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法]讓-皮埃爾·迪皮伊

摘編丨董牧孜

經濟的自我超越和恐慌

自我超越這一修辭，出現在經濟思想和以經濟為靈感的社會哲學中，比如哈耶克的政治經濟哲學。但這種自我超越從來不是自我超越并自我抑制的惡，而是善中包含的惡（或目的，手段），善需要惡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必須存在的惡，如神義論的經典綱要所言。

伯納德·德·曼德維爾說過一句話：“個人的惡習，衆人的好處”，是對它很好的闡釋，我們經常透過這句話思考經濟意識形态的起源。類似的表述還有歌德在《浮士德》中對惡魔梅菲斯特的定義：“這力量中渴望作惡的一部分卻總在行善。”這是一種等級對立的形式，其中高層次與來自其自身的低層次相悖，因此遮蔽了兩者之間本質上的同一性。

萊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和他衆多的後繼者提出的一般經濟均衡模型，盡管經過了巨大的數學抽象，但模型的綱要還是一樣的。今天，每當人們宣稱經濟危機徹底摧毀了市場能夠自我調控的神話，即市場可以自動回歸平衡，人們提出批評的正是這一模型。于是人們下定論，必須對市場進行人為調控。

關于這點，不僅存在嚴重的概念性混亂，還充斥着大量的範疇性錯誤。不久前，這些高喊批評言論的人還斷言市場自我調控是商品社會中人類異化的标志，因為這一事實意味着市場脫離了人的控制。然而一直以來，對資本主義的批評總是伴随着對商品體系自治性的批判，後者被視為與民主原則相悖，而現在對這個體系的指責恰恰是它無法做到自我調控。

必須指出的是，市場，更廣泛地說經濟，完全有能力自我調控。但是這種調控，一方面涉及在其内部産生一種将強加于其上的外在性，即所謂的自我超越性；另一方面，從效率和公平的标準上看，這種自我調控的後果又是災難性的。無論是經濟體制持續時期，還是投機欣快期，市場都能夠自我調控。

即使進入恐慌期，市場仍然能夠自我調控。這是市場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所有複雜的系統一樣，因與果互相影響，形成循環結構。它通過産生它特有的外在性來進行自我調控，這些看似強加于每個經濟主體的外在力量，卻來自于所有個體行為産生的合力。人類既影響市場又被迫承受其後果。這裡不應該犯的範疇性錯誤是，将市場對人類的所作所為的價值判斷與市場自我調控的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的動态情況的分析混為一談。總之，市場的自我調控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無論怎樣都不會減少市場的自我調控。

《經濟的未來》，[法]讓-皮埃爾·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著，解華 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

在本質上不是對立的

自我調控是一種産生于内部的外在性，即自我超越性。價格及其動力按照最簡單的方式構成了這種外在性：當經濟主體遭遇到這種外在性，總是将它想象成無法變動的數據，而實際上他們糾結混亂的選擇決定着這些數據。凱恩斯的天才在于，他懂得企業家的預測支配着收入的分配以及消費者的需求。如同占星術明明白白地寫着，這些預測普遍是通貨緊縮型的：企業堅信他們找不到買主，消費者和生産者則深信他們根本找不到就業機會。

尤其要明白的是，市場的這種自我超越性正是經濟領域“撒旦驅逐撒旦”的方式。好的暴力裹挾着壞的暴力，讓人望而生畏，但兩者都處于同一暴力中。某些經濟危機的分析偏偏不顧惡是一種必要的存在并服務于善這一事實，費盡心思羅列好與惡的種種對立關系。

如“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對立，調控市場和投機市場的對立，欣快的投機和賣空投機。對危機的理性主義分析就是區分不同種類以便将某些種類排除出去，似乎隻有标明犯罪者才能心安理得。他們根據不同情況以及特效由低到高排序如下：金融經濟，投機市場，賣空投機。然而，清醒和勇氣告訴我們，應該找出的是這些表面差異性背後真正的同一性。

電影《華爾街之狼》。

因此，金融經濟之所以是惡，因為它是投機之所在，也是虛幻之所在，這正是它與“實體”經濟格格不入的地方。後者屬于堅固之所在。投機，窺鏡，鏡子。

金融經濟的鏡子在哪裡？投機行為在于購買一筆财富不是為了擁有它，而是指望将它出售給另外一個更渴望擁有它的人。鏡子就是他人投射在我們所占有的财富上的目光。在金融領域，所謂的“财富”往往隻是賬冊的一筆賬目而已，如證券、股票、債券、有價憑證、貨币等等。

然而，所謂的“實體”經濟，盡管針對的是确實存在的财産和服務，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同樣的邏輯：我們渴望擁有一個東西，因為他人的羨慕告訴我們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在此我仍要援引亞當·斯密的話，“什麼是财富？”他問，答曰：就是可以将旁觀者豔羨的目光吸引到我們身上的東西。既然這兩者都是建立在反射的邏輯之上的，那麼，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在标準上的對立是站不住腳的。

恐慌？

經濟危機的深刻含義

如同它之前的神聖一樣，經濟在今天正在喪失其制定規則的能力，而這些規則同時也制約它自身。這才是經濟危機的深刻意義。一個等級結構在倒塌時可能會發生的狀況，希臘神話賦予它一個名字，即恐慌（panique）[希臘神話中的牧神潘（Pan）是恐慌的标志]。

在恐慌中還有超越性存在，但是它沒有自我約束的能力了。相反，恐慌會把一切來自外部的，想要阻止它的一切東西吸收到它的内部。

全球偉大的經濟學家都以重建國際金融體系——甚至更宏偉的提法，重建資本主義——為己任，這讓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貴人迷》。劇中有位哲學教師試圖以權威的姿态對另外三位教師的争吵進行仲裁，這三位老師分别是音樂老師、舞蹈老師和劍術老師，他們各自認為自己的專業是最好的專業。但很快哲學教師就被卷入争吵中，原來的三人鬥嘴升級成了四人吵鬧。

莫裡哀的戲劇《貴人迷》

傲慢，就是想象自己可以如同拿破侖一樣，給自己戴上皇帝的王冠，企圖将自己置于一個超越的位置，也就是以權威自居。在危機最深重的時候，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傲慢所付出的代價：政府為“穩固市場”注入天文數字的現金流，隻換來完全相反的結果。市場得出的結論是：隻有恐慌可以解釋人們何以達到如此極端的地步。借助于市場的調節功能來談論“重建資本主義”，近乎癡人說夢，因為這意味着我們已經解決了外在性消失構成的巨大難題。經濟占據了至高無上的位置，如今自食其果。

經濟的倫理學污染

“使資本主義道德化”，給經濟添加一定劑量的倫理，對證券投機者（traders）開展公民教育——這是某些人鼓吹的新道路。但是太晚了，倫理已經被經濟蒙蔽了，正如同在一杯自來水中添加一點礦泉水，何用之有？

經濟有屬于自己的倫理，雖然有時它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生無可戀。就像它能夠自我組織一樣，雖然有時它會盤旋而下墜向深淵。

經濟通過競争的方式運轉，而競争導緻一個無比艱難的世界。人們找不到工作或丢掉工作，企業破産，供應商被長期合作的客戶抛棄，投機者豪賭一把卻滿盤皆輸，新開發的産品無人問津，研究者長期艱辛的努力卻一無所獲，民衆在國際競争中利益虧損，等等。而且這些懲罰往往從天而降，沒有道理，無法預見，不可理喻。在哈耶克看來，人們之所以這樣說，隻是悖論地想讓這些懲罰變得可以忍受，盡管沒有人想這樣。但在現實世界裡，這些懲罰卻帶來恥辱和憤怒，甚至越來越經常地轉變為一種絕望。

然而，經濟竟想在自己分泌的毒液中找到一種解毒劑。不妨換一種腦筋去理解米爾頓·弗裡德曼對市場發出的熱情歌頌：

在買賣雙方的自願交易中，簡單地說，自由的市場中湧現出來的價格，能夠協調數百萬人的行為；因為每個人都隻關心自己的利益，最終導緻所有人的狀況得以改善［……］。價格體系是在任何中央指導缺席的情況下完成這一任務的，而且人們既不需要彼此交流，也不需要彼此友愛。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貨币學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1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得主。弗裡德曼被廣泛譽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及學者之一。

我不禁做出這樣的假設：人們同在一個社會中生存，彼此間卻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友愛，唯有相互冷漠和自我封閉是确保公共财富的最佳手段，這樣的烏托邦簡直恐怖至極。但它卻能夠真實地存在，并為衆多專家學者所承認，一定有其非常強大的理由。

盧梭告訴我們，當激情一旦“因為障礙物從它們感興趣的物體上轉移開［……］，更多地專注于試圖逃避的障礙物，而不是原本一心渴求的物體”時，惡就出現了。障礙物顯然就是競争者，處于我和我渴求的物體之間。在一個肆意競争的社會中，競争者大量存在。關于各社會階層平等的民主社會，托克維爾曾有過精彩的論述：

當所有的出生特權和财産特權被摧毀，當所有的職業一律向衆人開放，當人人可以憑借自身努力達到職業頂峰時，廣闊而自由的職業生涯将在人類的夢想面前敞開大門，人們欣然想象自己正在接受偉大命運的召喚。然而這正是現實經驗每天都在修正的一個錯誤想法。這種允許每個公民構想宏大希望的平等性卻讓所有的公民在個體上變得弱小，因為它允許他們欲望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全方位地限制了他們的力量。

他們不僅有一種來自自身的無力感，而且感覺每一步都要面對巨大的困難，這是他們一開始完全沒有察覺到的。

他們摧毀了某些同類令人厭惡的特權，卻遭遇了所有人的擠壓。邊界改變了形式而不是地點。當所有人幾乎相差無幾并行走在同一條路上，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想走快點，并穿過包圍他、擠壓他的、如鐵闆一塊的人群，都是非常困難的。

平等喚起的天性與滿足它們而提供的手段之間始終存在着對立，這讓靈魂備受煎熬、疲憊不堪。

後面他又寫道：不管一個民族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組成結構多麼民主，我們會發現每一個公民總是關注他身邊支配他的幾個方面，我們可以預見他會将目光固執地投向這唯一的一側。當不平等成為一個社會的普通法則，即使最不平等的事也不會被引以為怪。隻要一切都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線上，傷害就會降到最低程度。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平等越廣泛，對平等的渴求越難以滿足。

競争的障礙無處不在。惡就是注意力從目标上移開，不再關注它，一心隻想打倒障礙物，徹底征服它。這種對對手的迷戀大概在愛情戰中程度最為強烈了，但如果認為它不存在于經濟戰争中，那未免太天真了。商界社會新聞每周都不乏這樣的新鮮案例。借用盧梭的完美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說法，“地下室心理”同樣威脅着經濟，不斷危及我們對它牢不可破的迷戀。

弗裡德曼的定義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經濟學答案的内在意義。既然競争之惡産生于對障礙物——令人既欽佩又仇恨的對手——的執念，那我們幹脆徹底隔離這些主體來杜絕這種危險，他們相互鬥争卻永遠不會相遇。在這一天之前，一般經濟均衡的模型看上去還像一個宏偉的建築,它的設計、建造就是為了激發人們相互間的競争,并限制他們因此可能對彼此施加的傷害。這離京特·安德斯啟示錄般的預言似乎并不遙遠，他預測了這樣一幅世界圖景：“一個住滿毫無惡意的謀殺犯和沒有仇恨的受害者的天堂”。

如果沒有敵對，怎麼會有競争？如果沒有敵對刺激下的欲望，怎麼會有敵意？關于這一點，亞當·斯密深知其中奧秘。然而，欲望一旦登台，羨慕、嫉妒、怨恨等所有壞的激情紛沓而至，這些都千真萬确地在現實世界裡上演。經濟學理論暗暗鼓吹的道德倫理實在天真得讓人無語了。對于如何解決因破壞性激情帶來的暴力問題，它卻避而不談。難道将人變成幽靈，來躲避種種來自地下室的惡？

作者丨[法]讓-皮埃爾·迪皮伊

摘編丨董牧孜

編輯丨劉亞光

校對丨劉軍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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