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評價?2020年新學期，北京大學開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旨在培養掌握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抓住時代機遇，引領我國經濟學理論的自主創新，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的拔尖型創新人才在開學典禮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告誡第一期實驗班的9位新同學：發達國家的理論不是真理，這些理論在發達國家的應用都有條件，條件變了，盛行的理論就跟着變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希望貢獻我們的力量使自己的國家越來越好，而不是希望我們講得頭頭是道，然後把國家、社會引向各種陷阱，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東亞模式評價?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東亞模式評價

2020年新學期，北京大學開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旨在培養掌握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抓住時代機遇，引領我國經濟學理論的自主創新，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的拔尖型創新人才。在開學典禮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告誡第一期實驗班的9位新同學：發達國家的理論不是真理，這些理論在發達國家的應用都有條件，條件變了，盛行的理論就跟着變。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希望貢獻我們的力量使自己的國家越來越好，而不是希望我們講得頭頭是道，然後把國家、社會引向各種陷阱。

以下是發言全文：

今天我們一起開創曆史

尊敬的董院長，經濟學院的各位副院長、老師們，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老師、同學們，最重要的是——第一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本科實驗班的9位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重要在于各位是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本科實驗班的學生；在于這個班在北京大學的發展曆史上将會有重要地位；在于新結構經濟學是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重要理論創新，是第一個來自于中國、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是第一個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自主理論創新成果基礎上的本科生項目。這在北大、在中國、在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都不曾有過，将會被載入北大、中國、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的史冊。

我們一般說“讀書，所以明理”，也就是要學習理論、了解理論。學習理論、了解理論的目的是什麼？不僅要滿足我們内在的好奇心，而是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有國家、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們希望學好理論後可以用所學到的理論來貢獻于國家的繁榮昌盛，這是理論的功能——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你們在北大學習的時候要學經濟史，學了經濟史以後，你們會發現每個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都和我們有同樣的夢想，希望能夠追趕上發達國家，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平等對待，共享繁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的心态，認為發達國家這麼發達一定有道理，學會了那個道理，就可以幫助我們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但是讀了經濟史，你會發現一個事實：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發展取得成功。那些主流理論在“認識世界”方面好像非常有說服力，它會說明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落後，為什麼不行。按那些理論去做，出發點都非常好，結果卻非常令人失望。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不是憑空想象的，基本上不是來自于發達國家過去經驗的總結，就是來自發達國家當前問題的解決。過去經驗的總結，像亞當•斯密《國富論》所倡導的自由市場，當前問題的解決像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政府積極的财政政策、貨币政策。任何理論的創新必然與理論産生所在國當時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态等結構條件緊密相連，并把那些結構條件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我們作為知識分子一定要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發達國家，如果理論産生的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盛行的理論也就随之變化，比如亞當•斯密發表了《國富論》之後自由市場的理論非常盛行，但到了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自由市場理論不能讓經濟複蘇，解決不了失業問題、社會問題，就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在50年代、60年代，按照薩缪爾森講的，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隻有芝加哥大學的幾位老頑固還在堅持自由市場的理論。但是60年代、70年代出現滞漲，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财政政策、貨币政策不能促進增長，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帶來的隻是通貨膨脹，就被80年代、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了。

這個道理我講過很多次，但是在開班儀式上我想再說一下。發達國家的理論不是真理，這些理論在發達國家的應用都有條件，條件變了，盛行的理論就跟着變。發達國家的條件怎麼會跟發展中國家一樣呢？如果發展中國家的前提條件和發達國家一樣，我們就是發達國家了。在這種情況下，“西天取經”的心态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如果我們忽視了理論的來源和前提條件，雖然有好的出發點，行動的結果可能給國家、社會帶來更大的困難。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希望貢獻我們的力量使自己的國家越來越好，而不是希望我們講得頭頭是道，然後把國家、社會引向各種陷阱。各位讀了經濟史就會發現，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少數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遵循當時主流的理論。例如19世紀主流的理論是自由主義，美國、德國在追趕的時候，前者采用的漢密爾頓主義，後者采用的是李斯特主義，都是用積極的、政府主導的産業政策來保護補貼要發展的制造業，不是自由市場。等它們變成發達國家了，想賣産品到其他國家，才開始強調自由市場。我們再來看那些50年代、60年代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它們沒有追随當時主流的進口替代理論去發展現代化的大規模制造業，而是采用出口導向政策去發展傳統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産業。80年代、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也沒有遵循當時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采用休克療法，而是采用被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是最糟糕的漸進雙軌制。二戰以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成功和失敗必然有道理，我們有責任了解清楚這些成功和失敗經驗背後的道理，構建新的理論。同時，不管我們過去多成功，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會有各種新的挑戰、新的問題，我們同樣有責任去了解這些挑戰和問題産生的根源是什麼、性質是什麼、決定因素什麼、克服的方法是什麼，提煉出新的理論和解決方案來推動國家的進步。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因為我們走過的這條道路是前人不曾走過的；我們取得的成績是曆史上不曾有過的；我們遇到的問題也是曆史上不曾有過的。從人均GDP、總體發展水平來看，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距離，但是我們有14億人，即使人均GDP不高，我們的經濟總量也會變成世界第一，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高，這是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的。我們有責任把我們的人均GDP從隻有美國的不到20%變成美國一半，變成跟美國一樣多。中國的發展模式在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碰到的問題也是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的。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理論指導，但理論絕對不是教科書裡教的，或是從國外引進的，一定是我們自己站在這塊土地上，了解我們一路怎麼走過來，未來還有哪些機遇、哪些挑戰，再形成新的理論，用新的理論來指導。而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這些年一直倡導的。

我非常感謝經濟學院的老師認同這個使命，來共同舉辦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我也非常感謝各位同學能夠認識這個時代的責任，來參加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我相信各位能夠抓住這個時代給我們的機遇，不辜負這個時代；我也相信各位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擔起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這些創新可以幫助我們國家實現繁榮。前提條件決定了理論的适用性，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前提條件必然和其他有“西天取經”心态的發展中國家更相似，如果把我們一路走來的經驗總結成新的理論，更好地闡述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來自中國的理論不僅能提高我們在世界上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分享我們的智慧，能幫助和我們有同樣追求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實現繁榮，能真正實現自古以來追求的人類共同繁榮的目标，用現代的概念來表述，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用祖宗的話來說，就是世界大同。

以此與各位同學共勉！

（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劉華東整理）

來源： 光明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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