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以其剛健、雄渾的壯美牽動着遊覽者的熱血。先秦時便有了長城，秦嬴政一統天下，始修“萬裡長城”。明朝統治者在原古長城基礎上修建的長城更加雄偉壯闊，尤其北京界内的長城，為後來的北京人以“闊大豪邁”為美的審美傾向樹立了一個最明顯的标志物。

作者：王南

箭扣長城

長城影響着北京的文化，也影響着觀者的心态。當年，在依附于長城的明人心态中，既有抵禦外敵進犯、西北風沙的安全感，也有因長城而産生的優越和自尊。自古文人登高而望多有感懷，站在雄渾之至的長城之上，往往會催生出人們征服自然與超越自我的雙重體驗。這些體驗也逐漸附着在長城之上，成為了長城所蘊含的獨特美感。長城之美一言難盡，卻能在細緻入微的體味之中愈發清晰。

“不到長城非好漢”是大多數人對于長城的基礎印象。住在北京，人們總會帶外來的親友遊覽長城，一起做一回“好漢”。北京地區的明代長城是長城文化中主要的留存實物。這段長城既保存了古長城的基本樣态又因修葺而相對完好，而人們一般所說的“長城”也主要指“八達嶺”、“慕田峪”、“司馬台”或“居庸關”等處：北京長城幾乎囊括了“長城文化”的全部内涵，包括長城的各種建築元素、古舊殘缺的、重建完好的城段，以及不同的曆史和審美文化因素。

在通行的“長江”、“黃河”、“龍”、“長城”等大型中國文化符号之中，長城是唯一人工建造而又實際存在的。戰國時期，燕京地區已修築長城，北魏、北齊所建的長城均經過北京地區。明成祖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在北平發動“靖難之役”，建文四年（1402）奪取帝位。永樂元年（1403）正月升北平為與南京相對應的“北京”，于永樂五年（1407）開始營建北京城，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從此，“北京”的審美文化特征得到了越來越清晰的建構，在建築美學方面，長城和紫禁城二“城”是兩個最大的标志。

北京境内現存長城629公裡，其中大多數城段是明代重建的。明代北京長城在北朝長城的基礎上主要有以下改觀：第一，明代北京長城将土石材料改為條石作基，磚牆内填土和碎石，牆身加高變寬，更加宏大壯偉。第二，增建關城（如居庸關）、關門、烽火台、屯兵堡、空心敵台等，使長城的視覺效果更為豐富。修葺長城工作的主持者之一戚繼光還在《練兵雜紀》中記載了修建空心敵台的方法：根據地勢修建敵台，相互呼應、左右相救，騎牆而立。中間空、四面有箭窗，再向上是樓橹，環繞垛口。敵台中有士兵、火炮，這樣敵人的箭矢不能傷人，敵人騎兵也不敢靠近。第三，有賴于明代制磚工業發展，磚牆開始普遍用于各類建築和城牆，故而在修葺長城的過程中可以外砌整齊的牆磚（按，明代亦有軍隊負責燒磚，燒制過程中，在城磚上留下部隊番号的名字，不僅是為了紀念，更為追究可能出現的城磚質量問題。據記載，一直到洪武二十年，南京“天策衛”的士兵還在燒造城磚），使明長城在外形上更為整饬；加之城門、城垛、梯台以及藻井、刻字、浮雕等裝飾，增添了精巧細緻的美感。

中國傳統宇宙觀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種宇宙觀在中國傳統美學方面體現為優美（“杏花，春雨，江南”之類的陰柔之美）以及壯美（“駿馬，秋風，冀北”式的陽剛之美）。長城的美屬于陽剛壯美，以雄偉、剛健、宏大、粗犷為特征，以氣勢取勝，體現出一種“天行健”的氣勢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長城的陽剛之美，來源于它外部的巨大的體積所形成的磅礴氣勢，并以其奇偉、雄險和綿延萬曆的雄姿征服了無數的瞻仰者。這種陽剛之美對鼓舞一個民族的自信心，振奮一個民族的精神，從而推動曆史的前進，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從審美的角度看，長城又與其他亭台樓閣之類的古代建築不同：首先，即便帶有關城、烽火台等“裝飾性”的元素、即便長城确實具有獨特的審美風格特征，但它的禦敵功用、功利意義非常明顯。其次，長城為“城”，卻又遠離文化繁榮的城市，缺乏城市文化的人文内涵，因此對長城之美的贊譽很難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截然分開。另外，長城之“美”很大程度上隻是山河景觀的一個構成元素。具有很強的“自然”性質，造成了審美評價内容的相對單薄。長城的建築風格極為質實簡樸，雖然設計構思的含量遠遜于其他大型建築藝術，但長城的審美内涵仍然層次豐富，并因其特性而對北京的氣質産生了影響。

《戰鬥在古長城》 1937年 沙飛攝

明成祖永樂年間三事并舉：營建北京，遷都北京，重修長城。在明代世人的心目中，“北京”和“長城”同獲新生，“北京”的概念伴随着“長城”的概念而确立。整體而言，以紫禁城為中心坐标的北京城的美感是莊嚴整饬、高貴大氣，而長城正是北京這一審美格調重要的基調和最大的裝飾性元素。有了長城高大漫長的“外包裝”，北京城就有了一個取法乎上的最高參照物。似乎一切與“北京”相關的事物都沾染了“長城”以闊大豪邁為美的色彩和意味，在這種影響下，北京人的心态也是自視“大氣”而鄙視“小氣”。

在宏觀意義的北京審美文化史中，長城首先體現為北京整體風貌的框架和外圍風格。俯瞰北京，長城具有北京版圖的北緣邊界的意義。629公裡長的北京長城，沿北部山區半環抱着北京平原。明長城在古長城的基座上進行全面精緻的改建，既有因襲又獨具特色。北京城是很重要的皇城，而長城則是北京皇城的“外城”。如果說北京城是中國皇城文化的典型格局，長城就是最大的“皇城”。

明代，北京長城從如今平谷區的将軍關附近進入北京界，從東到西橫跨今平谷、密雲、懷柔、延慶、昌平及門頭溝等六區，所處之山多為荒山秃嶺，包括極為崎岖的箭扣長城和司馬台長城所處的兩座險峰。風寒水冷，開闊高峻，草木蒼黃，與匈奴、東胡的刀兵相見，催生了淳樸豪放的民風和慷慨悲涼的情感特質。

《史記·貨殖列傳》如此描述先秦時期燕趙一帶的民風：“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而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中“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一語也為明人所認同。明代黃佐《北京賦》即稱北京地區“固多彬彬文雅之士，而感慨悲歌者亦任俠而成群”。環境和民風使長城的營建自然而然地省卻了精美、華麗的小巧之美，而代之以粗犷、豪壯的渾闊之态。

明長城的修築也體現了明代帝王的心态和意志。明太祖朱元璋命徐達主持修建居庸關、古北口、喜峰口等處城關。明成祖朱棣21歲就藩北京，做燕王20年，故即位後不斷發展北京，永樂七年以後他多次北巡，長住北京。北京設行在六部，天下奏疏必送于此，已成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北京建成内城、皇城、紫禁城。次年正月初一，朱棣下令遷都北京。作為有明一代最為強勢的君主，也是明代北京文化基調的奠定者，朱棣極為重視“一統”的政權和文化樣态。《明太宗實錄》載朱棣為《永樂大典》撰寫序文中曰：“昔者聖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禮樂而宣人文……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曆代之典。”

這種“大混一”、“一統”的帝王心态，也必然地體現在重修長城的文化意識之中。長城的審美意義與明成祖的文化意識構成了一種互相成就的關系：建城之意的出現和建城過程也是帝王心理定位和鞏固的過程。長城的堅固和雄偉，強化了朱棣的王位和天子心态，包括朝廷的自信。這種心态也會轉化為“天地一人”的審美心理，間接地影響到北京地區的審美風範。

在無北方邊患的和平時期，長城也是執政者的功績豐碑，永存史冊的不朽業績。這種銘功記德的紀念意義也會助長帝王及長城的建造者的自負心态。在長城的拱衛庇護之下，“皇城”民衆的京畿帝都意識愈加自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京城審美風格的走向。

長城是北京人具有雙重功能的屏障：既可抵禦西北的來犯之敵，也可抵禦西北的風沙。長城的修築和不斷加固，極大地強化了京城人的安全感。所以說，北京人對長城的認同感，建立在對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和寒冷氣候的畏懼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對長城的信賴心理上。《明輿地指掌圖》有記載：“京師形勝甲天下，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金湯之固”的意識，就與長城的存在有直接的關系。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晚過居庸關》一詩中這樣唱道：“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有了矗立于視野之中的長城之高牆雄關，不僅為山河增添了雄壯的氣勢，更為京城增強了禦敵于外的安全感。從此，“感慨”的憂慮可以換做“從容”的安逸了。李贽的詩恰恰道出了長城與北京人“京城心态”的重要聯系。以長城為界，城内是北京，是文明的“首善之區”；城外（關外）是蠻荒之地。這種“大北京”的心态形成了北京人超乎尋常的自信和處世風格。

與其他一些大都市市民的優越感不同，北京人更以重義輕利、禮節尺度為尚，帶有較強的超功利色彩。“北京大爺”講排場，豪爽自負，熱心外場，仗義執言。許多北京文化研究者往往把這種“大氣”追溯到元大都和清代八旗風格，其實明代的“北京”文化起着重要的心理定位作用；明長城則是這一心理定位的重要“硬件”憑依。

北京司馬台長城

修築明代北京長城，凝聚了徐達、華雲龍、譚綸、戚繼光、于謙等軍事家、建築學家及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血汗，他們上谏言，親居塞上，親自設計，親自督建。終明之世，幾乎無時不在修築長城。徐達和戚繼光則是修築長城功臣中的兩位重要人物。

徐達于洪武元年（1368年）率軍從通州攻入元大都以後，受命主持建築北京周邊的長城。北京長城的第一大關居庸關就建于徐達之手，《日下舊聞考·邊障》稱：“居庸關，洪武元年大将軍徐達建。”戚繼光則是從隆慶元年（1567年）開始指揮對自山海關到居庸關的長城進行大規模改建，古北口、八達嶺、慕田峪、金山嶺（包括司馬台）禅城的修建都與其有關。

徐達、戚繼光與北京文化及長城的審美風格之關系雖不可牽強比附，但二人同為文韬武略兼備的明朝重臣，從其人其文中也不難分析出一定的審美意義。被朱元璋贊為“萬裡長城”的徐達“長身，偉貌，剛毅，英武”，同時“延禮儒士，說古兵法”。

戚繼光則自幼便“倜傥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他在北京密雲白龍潭龍泉寺留有一首著名的題詩：“紫極龍飛冀北春，石潭猶自守鲛人。風雲氣薄河山回，闾阖情開日月新。三輔看天常五色，萬年蔔世屬中辰。同遊不少攀鱗志，獨有波臣愧此身。”這首詩氣象闊大，言辭豪邁，是其抱負和文才的真實寫照。

戚繼光的《登盤山絕頂》一詩也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格律頗壯”“近燕趙之音”，體現了典型的北京地區的審美格調：“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發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将軍舞劍台。”冷風烈酒都難讓豪傑迷醉，歲月的腐蝕也抵消不了宿将的威力，誰能與之比肩？恐怕隻有那龍城飛将軍吧！詩中的景物是幽燕的蒼涼峻拔，情懷是塞上的高昂氣魄。戚繼光的許多詩作都具有襟懷開闊、慷慨悲涼的“風骨”之美。其人思想的忠厚嚴謹、詩文的雄闊沉郁，都與長城的格調頗為吻合。這樣的審美意識，會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建造長城的構思、施工之中。

在戍守長城的某日，戚繼光登臨山海關東門城樓，即景抒懷寫下了一首《山海關城樓》：“樓前風物隔遼西，日暮憑欄望欲迷。禹貢萬年歸紫極，秦城千裡靜雕題。蓬瀛隻在滄波外，宮殿曉瞻北鬥齊。為問青牛能複度？願從仙吏授刀圭。”在蒼茫的暮色裡，戚繼光身在城頭，心懷對朝廷決策、國家命運的憂慮，個人前途命運的深思也如同眼前的風物一般迷茫。而登高之志依然雄壯高遠，安邦治國的信念複為堅定，這是鎮守長城一代名将“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自信。理想尚未實現，家園和朝廷隻在想望之中，何時能如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那樣功成身退成了詩人告慰内心的圖景。如此深沉凝重的思緻，跌宕不平的情懷，皆來自腳下和望中這蜿蜒起伏的長城。

從明代詩人詠長城的詩作中，可以看到長城在有明一代受人關注的獨特美感，可見長城對于明代北京之美的重要影響。明代北京著名的文學藝術家李東陽在詩《送唐都憲出鎮薊州諸關》中這樣寫：“居庸東下接榆關，千尺層城萬仞山。秋有桑麻生事足，夜無烽火戍樓閑。帳前貔虎知嚴令，歲晚風霜識壯顔。略試一方經濟手，歸來重補舊朝班。”此詩通過描繪長城所處的巍峨山勢和城牆的高遠之狀，表現了和平心态中的長城的靜态之美，其中也隐含着在長城的護衛下人民安居樂業，朝官專心從政的滿足感。

明代極具個性的藝術家、詩人徐渭在《邊詞》中這樣吟詠：“十八盤山去路賒，順川流水落天涯。真憑一堵邊牆土，畫去乾坤作兩家？”一、二句狀寫邊塞長城的山高水長之景，在高度凝練的寫景之辭中呈現出情在景中的深邃意境。三、四句轉為曆史思考，觀長城而引發了詩人關于長城人文價值的叩問：一城相隔，疆土二分，這難道是長城的最終使命？字裡行間隐含着詩人關于和平統一、天下一家的期盼之情。

北京長城具有不同的審美形态，既有千裡一望的簡約之美，亦有高下粗精的變化之美。由于地形的特殊限制，長城建在山嶺之巅，呈現為連續不斷的一線之景，可謂是“長留黛色照高穹”（出自明代詩人鄒緝《居庸疊翠》）。徐渭則在《八達嶺》一詩中這樣寫道，“八達高坡百尺強，迳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噀黃”，同樣體現了長城的簡約之美。

在不斷的營建修葺中，長城的形态也愈加豐富多變，帶來了整體布局、走勢的變化之美。長城全線有各種城關、樓台898座，平均每隔700米就有一處高于城體的建築，豐富了觀感。城關與城段在山巒之間交替出現，像樂章中的長音和休止符，像是詩句中舒緩的平聲和激越的仄聲，長城的形态雖簡樸但并不缺乏韻味。

北京密雲境内的司馬台長城是明長城變化之美的一大典範。司馬台長城西段較為平緩，向東沿山脊蜿蜒曲折。俗稱為“天梯”、“天橋”的兩段集中體現了長城的驚險：“天梯”突立而起，高達百米，坡度幾近垂直，高差竟達700米左右。近百米長的“天橋”兩側是陡立的絕壁，緩行其上，可以獲得淩虛踏空的心理體驗。

金山嶺長城的門樓和牆孔上端，有各種動植物的雕刻圖案，其中竟還有菠蘿圖案。據考證，菠蘿大約在16世紀傳入澳門，然後引進到了廣東各地，之後在廣西、福建、台灣等省栽種。戚繼光就曾在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區對抗倭寇入侵。1567年，戚繼光被調往金山嶺，保衛北疆，在此地戍守16年，監督長城施工。北地寒冷，菠蘿無法種植，由此可以推論，戚繼光将福建沿海的菠蘿用為長城的裝飾圖案，或許包含着他對閩地征戰生涯的紀念之情，也寄托着他将南掃倭患的軍威在北定邊關之時延續下去的希望。

經曆風雨的長城自然不乏古樸沉郁的厚重之美以及思古哀今的悲劇之美。許鳴鶴《居庸疊翠》詠道：“萬壑煙岚春雨後，千峰蒼翠夕陽中。”黃洪憲《山海關》詩曰：“長城古堞俯滄瀛，百二河山擁上京”，便體現着古樸沉郁之美。修建長城的民夫血淚、戰守長城的将士屍骨，讓燕趙悲歌的旋律一直萦繞在長城的烽火狼煙之中。李夢陽《朝飲馬送陳子出塞》中唱道，“水鹹草枯馬不食，行人痛哭長城下。城中白骨借問誰？雲是今年築城者……城南城北秋草白，愁雲日暮鳴胡鞭”，便是悲劇之美的呈現。

登臨長城，亦不乏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豪邁之美。例如謝榛《居庸關》詩曰：“控海幽燕地，彎弓豪俠兒。秋山牧馬處，朔塞用兵時。嶺斷雲飛迥，關長鳥度遲。當朝有魏尚，複此駐旌旗。”詩人通過抒寫登臨長城之感，使長城所獨有的睥睨人境、雄視古今的态勢與自己的主體意識結合，生動地體現了長城所催生的雙重超越之感。

如前所言，以紫禁城為中心坐标的北京城之美感體現為莊嚴整饬、高貴大氣，而正是長城所具備的豐富美感給北京這一審美格調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明長城，北京審美文化的心理依據中或許會減少幾分自信和豪氣，審美創造的風格大概也會在雄奇博大和深沉厚重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就長城而言，自然當贊之一句“壯哉”，更應輔以一聲“美哉”之喟歎！

（原标題：北京明長城之美）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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