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核心思想?作者：祝曉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論語的核心思想?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論語的核心思想

作者：祝曉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任何一部經典都是在無數次的重讀與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為經典的，《論語》也不例外。它承受過最高的贊譽和尊崇，也承受過最嚴厲的批判和污損。以當下的眼光重新審視它，當然也會發現新的意義。

《論語》是孔子及其門人的言行記錄，“《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叙也，叙己所欲說也”（劉熙《釋名·釋典藝》）。所以，“論語”的意思就是“有條理地叙述自己的話”。《論語》一書不成于一時，也不成于一手。根據鄭玄推測、邢昺疏證，《論語》由孔子弟子仲弓、子遊、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經過大家讨論，以避“妄謬”，然後編定，故謂《論語》。“當時尚屬口傳身授，因而能免焚書之厄，門戶之争”（陳克明《群經要義》，東方出版社1996年，230頁）。但從唐人柳宗元開始直到近人，很多學者推測《論語》是由曾參的學生最後編定，梁啟超、楊伯峻等就持此說，理由是：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與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二、曾參在孔子衆弟子中最年輕，《論語》中有一章記載曾參将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論語》所叙的人物與事迹，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麼，《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于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于曆史事實的”（楊伯峻《論語譯注·導言》，中華書局1958年，5頁）。李零則更進一步發問：“你心中的《論語》是哪一部《論語》或什麼樣的《論語》？”他認為，“這書恐怕不是原始記錄”，“撇開編輯過程不談”，《論語》的内容，“它的構成要素，大約是形成于孔、孟之間的戰國早期，大緻年代範圍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間”（《喪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頁）。

漢代的《論語》有三種版本，也就是三種來源，通常稱之為魯《論語》、齊《論語》和古《論語》。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多出《問王》《知道》兩篇；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沒有《問王》《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于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與另二者也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何晏把《論語》在漢代的傳授、整理與注解的情況，大緻分了三個階段：“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号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論語集解·序》）。何晏《論語集解》行世後，比較重要的還有梁人皇侃編寫的十卷《論語義疏》、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論語義疏》很長一個時期在國内失傳，清代初年，才從日本傳回。後者《論語正義》集清代《論語》考據的大成。劉寶楠年輕時，與人抓阄，發誓各治一經，寶楠抓得《論語》，從此一生全力研究《論語》，最後由其子劉恭冕續編成書。古今中外關于《論語》的著作汗牛充棟，1956年楊伯峻著《論語譯注》時，查閱日本學者林泰輔的《論語年譜》，其中著錄已有三千多種。近些年，傳統文化熱興起，各家注本、讀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當然，《論語》留給後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傳下來的文學遺産及其人文思想。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編纂、注疏中得以闡發、突顯。也可以反過來說，正是因為《論語》蘊含着具有永久價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斷地啟發後人，被後人不斷地繼承、弘揚，每每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

《論語》内容廣泛，涉及當時社會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孔子的文學思想與藝術精神，也都可以在《論語》中找到最直接、最顯明的論說。孔子把學習“詩”“樂”，放到一個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認為“不能詩，于禮謬；不能樂，于禮素”（《禮記·仲尼燕居》），“不學詩，無以言”（《泰伯》），“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他把“文”列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盡管這裡的“文”雖然多指“文獻”，不完全指文學，但文學、文字、文章、文化的意義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詩”和他的政治學說的核心“禮”并列，“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從道德修養、言辭應對等多方面說明學習文藝的重要意義。他強調文藝的社會作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對文學的美感作用、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論述。孔子主張“中和”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表現歡樂和悲哀的感情應該适度，不能過分，反過來，認為無度的鄭聲“淫”是應該摒棄的，主張“放鄭聲”，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藝思想上的反映。他還提出“思無邪”，确立了儒家評詩的标準；倡導“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提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質統一的觀點，這些，都是開創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遊學之士。孔子文學觀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商務印書館2010年，23頁）。在春秋紛亂的大時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學說能被國君采納，“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學觀和他的總體思想一緻，都是以仁愛為核心。仁是符合等級制度（禮制）的言行規範（克己複禮為仁），又是維護家長制的精神支柱（“孝悌”為“仁”之本），從品德素養的角度說，仁又是恭（莊重）、寬（寬厚）、信（誠實）、敏（勤敏）、惠（慈惠）這些品德的總稱。盡管如此，對人的普遍的關懷（“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顔淵》），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這種關懷和主張，與孔子的時代并不協調，但卻超越了他的時代。

孔子的文學觀與他的教育觀、社會觀和道德觀緊密相聯。孔子在仁愛的基礎上，主張“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雍也》），以詩解禮，詩禮互解（《學而》）。行為與言談，作文與學詩，都要守禮。“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顔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禮，當然首先是當時的等級制度和社會道德規範，所以如果具體地看，孔子的這些主張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禮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秩序。小至一個家庭一個社區，大至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如果是一片混亂，像春秋戰國各諸侯國那樣，動辄訴諸武力，那就不是一個安定的文明社會。在美的内容與形式方面，孔子強調美與善的結合，“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八佾》）孔子也強調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過，而是恰到好處，折中矛盾，反對極端，是中正、平和，是“允執其中”，表現在文學藝術上，就是一種中庸之美、中和之美，當然也是一種克制之美。孔子在這裡，實際上講出了一個文學藝術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學藝術，都是一種“受限制”的工作，一種克制的創造。這裡面，還強調什麼呢？就是與社會規律的協調，與自然規律的協調，與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協調。表現在人際關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極端。在國際關系中，就是注重協調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創造和諧關系，所謂“和而不同”（《子路》），“禮之用，和為貴”（《學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顔淵》）。孔子文學觀中的仁、禮、中庸、和、美善統一等思想核心，事實上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後世，也會對當今世界文明有所貢獻。

孔子教育弟子學習，強調學詩，學樂，還與人的日常生活、學習緊密結合，把學習與修養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這也是其一大特點，這也正與我們當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落實、推進相契合。

當今國際風雲變幻，面對人類文明的未來，重新品讀《論語》中這些富有智慧的論述，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21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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