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能解決問題的人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放到一起，日前，人民網轉發一篇題為《一場特殊的“早餐會”》的報道，披露内蒙古包頭首場政商懇談早餐會的諸多細節。媒體梳理發現，近期，已經有包括海南海口、四川西昌、湖北京山在内的多地黨政主官陸續組織開展特殊“早餐會”活動，由領導做東，邀請企業家面對面餐叙。

“我跟領導吃過飯”，這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帶有某種炫耀、暗示背景的話術，可能會逐漸被消解。越來越多的地方黨政主官參與到類似地方政商“早餐會”的活動中，很大程度上是對本地清朗政商關系的自信，也表明了自身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的決心。

讓“跟領導吃飯”在公共話語空間徹底去魅，從根本上要做的，不僅是飯局本身的公開、透明，更要讓對試圖通過飯局實現權力尋租的想法、做法真正失去存活的土壤。

其實，看似新穎的“早餐會”模式，本身并不算新。早在十多年前，廣東順德“大部制”改革中，通過早餐會交流工作就已經是政府内部的一種溝通方式。2018年開始，着力于改善營商環境的政企早餐會、午餐會、下午茶就陸續多了起來。花樣繁多的各種稱謂所試圖營造的，都是政商溝通的一種融洽氛圍與環境，其與傳統意義的座談會、懇談會、交流會事實上并無本質區别。當然從越來越多的“早餐會”模式及其執行細節，或許也可以尋到地方公共治理與營商環境改善的某些共性問題。

一方面，要正視一些地方還存在“見領導難”，與過分依賴一把手“拍闆”的某種傾向。在河北望都，“千年辣椒古縣”的相關企業晾曬辣椒的場地使用問題，需要“通過早餐會聯系企業所在鄉鎮的領導”出面化解。由此可知，企業尋求基層政府介入、提供幫助的途徑、成本不可謂不高，一些本可以在早餐會前就能夠及時、高效伸出援手的個案，最終還是通過早餐會這種形式才得以解決。早餐會“藥到病除”這種“功效”能有多大，可能事實上也在映襯基層公共治理與服務還存在多大不足。

在另一方面，企業家參與早餐會，往往是帶着問題上會，“我們平時對接的都是辦事的科員，但早餐會都是局長、‘一把手’現場給你解決問題”，早餐會的參與主體存在類似想法的不在少數，而這與行政訴訟中強調官員出庭應訴的邏輯頗為相像。

其實能否見到主要領導，是否得到高度重視，本不應成為決定問題解決尺度、難度的關鍵因素，把營商環境中積壓的問題帶到(拖到)早餐會尋求解決的思路，其解決本身就帶有相當的不确定性。

有官員坦言，許多不好解決的問題能在早餐會上得到解決，還是因為參會的領導“在執行和實操方面更有話語權，在縣裡面更有決策力”，在四川西昌，一個拖了企業數年的程序備案問題，在早餐會後一周就得以解決，在觀感上，很難說該案例是地方營商環境改善的加分項。

而由此引申出待觀察的問題是，借早餐會反映的具體問題，其快速解決究竟是局限于個案，還是能擴展到類型化的體制機制梳理？理想情況當然是要能通過一案，糾正和改善一片，如果隻是上了會的問題才能得到“特事特辦”，地方營商環境的改善則顯然需要更多的後續工作。

“早餐會”後的台賬化管理、跟進，必須能夠“舉一反三”，帶着問題去審視相關問題産生的原因，同時從根本上解決沒有上會的其他企業的同類問題，徹底打通導緻企業在當地辦事難、程序複雜的機制堵點。

基于個案反饋渠道的市場主體申訴、求助，自有其存在的意義，“早餐會”不失為個案問題解決機制的一種新探索。但僅僅局限于就事論事的特事特辦，顯然并非“早餐會”的全部初衷。讓見領導變得不再難，讓需要領導拍闆才能解決的問題，通過常規的政務辦理程序也可以快捷、高效地得以解決，這才是政商溝通“早餐會”所應當堅守的制度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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