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這本書之後，才知道中國當代小說有一流派：山藥蛋派。

寫《小二黑結婚》的趙樹理，還是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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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趙樹理為代表，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人稱“西李馬胡孫”），是山西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又因為他們的作品大多發表在《火花》上，所以也稱為“山西派”或者“火花派”。

這群生活在農村、愛好文藝的知識分子，在趙樹理的啟發下，以當地語言、當地故事為原型，創作的具有泥土氣息的大衆化作品，就是為了呈現給90%的群衆。

在《書信·自傳·講話》中，趙樹理一篇《與榮安的談話》中就提到：“在十五年以前我就發下弘誓大願，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衆寫點東西，那時大多數文藝界朋友雖然已傾向革命，但所寫的東西還不能跳出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圈子，當然就談不到滿足廣大勞動群衆的需要”。

趙樹理的作品，以廣大農村為背景，有目的、有意識地寫給廣大群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塑造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農民藝術形象。

《小二黑結婚》是以民兵隊長嶽冬至和智英祥戀愛，被壞人害死的真實故事為原型，創造了進步農民與保守農民思想上的碰撞、沖擊，進而揭示封建束縛的藝術故事。

《李家莊的變遷》則是揭露舊社會地主對貧下中農的剝削壓迫，是為了動員人民參加革命。趙樹理以農民熟悉的故事，向他們潤物無聲地傳達着反抗、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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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用這些作品，不僅為自己找到了寫作内容，還為當時的文學創作找到了一條适合的、實用的道路。

這種順應大衆化的文藝方向，對整個解放區文學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學，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在教員《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提到5個問題，其中“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如何去服務，即文藝的普及與提高”，趙樹理的作品正與此契合，解放區一度提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口号。

在《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記錄裡，趙樹理明确發言，舊文藝作家缺乏新觀點，建立觀點一需要了解政策，二要研究群衆，了解群衆需要什麼、如何表揚模範例子，要想辦法了解鄉村、城市、工廠等各種群衆的情況，想辦法使寫的東西給群衆解決問題，使群衆聽得舍不得走。

将政治性與文學的藝術性結合在一起，用群衆聽得懂的語言講她們喜歡聽的故事，并在故事中讓“他們思想意識上可能發生一點變化”，這是從宏觀方面把握了文學方向。

而在微觀上，如何創作好的作品，怎樣處理生活與創作的關系，趙樹理的多次發言和與人通信中，也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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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是需要素材的，而體驗是極其重要的。《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電影劇作講習班的講話》中，趙樹理主張業餘創作，不要過早搞專業創作。在生活裡有了經驗，才能在登台之前搞清楚該怎樣、不該怎樣。

“用主人的态度認真地在生活中積累素材。”人是從生活中來的，所有的形象也都有來源，虛構總不能是憑空想象的。

具體寫的時候，要有提綱，人物要寫小傳，要先有人後有情節，防止出現“見事不見人”的問題。故事裡有很多情節，但是人物沒特點，過後即忘就是失敗的。

語言要符合人物性格，尤其是山藥蛋派多是農村故事、農民語言，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文绉绉地扯一大籮筐，這是沒有搞懂寫給誰看，也沒細緻規劃好人物小像。

另一方面，文字要幹淨，少一點堆砌，更質樸些，就像《老人與海》被奉為經典，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的文字夠精煉。

想要寫好文章，多讀、多寫、嚼字是必須的，了解寫作目的（為什麼要寫）、知道寫作對象（寫給誰看的）則是前提。好的文字，是需要精心、認真對待的，“千萬不要作假，作假就是無病呻吟”。

好的作家往往既有代表作，又有足夠精彩的文學理論，讀完趙樹理的《書信·自傳·講話》，深覺其文學方面的功底極厚，值得學習。

1970年，他含冤逝世，這位描寫農民的“鐵手、聖筆”，從此而亡。

周揚在1962年大連會議上說：“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他開創的文學方向、注重人物語言口語化、大衆化，在後來文學中，為一衆青年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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