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若問中國傳統文化的雅正之音在哪裡？我以為就在《論語》書中。

《論語》成書，距今有二千多年的曆史。中國所有竹簡典籍中，它最為言簡意赅。它總結和歸納了古春秋之世中國人最基本的人文與政治理念，并深刻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文化傳統，融化于當今中國人的習性與風俗中。《論語》所記，皆為活生生的言行事迹，其聲色神貌，穿越千年時光隧道，折射一個大變革時代的場景和氛圍，從中可感受到中國春秋之世分崩離析的世事變幻與滄桑。它緣事而言，情理并重，有的放矢，不作泛泛之論。它的文采和内涵，古往今來，漢字書中，無與倫比。其章法之曲盡其妙，其辭藻之豐瞻蘊藉，堪稱極品，可謂文質彬彬矣。

《論語》所蘊涵和彰顯的人文觀念與理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人文光耀，震爍古今。簡單說來，可用“16字”來略作一說。

一曰“近人” 。直白一點說，就是“近人情”，所謂道不遠人。孔門之學，最基本的一個特征就在于此，乃為“人學”第一。孔子之教是不離人道。所謂天道遠，人道迩！中庸之道，乃經常不易，與時為變。《論語》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也許在古人的意識中，鬼神是存在的，也知其無迹可尋。因此，孔門中人對于所謂鬼神是敬而遠之的，這樣的态度不失為明智之舉。孔門的講求完全界定在“人”格範疇之内，不提倡做那些超乎人所能做的事情，凡事不違反人之常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敬與友愛，乃是做人的根本。孔門所提出的行為理念和宗旨，都不會脫離人生實際，質樸平實，無悖不過，充滿人味。

春秋之世，“人”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呢？這裡的人，有大人小人之分，應該也包括奴隸在内。任何社會都是有等級的，人總要分出三六九等。我以為中國春秋之世，人文意義上的“人格”意識已經完全成熟了。這個時候，已經能把人與鬼神、天地區分開來了，具有了獨立的人格意識。所謂“與天地參”。仁者人也。孔子學說的基礎就是在人的層面上确立的。那個時候，已經萌發人本思想。《論語》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之學是最近人情，反過來說，就是不矯情。孔子說，如果你心裡對他人有怨恨，那麼你就以直心對他得了，不必委屈自己而勉強包容他，表面還笑臉對他。這不是僞善是什麼？“巧言令色，鮮矣仁。”

二曰“推己”。 區别于“修己”，“克己”。也就是“推己及人”。如果你自己不想别人那樣對待你，你就不要那樣去對待别人。就這麼簡單，并不深奧。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認為可以終身遵行的一句話。什麼叫作“仁”？這就是“仁”。人者仁也。這就是最基本的為“人”之行。孔子所倡導的做人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就是凡事不強加于人。把自己的立場推向别人，轉過來從别人的立場出發反觀自己，完全平等相待。正象“仁”字，如兩個人平行站在一起，和而不同，平等相處。如此推而廣之，放之四海而皆準。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說，他不喜歡的事，不希望别人強加給他，自己也不想強加給别人。孔子笑他說，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強加于人的事，從古到今，不斷發生，而且還将繼續發生。你不喜歡的事情，也許你不強加給别人，但你不能保證别人不會強加給你。世事不平如此。但無論怎樣，儒家的态度很鮮明，就是凡事不要強加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難道不是推己及人的做法嗎？假如連自己的老人和孩子都不愛，他還會愛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嗎？那是違反人情的。違反人情的做法算是什麼？也就是矯情。又假設有這麼一家人，老子偷了别人的東西，兒子卻去告發。這樣的事情，也許今人會美其名曰“大義滅親”，但在孔子卻不以為然。他說甯願這個兒子去包庇老子，為老子開脫罪責。因為這才是做兒子該做的事情，屬于人之常情，無可非議。至于兒子包庇老子的結果怎麼樣，完全是另一回事。兒子去揭發老子，從做人的角度看，孔子是不贊同的。

三曰“履信”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做不到的，就不要吹牛。也不要輕易許諾于人，言必信。做到這一點，就算是信義了。信義乃為人之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無信不立。”見義不為，無勇也。義者宜也。應該做的事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做，這就是義。義與時勢相待而出。所謂“時義”者，“時宜”也。信近于義。一個講信用的人，就是個義士。因此，孝悌之情，與生俱來，自然流露，舉善而宣，廣布流傳，可得”感化”之功。 以人為本，教化之務，當首倡“信義”二字。

四曰“重事”。 孔子不務繁文溽節，注重實效。他不乞求所謂的神明，重人事，盡人事。子路見孔子病了，要去沐浴禱告，以求神明保佑老師去病消災。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如果有的話，那麼我不是一直都在禱告嗎？可見祈于神明，禱于虛無，非孔子所信所為，他是反躬自求的。所以人事之重，甚于一切。事功的講求，是儒者本色。所謂敬事而信，所謂敏于事而慎于言。敬敏從事是儒者仿效自然的一種體現。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重事，也就是忠于事，忠人之事。既然答應了人家，有了相契之約，做什麼事情就要認真去做。盡人事，足可動天地！可不重乎？因此，凡人當為之事，必須去做。諸如起居掃祭，揖拜迎送，婚喪嫁娶，皆人事焉，不可輕也。對此，《論語》鄉黨篇，對孔子的應對風範做了非常生動有趣的描寫。

五曰“力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從這點上看，孔子是注重行動的人。再好的學問，如果沒有實踐，恰如空中樓閣，根基不牢，不足恃也。孔子很清楚自己的學說在當時是無法施展的。但是他的學問是治世之道，是王道之學，推行起來自然是很難的。他所要做的就是垂範後世，功在千秋。明明知道不可以，但還是勉力去做。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與後世“人定勝天”的超邁氣概，“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實為一脈相承。這是儒者非常可貴的一種精神，盡力而為，勉力為行。比如世間新生事情的推行總會有阻力的，一切改革、變革都不會是坦途。若是沒有阻力的事就不是變革了。因此，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做，全力去做，至于結果怎麼樣，卻不是人所能預知的。力行其事，這就是人所能做到的。 但人格力量若被無限誇大，欲與天公試比高，甚至淩駕于自然之上，則未必有好結果，且為害已甚。 這就是“過尤不及”。曾幾何時，一種“矯枉過正”的偏激思想長期占據了主導，總以暴風驟雨式的運動，大行其事，令國人大受其害。 革命隻是大轉折時代才應運而生的産物，可得一時，非長治久安之道。 所以，未可輕言“革命”二字。

六曰“貴和”。 仁者和也，和者仁也。做到了“仁”，“和”就自然出現。“人”就算做到家了。在天地之間，人的位置就這樣确定了。所謂“與天地參”，就是“人”已經獨立于天地之間，作為獨立的一極，與天地并存成三。這就是“人道”，就是重人事，就是重人和。“禮之用，和為貴。”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之用，皆為人和。這是中國人文傳統理念中非常可貴的一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禮樂之用，不過求和。人文社會，從小而大，從家庭到國家，無非求一個和字。“君子和而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可以求同存異。孔子“一以貫之”的東西是什麼？曾子以為“忠恕”而已，我則以為“仁和（人和）”也矣。人和永得，萬世太平。

七曰“尚學” 。孔子始終是強調學習的，這裡勿庸煩言。 《論語》開篇第一句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篇最後一句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首末句。知命，是通達自我的局限。知禮，是洞悉時代的局限。知言，是了解别人的途徑。反過來，即使沒有人了解自己，也不愁悶，這就是君子。“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是孔子對自我處境的感歎與豁達。君子的快樂在于朋友講習，相互切磋，有志于道。《論語》開宗明義，第一個字就是“學”字，用意非淺。儒家自始至終崇尚學習的宗旨，符合任何時代發展的要求。

八曰“樂道” 。儒者不逐利，不怨天尤人。這是孔門涵養的胸懷。“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其間都貫穿着一個樂字。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無争，必也射乎？”與世無争，放得下才拿得起。“君子坦蕩蕩，”就是這樣的。“仁者不憂。”做到這一點，實在是做人的極緻。“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很多快樂可以在學習求道的過程中獲得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顔回就是一個好學不倦、安貧樂道的典型。子曰：“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是古今學者學習的榜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曠達如此。樂道是建立在曠達的情懷之上的。求道，樂道。津津樂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與道同在的人，是不會感到憂悶的。悟道的人、得道的人一定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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