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經遊曆到東方的中國地區，越來越多的西方商人開始沿着海路、陸路與東方的中國及印度展開貿易。不幸的是，一場重大的災難随着貿易的持續而從東方波及到了西方，它被歐洲描述為“黑死病”。那麼，為何黑死病會在歐洲肆虐，而沒有在之前的中國大規模爆發呢？又什麼有說法說，明朝是毀于瘟疫呢？
東方的瘟疫在13世紀以後日益頻繁，這種現象的發生有着相當複雜的背景，最為直接的兩個影響因素，應該是在12世紀以後中國南北地區人口密度相對增大，而且南北交流相對增加，這兩個因素都容易造成疫病在民間的傳播。而隐含在其後的，是國家疫病防治機制的衰退。

蒙元政權在入主中原之時，不僅破壞了中國原有的官僚體制以及地方的權威體制，而且由于國土面積很大而行政幅度卻過小，導緻信息在“省”級行政組織中過于集中。這兩個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很難對地方進行有效的治理。與此同時，在宋代及以前的社會之中，中央政府一般都會對民間流行病進行一定的控制，然而元代的相關機構——惠民藥局以及藥坊卻呈現一定的衰退，民間組織也因為戰争而遭到破壞無力自救，這無疑為疫病在民間的傳播打下了基礎。疫病大多時候與水澇、旱災以及饑荒相關聯，在元朝統治期間（1260—1368）整體疫災頻度為61.84%，百年之中有六十餘年的時間處于疫病爆發期，受災面積遍及全國（《元代疫史地理規律與環境機理研究》）。

▲成吉思汗

疫病的爆發與氣候有關，當時長江南北所流行的惡行傳染病還包含了鼠疫與天花，而鼠疫、天花這兩種疾病，實際上都容易通過牲畜以及不衛生的環境傳播給他人，在相對集中、衛生狀況較差而且因為缺乏營養而抵抗力下降的災民群體之中尤其如此。至正十八年的疫災，官府于大都一地掩埋的流民屍體總數已經超過了二十萬，而被感染的登記在籍的人口尚且不在其中。當疫病随着南北通路自北向南傳播時，疫情反而因為南方潮濕溫熱的環境而進一步擴大，整個江南地區都承受着疫病所帶來的災難。(《元代疫病史初步研究》)

▲天花病毒

蒙古帝國的鐵騎曾經侵略過歐洲地區，并且也将鼠疫帶到了歐洲，但1348年以後歐洲地區爆發的黑死病，卻并不能與鼠疫完全挂鈎。當時，教皇的醫生肖利亞克對于黑死病的表征有過記載，他認為這些流行病大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的特征是“長時間發熱、吐血，有這些症狀的病人不出三天就死掉了”，第二類便是廣為人知的不太緻命的淋巴腺鼠疫。其中第一類疾病的表征與天花十分相似。1892年出版的《英國醫學雜志》曾經剖析過1348年黑死病病患的表征，其中也包括天花所帶來的惡寒感以及疱疹。（《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就此看來，黑死病确實是當時流行病的一種“總稱”。

天花最早出現于古印度與古埃及，後流入中國地區，故而歐洲的部分學者所聲稱的“在歐洲肆虐的黑死病源自于中國”的說法其實很難證實，現今不少學者已經改口稱“黑死病源自于中國或印度，至少是源自于東方國家”。然而，歐洲的殖民者卻确實地向美洲傳播了緻命的天花病毒，而對于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各國的殖民活動造成了更多的傷亡。

1347年之時，疫情在中亞地區爆發，随後向歐洲擴展。在1348年以後，黑死病在歐洲迅速蔓延，整個歐洲都被籠罩在黑死病的陰影之下。然而，歐洲地區卻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貴族在疫病防治上顯然力量不足，故而對付疫病的主要力量實際上是教會——然而事實上，由于黑死病的傳染性過強、緻死率很高，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教會也手足無措，故而部分教會會将疫病的流行當作是上帝對于人類的懲罰，救濟的主要措施便是死後的彌撒，而英國教會的教皇甚至親自參與彌撒的設計(《中世紀英國教會對黑死病的反應及應對措施》)。

宗教儀式隻能安撫幸存者的精神，教會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後确實更加深刻地走進信徒的心中，但對于抑制黑死病的傳播起到的作用并不太大，許多城市人口銳減至原來的10%。對于總體死亡率的估計從5%到60%不等。（The Black Death and the Spread of Europe）

▲電影《黑死病》海報

另一方面，天花似于東漢之時傳入中國，在宋元之時對于天花的預防與治療早已有了相對豐富的經驗，最少在明代時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種痘法，也出現了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法 (《元代疫病史初步研究》)，而這些都有賴于一個相對有力的中央政府對其進行推廣。而宋元政府曾經嘗試在地方上設置惠民藥局、于大疫年份設置病坊收治病人，流民屍體的掩埋基本依賴官府作為。盡管元朝之時，許多設施因種種原因形同虛設，但至少在政策上國家依然對疫病的防治、病人的救助持有相對積極的态度。這些政策對于抑制天花等惡性傳染病在中國的肆虐，都有着不小的作用。

明代之時，地方上除了繼承惠民藥局政策以外，還興辦醫學教育機構。但由于财政問題，在明中後期以後惠民藥局逐漸沒落，由原本的常置機構變為疫災發生時才設立的臨時性公共衛生機構。至清朝之時，地方上甚至不再設立惠民藥局。如兩湖地區在明初所設立的惠民藥局，直到清代之時多已廢弛，僅在疫災爆發之時才偶爾發揮作用(《明清兩湖疫災》)。中央政府的疫病防治機制在明代中後期以後逐漸衰弱，為疫災的流行埋下隐患。

不僅如此，明清時期的交通狀況較之前代有了不小的改善，疾病的流傳也因此變得更加容易，這在疫病防治機制衰落的前提下造成了14世紀以後災病的持續爆發，在18至19世紀之時幾乎每一年都爆發疫災。

總的來說，在明中期以前，中國曆朝政府在抑制疫災方面起着相對積極的作用，他們能夠憑借着相對集中的力量在地方上推廣疫災防治機制，進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惡性疫病傳播的惡果。但在明中期以後地方上疫災防治機制的衰落，卻又減弱了朝廷以及民間對于疫災的抵抗能力。與歐洲相似的，地方上疫災防治機制的缺失，造成了15世紀以後疫病在中國的大規模爆發。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明月照秃貓，任何媒體或者公衆号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将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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