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0日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等3位美國經濟學家因對于銀行與金融危機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而獲得這一獎項。

諾獎評審委員會表示，他們的發現提高了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三人“大大提高了我們對銀行在經濟中的作用的認識，特别是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是，為什麼避免銀行倒閉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現代銀行的研究闡明了我們為什麼要有銀行、如何使銀行在危機中不那麼脆弱，以及銀行倒閉如何加劇金融危機。而相關研究的基礎，就是此次獲獎的3位經濟學家在上世紀80年代初奠定的。他們的分析研究對于規範金融市場和應對金融危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評審委員會表示，要使經濟維持運轉，儲蓄必須用于投資。然而，這裡有一個矛盾：儲戶希望在意外發生之時立即提取資金，而企業和房主需要确保危機發生時他們不會被迫提前還貸。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研究展示了，銀行如何為這個問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通過充當中間人，銀行可以允許儲戶在其希望的時候使用資金，同時也向借款人提供長期貸款。

他們的分析也表明，存、借兩種活動的結合使得銀行容易受到“倒閉”謠言的影響。如果大量儲戶同時取錢，謠言或将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銀行發生擠兌甚至倒閉。兩位經濟學家對此給出的藥方是，通過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和充當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可以防止這些危險的動态。

戴蒙德還演示了銀行如何執行另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作為許多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間的中介，銀行更适合評估借款者的信用度，并确保貸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資。

另一方面，本·伯南克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是現代曆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指出，銀行擠兌是導緻危機變得如此嚴重和持久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當銀行倒閉時，有關借款人的寶貴信息丢失了，無法迅速恢複，社會将儲蓄用于生産性投資的能力也會因此嚴重受損。

“美國學術界确實沒有‘浪費’大蕭條。”在為伯南克2022年新著《伯南克論大蕭條：經濟的衰退與複蘇》所作推薦序中，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在研究大蕭條問題，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

“伯南克一再聲稱他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家，而不是曆史學家。”在黃益平看來，伯南克研究大蕭條，關注的并不是具體的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觀經濟關系。而搞清楚這樣一些可能影響大局的經濟關系，比弄清楚一些細枝末節的曆史事實更有意義，也比驗證一些已經被驗證過無數次的經濟關系更重要。

下文節選自《伯南克論大蕭條：經濟的衰退與複蘇》推薦序。通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一窺伯南克執掌美聯儲的傳奇經曆以及背後堅實的學術支撐。

伯南克論大蕭條：經濟的衰退與複蘇

本·伯南克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6月

不浪費一場危機

文 | 黃益平

丘吉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不要浪費一場好的危機。”隻有認真地分析危機的起因、傳播及後果，并在此基礎上調整規則、改變行為，才有可能避免危機重演。隻有不停地反思，才有可能持續進步，不然隻能永遠在原地打轉。

曾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和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是這種反思理念的踐行者。他的學術生涯主要專注于對大蕭條的研究，清晰、嚴謹地論證了大蕭條發生、持續的主要原因。他曾經說：“我喜歡研究美國大蕭條，因為它是現代曆史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從專業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從對美國大蕭條的研究中體會到很多經濟運作的規律和本質。”後來他又把從研究中獲得的心得運用到政策實踐中，真正做到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相傳伯南克剛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去跟後來擔任過以色列央行行長和美聯儲副主席的導師費希爾讨論博士論文題目，費希爾建議他先去讀弗裡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美國貨币史：1867—1960》，看他對這本書的反應再确定選題。後來伯南克回憶道：“讀過弗裡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國貨币史：1867—1960》後，我對大蕭條的問題着迷了，就好像那些研究南北戰争的愛好者一樣，我不僅找到所有關于那段時間經濟的書和資料來讀，還看政治、社會、曆史方面的。但核心的問題——我管它叫宏觀經濟學的‘聖杯’，還是它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如此嚴重。”

後來伯南克的博士論文及之後的很多研究都是圍繞兩個學術問題展開的，一是什麼因素導緻了大蕭條，二是為什麼衰退持續了這麼久。他的學術發現可以簡單地總結如下：貨币因素是導緻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名義工資調整困難妨礙了經濟複蘇。這兩個結論聽起來平淡無奇，但實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政策意義。

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貨币是中性的，價格高低隻是一個數字而已。但确認貨币因素導緻了經濟衰退，實際是否定了貨币中性的認知。貨币供應不足容易導緻通貨緊縮，而這又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從而把經濟推入衰退的境地。而名義工資調整慢于價格水平，可能會使勞動需求減少，這樣就會拖延經濟複蘇的步伐。也正因為如此，伯南克十分贊同弗裡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國貨币史：1867—1960》中對美聯儲在大蕭條期間沒有奮力增加貨币供應而提出的嚴厲批評。

美國學術界确實沒有“浪費”大蕭條。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在研究大蕭條問題。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艾肯格林是另一位領軍人物。關于大蕭條的經濟學研究形成了非常多的學術成果，總體來看，這個領域特别符合好的研究的幾個基本特征：問題很重要、研究有意思、結論有影響。

大蕭條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第一場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研究大蕭條等于抓住了一個十分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來自現實世界。伯南克一再聲稱他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家，而不是曆史學家。他研究大蕭條，關注的并不是具體的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觀經濟關系。搞清楚這樣一些可能影響大局的經濟關系，比弄清楚一些細枝末節的曆史事實更有意義，也比驗證一些已經被驗證過無數次的經濟關系更重要。事實上，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都是在大蕭條之後逐步形成的。

這個研究确實也非常有意思。大蕭條期間究竟是貨币收縮導緻經濟衰退，還是經濟衰退使得貨币收縮，在學術界一直有争議。早先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國本身的數據，上述因果關系不太好識别，更不要說有不少學者認定貨币是中性的。這項研究的突破來自國際比較研究的引入，就一個國家的數據研究大蕭條，說不清楚誰引發了誰。但有了跨國數據，就可以按照大蕭條發生之後推出金本位制的先後，來考察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結論是退出金本位制較早的國家，經濟複蘇也比較快。原因是在金本位制下，貨币供應量是由黃金儲備決定的。一旦退出金本位制，貨币供應就可以靈活調整。

這些研究結論後來産生了重大的政策影響，促進了貨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和金融監管框架的完善。1944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在确定美元盯住黃金、其他貨币盯住美元的基礎上，允許各國不定期地根據需要調整彙率，實際就是吸取了金本位制下貨币供應不夠靈活的缺點。可惜的是，後來這個設計沒有發揮作用。因此，到1971年美國就放棄了美元盯住黃金的安排，走向了浮動彙率制。大蕭條研究對政策最直接的作用，反映在伯南克執掌美聯儲期間所采取的非常規的貨币政策擴張。換句話說，他的政策是有多年學術研究支撐的。

伯南克本人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學者，他後來有機會進入中央銀行參與決策，特别是在次貸危機期間執掌美聯儲，也算得上是傳奇的人生經曆。在離任之後出版的《行動的勇氣：金融危機及其餘波回憶錄》一書中，伯南克對其在次貸危機期間所經曆的驚濤駭浪般的風險和左右為難的政策選擇有詳細的記載，從中還能看到他作為學者出身的央行行長在做決策時所展示出的學者風格。當然，由學者而央行行長，這樣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一些政策意見或者建議，應該是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有機會做到的。

《伯南克論大蕭條》是一本論文集，收集了過去幾十年來伯南克所作的關于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研究論文。與回憶錄相比，論文集的技術性稍強一些。好處是可以仔細地了解這些問題的提出、數據的收集、分析的過程以及最後結論的得出，其實還可以學習如何做學術研究。而對話題特别感興趣的讀者，則可以更多地關注話題的重要性、分析的邏輯及其政策含義。伯南克專門為本書撰寫了第一章“大蕭條時期的宏觀經濟學：比較分析方法”，這是一個寫得非常好的綜述，系統地闡述了問題的提出、分析的思路，以及一些主要的結論，對分析細節不感興趣的讀者，直接閱讀這一章即可。

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最主要的原因并非讓大家更好地理解大蕭條發生、持續的機制，而是因為在大蕭條發生将近80年之後，世界經濟在2008年再次遭遇一場全球性的危機，12年之後，又發生了一場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這兩次大危機期間，各國政府與央行都采取了“不計一切代價的政策”穩金融、穩經濟。順便說明一下，提出“不計一切代價的政策”這個說法的是十年前時任歐洲央行行長、現任意大利總理，同時也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師兄德拉吉。這些超常規的政策對于經濟複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這些措施的制定與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對大蕭條時期經曆的分析與總結。

不過現在世界經濟甚至世界貨币體系又碰到了新的問題。正因為意識到金本位制已經無法适應現代經濟的發展對貨币體系的要求，各國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逐步走向浮動彙率制。而為了在保持貨币政策靈活度的同時維持币值穩定，許多央行采取了通脹目标制。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期内，這個貨币政策規則是有效的，幫助維護了貨币體系與宏觀經濟的穩定。但最近20年的經曆則表明，貨币政策與通脹水平之間出現了脫鈎的傾向。在伯南克的前任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貨币政策寬松，通脹水平穩定，但金融風險大量積累。因此，繼續盯住通脹水平，是否還能保持貨币與金融體系的穩定？如果不能，應該如何改革貨币政策的規則？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次貸危機，還是新冠疫情，都可以稱得上是史無前例的。在這些危機中是否出現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宏觀經濟機制？這些新機制對經濟政策與制度安排提出了什麼樣的新要求？次貸危機是一場典型的全球性的系統性金融危機，什麼導緻金融風險同時發生甚至形成順周期機制？貨币政策要不要管金融風險？過去十幾年，關于次貸危機的研究已經有不少，政策改革的嘗試也很多，但像大蕭條之後出現的革命性的學術與政策進展并不多。最近發生的這些大危機會不會最終被“浪費”掉，這是當代經濟學者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而這也恰恰是推薦大家閱讀《伯南克論大蕭條》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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