導管，它的注射導管直達靠近心髒的大血管，可以将藥物直接輸入上腔靜脈，減少一些刺激性藥物對外周靜脈的刺激和損傷，輸藥的效率更高；費用2000-3000元，每次的維護費用70-80元不等。據護士說，它的使用時間可達數個月，最長可達一年。副作用是有血栓形成的風險、導管相關的感染、導管脫落等。

次日進入手術室，手術中的用藥并沒有使用PICC建立的輸液路徑，手術室内的護士說，PICC是術後用，手術中他們都是重新在靜脈和動脈重新紮針。

相對于PICC的風險告知和肘腕穿刺，術前告知和風險告知，讓很多人更加心驚膽顫，因為“告知”的内容，都是最壞的可能，或者說是出現機率最低的可能，但無論出現的機率有多低，對于一個具體的生命，對于備受一個或幾個家庭牽挂的患者，一旦出現都是災難性和緻命性，所以醫院都是以“制式”的書面告知書（同意書）的形勢告知病患家屬，讓家屬簽署書面意見，将術中風險的責任轉移給病患一方，降低醫生和醫院的“風險責任”，這是幾乎所有西醫的通行做法，近些年中醫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這種“風險規避”策略。

手術前的一天，以為辦理住院手續和術前準備自己就能應付，沒有讓家裡人陪同。醫生很不高興，說術前告知和風險提醒，有一系列的書面材料需要家屬簽字，病情和手術方案、術中風險也要告知家屬。“家屬沒來，耽誤時間，你敢聽嗎？”看着主管醫生滿是情緒的臉，我一邊道歉，一邊說下午家屬就來了，實在不行你就給我說，我來簽字。主管醫生一邊數落着着我，一邊無奈地說：“我先給你說說病情和明天手術的大緻方案，簽字等你家屬來了再簽。”

主管醫生叫來一個第二天要手術的肺癌患者，向我們介紹了第二天的手術，先介紹了體内器官結構的共性部分，手術的刀口選擇大緻部位，手術的方法和可能的共性風險。總之是一句話，肺癌患者的手術簡單，隻要将病竈切除即可；而我的後縱隔占位性性神經源性瘤，因為位置太高，位于頸椎和胸椎的結合部，手術不好做，風險特别大，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手術中誤觸連接心髒的大動脈血管，人可能就下不了手術台；二是手術中傷了胸椎神經，引起下半身癱瘓；三是術中或術後引起肺阻病；四是手術後病情有了新的發展。

四個方面的風險，主管醫生說的風輕雲淡，病患家屬聽的直冒冷汗、神情緊張，妻子簽字的筆明顯抖動了起來，心裡沒底地不停詢問醫生“風險”的概率，手中的筆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不敢再往下簽字。主管醫生看到這種情形，又反過來安慰妻子：“雖說風險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現的機率也是萬分之一，即使出現了手術醫生也都有應對的預案，出現最壞的情況可能性極小，否則這麼大的醫院早關門了……”看到妻子仍舊不敢簽字，主管醫生又說：“我再給你說吧，後縱隔手術就是常規的手術，簽署這些風險告知文件也都是程序性的，簽吧，不會有問題的……”

妻子在戰戰兢兢中，邊詢問每一個風險提示的含義，邊沉重地簽一個又一個的文件，足足用了将近半個小時……

或許在這一刻，所有簽署術前告知和風險提示的病患家屬的心理，都如千斤石壓在胸口般的沉重，因為無論多低的幾率，一旦出現都是不可逆的沉重災難……人人在簽字的那一刻，都會不由自主地暗自祈禱：一切平安順利！

很多有過手術經曆的人，對于手術室都是模糊不清的記憶。

早上7：20分，手術護士通知術前準備，首先到護士站核對了病患者的姓名、手術名稱、主管醫生标記的位置，随後讓帶着所有的CT/核磁共振檢查片子，跟随護士乘專用電梯進入手術室。

進入手術室第一道門後，手術護士再次核對病患者的姓名，随後要求病患者坐在輪椅上，給每人腿上放置一床手術室專用的被子，檢查的片子放置于被子上，手術護士将病患者推進第二道門，進入等待區。之後又有護士核查病患者的住院手牌，掃描二維碼，核對患者姓名、主管醫生、手術的位置标記，确認後給每個病患者一個數字标牌，有的數字标牌放在病患者的被子上，有的挂在輪椅一側挂液體的吊杆上，躺在移動病床上重病患者的數字标牌也挂在一側液體吊杆上……

大約二十多分鐘，等待區就彙聚了來自各個病區的二十多個等待手術的病患者，婦科的患者多躺在移動病床上，其他的病患者都坐在輪椅上。從護士聊天中得知，當天安排了七十五台手術，包括了住院一部的各個科室，除了胸外科、還有婦科、産科……

陸陸續續有各個手術室的護士前來接病患者，再次确認姓名、主管醫生标記的手術位置。進入手術室後，在一系列的術前準備和醫生、護士的聊天中，随着吸入式麻醉管插入口腔，漸漸失去意識，進入了麻醉狀态……

等到再次有了意識，仿佛是從遙遠的深山或雲霧中有人在呼喚：“醒了沒？醒了眨眨眼。”眨眼示意後，醫生聲音清晰了很多：“手術很成功，情況很好，你可以正常呼吸。”過了五六分鐘或者十多分鐘，醫生又說：“我要把你口裡的管子拔掉，拔完管子後要好好呼吸，現在送你回病房……”

一切仿佛在夢中，一夢中一個健碩的軀體變的孱弱不堪，一夢中體内的某一個多餘物已經離開了你的軀體；一夢中一個病體又回到了康複的路上，一夢中一個嶄新的人生曆程開啟……

辦理住院手續的那天大清早，在五病區門外的走廊裡排隊等待時，與老楊寒暄了幾句。得知老楊是寶雞人，從寶雞來西安看病，預訂的手術時間也是21日。不想和後來成為一個病房的病友。

老楊的夫人說，老楊的病是被耽誤的。

老楊是在一個多月前在自己的廠子扛着梯子修補時，發現身體不适的。最早以為是岔着氣了，也沒有太在意。後來因為氣短、連續發燒住進了附近的一家企業職工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的院，病情不見好轉，經過一系列的檢查後，醫生認為可能有肺結核，建議到專業的肺結核專業醫院，因為肺結核屬于傳染性疾病。在結核病醫院住了七八天院後，結核病醫院的診斷結論是沒有肺結核病，建議繼續到相關醫院診治。

從結核病醫院出來後，老楊又換了一家醫院，經過CT、核磁共振檢查後，醫生診斷說老楊的肺部有積液，于是進行了穿刺排除積液。

一個星期後，穿刺排除積液并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老楊還在發燒，呼吸越來越氣短……醫生說老楊的肺被一層“膜”包了起來，這一層“膜”是體内的細菌生成的，而且還在新生，還在生長，但由于老楊的呼吸太短促，不具備手術的條件……病情還在惡化，而醫生束手無策，無奈之下老楊趕到了西安這個軍隊大醫院。看完老楊在寶雞的檢查報告以及CT、核磁共振片子，醫生斷然說老楊的病是包胸，有一層“膜”包着肺，必須馬上手術，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老楊手術的那一天，是他五十九歲的生日。按照中國的傳統說法，五十九歲生日是暖壽之日，老楊也不想在這一天手術，但千躲萬錯還是沒有躲過。上午十一點左右，老楊也被推入手術室做術前準備，四十多分鐘後又回到了病房，手術沒有做成。老楊的夫人無奈地說：“手術室說老楊體内的病菌具有傳染性，手術過程成要吸氧、麻醉，而手術室的氧氣系統、麻醉系統管道是相通的，做了老楊的手術，手術室的所有系統會被污染，而且要進行一次消毒。手術室要求将老楊的手術安排到當天的最後一台，不影響别的手術，也不影響所有手術室的消毒。”

老楊一家既希望盡快手術，又希望手術能躲過老楊生日當天，在矛盾、忐忑、焦灼中接受時間的煎熬。期間也有醫生過來給老楊一家解釋，說他們也和手術室協調了，沒有辦法，如果前面的手術順利，争取當天給老楊把手術做了，如果前面的手術拖了時間太晚，就隻能放到第二天，依然要排到最後一台手術。

當天晚上快八點時，護士通知要老楊做好手術準備。随後老楊又第二次被推進了手術室，晚上十一點後，老楊的夫人回病房那東西，說老楊已經出了手術室，進了重症監護室。那天晚上，老楊的姑娘在重症監護室外守護了一夜，老楊的夫人也在病房翻來覆去一夜。

第二天中午快十一點時，老楊回到到了病房，用衰弱的聲音詢問手術的情況，老楊的夫人說：“從你的肺上剝下來一層像雞皮一樣的東西，占了大半盤子，這麼多東西包着你的肺，能不氣短嗎……”

住院的幾天，老楊的家人時不時會感歎：都讓寶雞的醫院把病耽誤了，多虧來了西安的大醫院，按照寶雞醫生的說法，根本沒辦法手術，到這裡醫生的說法完全相反，手術很快就做了……

找對醫院，找對醫生，對于病患者來說，有時就是生命；找錯了醫院，找錯了醫生，小病可能會發展成大病，甚至丢了性命。期間的錢财消耗更不必說，是以數十萬計的……

動刀做手術的治病經曆，會在一個人的身體和心理留下永久的記憶，也會給人的身體和心理帶來變化。中醫的觀點認為，隻要動了刀子，人的“元氣”就會收到損傷，人體固有的元系統就會打破平衡，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的。

病人到醫院看病，心理的期望是病能夠得到治愈，或者得到緻病的原因。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細想，病人到醫院看病，看的是自己機體的病，同時看到的是醫生的心理和精神疾病；通過看病的醫生和看病的過程，看到的是醫院，乃至社會“病”。

做增強CT時碰到一個術後三個月複查的女性病患者，他說四個月前看别的病，突然被查出腦垂體瘤，她說當她做完手術被一個人放在手術室複蘇的過程，她突然意識到以前所計較、所追求、所争就的東西，與生命與健康相比不值一提，為了不值一提東西的憤怒、郁悶、不快，是世間最傻、最可笑的選擇。病愈後，所有人都說她變了一個人，變得豁達、寬容、淡泊。

作者簡介：拜嘯霖 現就職于某航天研究所，工商管理碩士，高級工程師,曾受聘于某管理咨詢機構高級管理咨詢顧問、某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外部導師。業餘緻力于蒙元曆史研究，自由創作者，有百餘萬字作品在網絡平台或紙媒發表，推崇“寫真誠的感情，寫熟悉的生活，寫了悟的思想，寫獨立的觀點”。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