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和窦憲的"燕山勒功"固然是震徹古今，成為中國古代軍人的最高榮譽。但馬援的"馬革裹屍"和班超的"生入玉門關"的故事，也同樣在華夏文明史上熠熠生輝，為後世所頌揚。

"馬革裹屍"出自《後漢書·馬援傳》。馬援英勇善戰，為東漢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後又在平定邊亂中功勳卓著，被光武帝劉秀封為伏波将軍。三年後，馬援得勝回朝，受到來自各方的祝賀和慰問，其中也不乏奉承和恭維。馬援說，武帝時期的伏波将軍路博德，為大漢開疆拓土，攻城掠地，才得封地數百戶，而我的功勞小于路将軍很多，卻封地達三千戶。我受之有愧啊！他還說，現在邊患不斷，"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之手中邪"？就是說大丈夫要死在沙場，用馬的皮革把屍體包起來就可以了。

"馬革裹屍"後來又演變成成語，鼓舞着代代中華兒女舍身為國，英勇殺敵。但是，到了晚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徐錫麟卻唱出了"反調"。

《出塞》

軍歌應唱大刀環，誓滅胡奴出玉關。

隻解為國沙場死，何須馬革裹屍還？

晚清時期，西方列強紛紛入侵，妄圖瓜分中國。在此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徐錫麟抛下豪門優渥的生活，勇敢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革命中。他說：我們唱着昂揚的軍歌出征，以必勝的豪情奔赴疆場，心中隻知道保家衛國，就算犧牲沙場，也不必用馬皮裹着屍體回來了。為國而死，死而無憾，至于屍體歸葬哪裡，真的不重要了，即所謂"青山處處埋忠骨"。一句"何須馬革裹屍還"，是革命者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是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氣概。後來起義失敗，徐錫麟在安慶被捕，從容就義，踐行了他"何須馬革裹屍還"的铮铮誓言。

班超是東漢著名的軍事家、外交家。漢明帝永平5年，班超随哥哥班固進京。為補貼家用，他每天為官府抄寫公文。當時正逢北匈奴犯邊，班超道"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骞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侍筆硯間"？遂投筆從戎，跟随大将軍窦固出擊匈奴。他作戰勇敢，又智謀超群，很得窦固賞識。

後來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他聯合西域各國，完成了東漢"斷匈奴臂膀"的人物。班超縱橫西域三十年，把西域各國治理的井井有條，對鞏固我國西部疆域，促進民族融合，保衛"絲綢之路"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班超以一介書生，立下蓋世功勳，終封定遠侯。

後來班超老了，他思念故國，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請求回國。他在給朝廷上疏中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一片癡情感動了皇帝。朝廷準許班超東返，而在回國當年，班超即辭世，長眠在故鄉的土地上。班超的"但願生入玉門關"，真可謂感天動地，感動古今。

但是，中唐詩人戴叔倫又不同意了。

《塞上曲》

漢家旌旗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

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他說，我大唐的旌旗在陰山獵獵飄揚，敵人膽敢侵犯就讓他們有來無還。報效國家是我們神聖的職責，何必還要求活着返回家園呢？這份慷慨，大有"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決絕和"古來征戰幾人回"的豁達。一句"何須生入玉門關"？讓戴叔倫覺得，班超的決心似乎還不夠徹底。

不但戴叔倫，被稱為大唐最後一位邊塞詩人的李益，他也對"生入玉門關"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塞下曲》

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

莫遣隻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這是中唐一首著名的豪邁邊塞詩，讴歌了将士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和堅決消滅敵人的氣概。為了國家安甯，甯願像馬援一樣死在沙場，無須活着回到玉門關-------看來，李益也不贊賞班超的"但願生入玉門關"。

班超為國鞠躬盡瘁，老來希望葉落歸根，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人之常情。而戴叔倫和李益也絕不是譴責班超境界不高，隻是當個人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小利益一定要服從大利益，畢竟有國才有家，才有你，才有我。當國家需要個人舍棄自己的時候，班超是絕不會吝惜的。

三首邊塞詩，雖不是出自盛唐，氣勢卻絲毫不輸盛唐邊塞詩。後人喜歡它們，是因為詩中所洋溢的愛國情懷，而班超、馬援則是我們永遠高山仰止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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