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今天争名奪利都是小的，最後是‘了’。但藝術是擋不住的，創作是擋不住的，是我們的生命本身，不能遏制任何人的創作願望。”

　　時代巨變的洪流中，堅守初心，猶如傲骨淩霜。唯有守護最初夢想的毅力和勇氣，才是推動國家進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們從永安路106号出發，記錄這個國家一點一滴的變化。12年後，我們選擇了30人——他們無論身處喧嚣躁動，抑或遭遇時代逆流，均以不變的信念應對萬變的困局。

　　在歲月的年輪中，他們有快意、有消沉，有對酒當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舉步向前。

　　在這裡，時間是對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濮存昕

　　濮存昕

　　生于1953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家一級演員，現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話劇表演代表作有：《雷雨》、《哈姆雷特》 、《李白》、《茶館》、《建築大師》等。影視作品有：《英雄無悔》、《來來往往》、《最後的貴族》、《清涼寺的鐘聲》、《洗澡》 、《魯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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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周五，傍晚的北京幾乎每條路都在堵車。濮存昕在西裝外加了件厚外套，騎着自行車，趕到中戲參加一個戲劇頒獎禮。

　　作為中國戲劇家協會的新任主席，他登台緻辭時，從口袋裡掏出眼鏡和講稿，“确實是老同志了，需要戴眼鏡。”

　　如果不刻意提及年齡，恐怕很少有人會覺得濮存昕今年已經62歲了。自1976年考入空政話劇團起，他在話劇這行已待了近40個年頭，即使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英雄無悔》、《來來往往》等熱播劇讓他擁有了更廣泛的知名度，他依然甘于寂寞地守着這一方不大的舞台。

　　沒有經紀人，沒有助理，他隻是單純地懷揣夢想，每年堅持出演上百場話劇。就像他自己說的：表演釋放了我的生命力。

　　談表演演員這個職業釋放了我的生命力

　　新京報：你父親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和導演，你也在人藝大院裡長大。做演員是你從小的理想嗎?

　　濮存昕：我雖然是人藝子弟，演員夢卻不是從小就有的。因為我曾經是個瘸子(患小兒麻痹症)，九歲以後才丢掉拐杖。我小時候理想很多，最概念化的就是想當工人叔叔、農民叔叔、解放軍叔叔。後來理想進入現實，現實就是我是知青，面對土地、莊稼、低矮的破房，面對注銷了北京戶口，可能要在黑龍江過一輩子。

　　新京報：怎麼想到去報考空政話劇團的?

　　濮存昕：那時候想着，隻有戲劇能拯救我，但是連着考了三個部隊文工團都沒有成功，總政、戰友、濟南，戰友是最接近的一個，仍然也沒有考上。返城以後時來運轉，考上了空政話劇團學員班。1986年，藍天野老師把我借調到北京人藝《秦皇父子》劇組，那年秋天，我申請調進人藝。是表演拯救了我，點燃了我，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處境。

　　新京報：一開始進人藝，好像并不順利?

　　濮存昕：對啊，學習是有一個過程的。宋丹丹說，我們以前可沒覺得小濮怎麼樣，他現在演出來了。包括我們劇院的前輩，那會兒都是一眼就看到我的短闆。

　　新京報：怎麼摸着的門道?

　　濮存昕：真正引領我走上台階的是和林兆華、田壯壯、夏鋼這些導演排戲。突然間，對表演這行當的專業概念，有了一個調整。原來，沒有放松的原因是你沒有把自己真實的生命擺到創作中去，所以一上手就是膚淺的，那種呼吸和節奏，那種自己顯露出的願望，不過是一種替代方式，而不是生命本身。

　　新京報：在你看來，表演是在演生命本身?

　　濮存昕：我今天能夠做到，表演就是在真實的當下，真實的直覺，面對面，不用去“做”什麼，而且也“做”不來。生活中的真實和藝術中的真實，确實是可以貫通的。

　　新京報：演員這個職業給你的生命帶來什麼改變?

　　濮存昕：釋放了我的生命力，這是最大的改變。

　　談頭銜當領導是一門學問，我就是一個演員

　　新京報：在你演過的話劇中，《雷雨》似乎一直是你的心結。1990年到2004年，你在上百場《雷雨》中飾演“周萍”，但到了去年，你說最想演的是“周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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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存昕：我仍舊堅信這句話“永遠的《雷雨》，演不盡的《雷雨》”，是我們沒把這個經驗吃得再透一點。明年我和老六(李六乙導演)想在劇院外做《雷雨》，我們想把演了八十多年的《雷雨》，忠于原著地去解構它，态度是尊重的，不許篡改，但是對人物的诠釋來自我們自己的直覺。周樸園不是那種資本家式的，我們突然間找到了另外的诠釋方式。

　　新京報：為什麼要在劇院外做?

　　濮存昕：現在更多跟李六乙合作，做我們想做的項目。我們懷揣夢想，在劇院裡行不通，不買賬，就說好了，這段時間我們要出去外面做。這是我們的熱愛，和隸屬于什麼單位沒關系。

　　新京報：這是不是有一點小悲哀?兩個北京人藝的重要創作者，卻不能在自己“家”裡把這部戲做了。

　　濮存昕：怎麼辦，你去吵去?整個大空間，你沒有力量去力挽狂瀾，你可不是救世主，也别把自己當作領軍人物。你有真知灼見的話，合适的時間說，沒有合适的時間閉嘴，這就是蘇東坡的經世之道，經過它，留給後人評說。今天争名奪利都是小的，最後是‘了’。但藝術是擋不住的，創作是擋不住的，是我們的生命本身，不能遏制任何人的創作願望。

　　新京報：這是不是你作為人藝副院長的一種妥協?

　　濮存昕：我一直覺得當副院長是走錯路了，當領導是一門學問，我就是一個演員，說起來還是知識分子的通病，我總覺得自己對。實際上做領導不僅僅是對錯的問題，更有操作方法的藝術。演員總愛強調個性，但做領導偏偏要将個性隐去，代之以大局觀和服務性，這恰恰是演員很難适應的。

　　新京報：除了人藝的副院長，你在今年7月還當選為中國劇協主席。你說過，做劇協主席，更多要去完善，而不是創新。

　　濮存昕：我們需要創新，像話劇、歌劇、舞劇這些外來劇種，應該有和世界接軌的追求。而傳統劇種，更多應該是内在的修行，微火慢炖，繁榮創作，把教育做好。

　　新京報：對劇協未來的工作有什麼具體計劃?

　　濮存昕：我們不是一個管理機構，我們是一個聯誼機構。我們要自然地生長，化肥千萬别來，然後物競天擇，百花齊放。戲劇不能隻有一個樣子，文學藝術必須像原始森林，不能是蘇州園林，應該允許野草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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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公益錢多挺累的，出點兒錢做公益就平衡點

　　新京報：現在很多明星都熱衷于做公益，你好像也不例外。

　　濮存昕：我是到1999年以後才有能力買房，之前我們家住的一個小平房被前面的高樓擋着，老見不了陽光，我媳婦兒腰不好，不能受濕，所以褥子老得拿出去晾。我們孩子1983年出生，她長到十幾歲，都是一個大衣櫃隔着我們。

　　我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奮鬥願望，就是能夠買一套帶衛生間的，能見着陽光的房子。那個生活真是挺壓抑的，必須得改變。我們是真真實實生活過的人，今天突然間什麼都有了，你還能真真實實再返回到原來。我原來就想當演員，不為錢、不為名。錢多挺累的，現在開始出點兒錢(做公益)就平衡點。

　　新京報：但你也接了不少商業廣告。

　　濮存昕：我現在收入主要還是來自商業廣告。不過我有自己的标準：醫藥廣告不做，我是衛生部藥品宣傳員，醫藥廣告我不敢做;房地産廣告不接，連剪彩也不去;現在食品廣告是盡量不做，以前做過的，合同到期也不再做了。我有一部分廣告收入不過手，直接就投到了公益領域。

　　新京報：之前外界有一些争議認為，演員濮存昕廣告接得太多了，你怎麼看?

　　濮存昕：因為我做了那麼多公益的事，接起商業廣告才會坦然。再進一步說，因為做商業廣告，獲取了一些利潤，幫助别人才有底氣。做公益，去幫助别人，不需要我砸鍋賣鐵，賣房賣地，不會成為我很大的負擔。當然力有不及或道理上說不通的我也會拒絕。總之一句話，我不希望自己為此所累，不希望因此而耽誤我在演藝方面的追求。

　　新京報記者 陳然 編輯 唐博文

　　主題攝影 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濮存昕與新京報12年

　　濮存昕是新京報的忠實讀者，12年來也曾多次因為戲劇影視作品、公益、“兩會”等不同的話題，接受新京報的采訪。

　　在2007年中國話劇百年之際，新京報發起“中國話劇百年名人堂”活動，濮存昕等14位戲劇人入選其中。當時，新京報特意邀請濮存昕在空政話劇團時代的恩師、王貴導演為其頒獎，這讓濮存昕深受感動。此事也被他寫進了自傳《我知道光在哪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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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題問答

　　新京報：你的理想是什麼？目前實現得怎麼樣了？

　　濮存昕：我是戲劇家庭出身，又是人藝子弟。年輕的時候，能像父輩那樣在舞台上演戲，就是我的理想。繞了一大彎子，又回來了，多麼幸福。

　　新京報：什麼是你認為的最艱難的時刻？

　　濮存昕：最難的是剛從部隊文工團進入人藝那會兒，面臨轉變，要跟人藝"合槽"的時候。明知道自己演得不對，但不知道怎麼是對的，明知道那樣是好的，但就是做不到。

　　新京報：堅持給你帶來最大的快樂和痛苦是什麼？

　　濮存昕：這個舞台是我曾經積累的這麼大的人生願望，我終于站上去了。在這兒我是最自在的，最能顯示出人生的價值。多少人期盼和羨慕，幹嘛不堅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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