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播的世界中，主播是溫柔體貼并需要被保護的，而男性觀衆的強壯特質隻能通過禮物打賞的多少來衡量。

文丨李思妤 蘇熠慧

編者按：和遊戲主播或帶貨主播不同，“秀場主播”主要靠聊天和歌舞來獲得觀衆的虛拟禮物和積分報酬。2021年冬天，上海财經大學的研究生李思妤簽約了某平台，成為一名“秀場主播”，并以此寫作了自己的畢業論文。在社會學理論的審視下，作者意識到，主播與觀衆之間的對話是無意義、重複和碎片化的，直播看似是輕松聊天與回應，其實是無止境的情感付出，并帶來許多負面情緒。

該文入選了《數字勞動：自由與牢籠》一書，主編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在這本文集中，多位社會學學者深入一線，送外賣、做主播、打電競、開網約車……以親曆者身份，記錄數字勞動與日常生活的聯系，反思其帶來的新型勞動關系、勞動倫理、勞動保障等問題，也思考這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困擾。以下摘自“我是女主播”一文，内容有删節。該文的另一作者是上海财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蘇熠慧。

在簽約之前，我并沒有意識到“成為主播”意味着自己的“身體”即将被“圍觀”。因為網絡上随處可見的Y平台招聘廣告，内容與“身體”毫無關系。

招募娛樂主播：保底3000—6000元。

有無才藝均可，在家就可直播。

新人無經驗也可以（會有經紀人負責教你直播）。

具體直播内容：聊天（有才藝可以表演才藝）

我覺得自己完全符合要求，便毫不猶豫地通過兼職超話和找工作超話加上了幾位Y平台主播經紀人的微信。但讓我驚訝的是，經紀人的第一句話就是索要照片。在看完我的照片後，他們遲疑了，理由是我的形象“太學生氣”。“直播這口飯不是什麼人都能吃的。”顯然，他們對我的“身體”不太滿意。

在我的再三努力下，一位經紀人終于同意把我的賬号拉進公會，開始了直播培訓。在這個培訓中，主播經紀人不斷地糾正我的“身體”形象。“上半身要盡量都在鏡頭裡面，明天換一下衣服，可以露出肩膀的那種衣服，妝盡量濃。”我這才明白，在他們眼中，我的“學生氣”是沒有“性吸引力”。他們在平台上打造的是一種相對于“學生氣”的“成熟”形象。這種所謂的“成熟”，就是展現“性暗示”的形态和表征。例如，在鏡頭下大幅度前傾扭動上半身，展示胸部，化濃妝。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到，權力通過規訓和糾正身體的姿态來實施對人的控制。對于女主播來說，當她進入直播平台的那一刻，她的身體便已經進入了權力的牢籠。她的身體不再屬于自己，而是一件被經紀人和平台錘煉、形塑和包裝的商品，成為觀衆們凝視的對象。

即便萬般不情願，我還是在主播經紀人的監視下，開始了對自己“身體”的改造。每天夜晚降臨之前，我都會花上半個小時的時間進行準備：化妝，戴美瞳和假發，選擇濾鏡，在直播平台内置的選項中對眼睛、下颌角、鼻子、膚色、嘴唇、顴骨、臉型等近10個選項進行調整。按下直播界面上的開播按鈕後，我的第一場直播正式開始。大概10分鐘之後，觀衆數量超過了10個，其中還有幾個7級的平台長期用戶，直播間閃爍的觀衆入場提示不斷提醒我，屏幕的另一端有人正在凝視我的面部和身體。

“主播晚上好，喜歡主播。”

“你多高？”

“看着不大，還在上學嗎？”

看着這些對話框中的問題，我和其中一位觀衆聊了起來。他31歲，當他離開直播間時，我的直播間多了幾十塊錢的禮物和幾十個關注。看着這些屏幕上的數字，之前的對話仿佛像泡沫一樣從我的記憶中蒸發消散。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對着鏡頭，編織着一串串零碎的對話。“哇，謝謝禮物和喜歡，你成了我禮物榜的榜首哦，喜歡我的話可以點擊關注，你可以在下午和晚上兩個長時段見到我。”

我學着其他主播，努力對鏡頭那頭凝視着“我”的人作出親切回應。一開始的我，對于被“凝視”這件事情極度不适，但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已經開始将“主播”這個身份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神奇的是，一旦認同了自己的主播身份，在無數次的虛構和僞裝之後，仿佛就可以真的成為這個感性、外向而又善解人意的角色。

在開始直播之後的第二個星期，我認識了Neo。Neo有着姣好的外形和歌唱技能。她在線下的身份是一名在校學生。我是在平台的PK遊戲中認識她的，互加關注之後，她告訴我，假期的時候她就會偶爾直播，僅僅是“玩兒”，後來，因為疫情防控期間被困在家裡，才開始每天長時段開播。她說，“自己沒想過用直播掙錢，但做得還不錯，粉絲數也漲得快，也許可以長期做下去”。作為平台和觀衆都喜歡的“美麗身體”，Neo目前的粉絲數在3000個左右，平均每周直播3-4次。但她仍然苦惱，“我覺得自己不是長得比不上她們，而是沒辦法像她們一樣拼，我不高興就不播了，人家全職的付出多當然回報也多，而且直播是有套路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在成為主播的幾個月時間裡，我和好幾個像Neo這樣的主播成了賬号互關的朋友，她們的年齡都在20—25歲之間，有的是學生，有的有固定工作。直播把我們的生活串聯到一起。

前台“朋友”與後台“情義”

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被管理的心》中提到，服務業的勞動主要是人與人的互動，而勞動者将“情感”的控制權賣給了公司，其壓抑和流露都必須按照資本的規定而來，霍克希爾德稱之為“情感勞動”，這本質是一種被資本操縱的“表演”。每個主播一入職，就會由平台的主播運營教授一整套常規的話術和暖場技巧。主播通過學習這些話術和暖場技巧來開啟自己的“表演”。

在Y平台上，80%以上的主播都是女性，而女主播既在“前台”進行“表演”，也在“後台”進行“表演”。所謂前台表演，是指女主播在直播間面向所有觀衆，以聊天為主要形式的情感表演，主播的一颦一笑通過圖像和聲音與觀衆發出的實時信息進行互動；所謂後台表演，是指在結束直播後，女主播私下仍然需要在後台繼續付出額外的時間和情感，來加深與禮物榜前幾名“專屬大哥”之間的關系。

在前台表演的過程中，女主播和觀衆的互動雖然會穿插唱歌、舞蹈等才藝環節，但是即時的日常聊天仍然是占據大部分直播時間的内容。在新手期，每一個進入直播間的10級以上的觀衆，都有可能被發展為長期刷禮物的“大哥”，因此我在直播時必須時刻注意，對每一個關注和禮物予以回應。直播間中的信息非常多，有的時候讀漏了一條消息，或者回複慢一點，觀衆就會覺得受到了冷落，一會兒就退出去了。我的直播經紀人時常說：“觀衆是來找消遣、消磨時間的，刷禮物隻是給你的獎勵，你一定要持續為他們提供情緒價值才可以。”根據我的體驗，主播需要依靠自己的情商和話術技巧對觀衆在聊天區打出的短短一段文字做出快速回應。聊天的内容涵蓋我虛構的個人生活、觀衆的生活、直播圈八卦、平台最近新出的玩法、社會熱點等多個方面。

對于男性觀衆的冒犯言論，主播也要盡量消化甚至調侃。一次，一位觀衆在直播間打出了一段俄語，說自己曾在俄羅斯待過一段時間，問我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當時我正好把聊天的話題都用光了，出于好奇，也為了迅速抓住這個切入點，調動直播間的氣氛，我嘻嘻哈哈地當着其他觀衆的面打開了翻譯軟件，而下一秒，跳出來的翻譯結果，卻是一個帶有對女性極度侮辱意味的詞語。那一瞬間，我控制不止自己的面部表情，一下子蒙了，感覺整個人像是掉入了冰窟——在此之前我從未聽到過别人直接對我使用這一類的詞彙。當我表現出自己的不愉快時，直播間的留言對話框中不斷出現“哈哈你變臉變得挺快，有那麼不高興嗎”“主播生氣了”等帶有調笑意味的話。最終，我隻能回應道：“這個詞我還真不知道。”

而當這位觀看者再次試圖開啟其他話題時，我選擇了忽視，也許，這是我作為主播能做的唯一的反抗。

當我把這個經曆告訴Neo，問她有沒有經曆過時，Neo回答：“我們和他們是朋友或者暧昧對象，這是收禮物的基礎，就像朋友之間開玩笑一樣，你要交這個朋友，能對他生氣嗎？”

盡管下播之後主播仍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但是很多觀衆在刷了禮物之後，追求的是對主播前台表演與後台生活的同步介入。因此，為了維護關系以獲得更多的直播收益，女主播們的情感付出需要延續到後台，将自己更加真實、生活化與體貼的一面作為專屬禮物展現給“大哥”們，但這後台的情感付出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深度表演？在後台交往中，額外的情感付出實際上是一種禮物的交換過程。下播後要用“情義”等概念來加深後台聯系。

女主播的後台勞動日常還包括用各種手段照顧“大哥”的面子和情緒，讓對方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情有義”“有難必幫”的人，從而維持與他們的長期關系，以期收到更多禮物。有的觀衆經常來我的直播間，但是，最近沒有資金，又拉不下面子。所以，根據經紀人的指點，我就需要平常在微信上多關心他，讓他長期關注我。

但是，這種後台中的情感付出也使得直播勞動的時間失去了限制，有錢“大哥”無論什麼時候發信息，主播都要盡量陪聊。平台會給高級别觀衆“盔甲裝扮”和“抽獎返現”等象征着地位的福利，公會會在節假日給名單上的大哥送出祝福，主播則需要用加倍的時間和精力，運用溫情化的表演策略作為回饋。

在後台的表演需要也有可能會滋生出風險。我問Neo：“如果非常有錢的大哥想要見你怎麼辦？你能夠拒絕嗎？有人微信騷擾你怎麼辦？”

“我現在隻有這麼幾個粉絲，沒人給我刷超大額禮物，我當然不會傻到去見面，微信也隻加了幾個人，都是撩我的。特别急迫的，我就吊着他，有一個我經常回他消息，他比其他人更‘正經’一些。”Neo覺得，在自己這個階段，這些風險都不算大問題，似乎隻有大主播才會因為糾纏不清的利益關系被迫和大哥見面。Neo在自己的一條朋友圈裡以開玩笑的口吻提到，自己最近仿佛變成了“暧昧大師”和“海王”，在“為自己的池塘養魚”。

秀場PK的戲劇化日常

女主播除了需要在“前台”和“後台”進行“表演”，還要參與平台的秀場PK遊戲。這種秀場PK遊戲是Y直播平台内置的一個禮物比拼遊戲，在5分鐘的時間内，兩個随機匹配的主播以票數對抗的形式進行拉鋸戰，暫時落後的一方會被要求完成扭腰、抖肩、下蹲等一系列懲罰動作，而領先一方的主播及其粉絲可以觀看落後者的表演。

公會發給我的直播培訓手冊裡有這樣一段非常直白的話：純聊天的觀衆沒有為主播花錢的動力，PK就是一個花錢遊戲。你和你匹配到的競争對手主播就是遊戲裡的兩個角色，目的是要讓大哥花錢花得爽，讓大哥有參與感。因為輸了的一方會有懲罰，大哥們要麼是心疼你不想讓你輸，要麼是想看對面的主播做懲罰。Y平台80%的主播收入都是通過PK來的。要把他帶進PK裡，讓他給你花錢。

在我進入秀場PK遊戲之前，主播經紀人和Neo都分享了技巧。依照他們的分享，我每次下播都會提前15分鐘和粉絲打招呼，“我要下了，最後連一場PK，大家來給我捧捧場”。用Neo的話說，“這麼短的時間，喜歡看我的人肯定就在我這裡待下去了，拿捏住他們的心理，聊點有意思的話題，觀衆一高興，很可能會把所有的禮物額度都給我”。擅長PK遊戲的主播其實就是抓準了男性觀衆的心理，告訴他們，在直播的世界中，主播是溫柔體貼并需要被保護的，而男性觀衆強壯勇猛的特質隻能通過禮物打賞的價值大小來被直接衡量。為了炫耀并維護自己的男性自尊，與主播熟識的“大哥”通常會滿足主播的大部分禮物請求。

由于每天會匹配數十場PK，為了沖淡乏味感，主播們還會在PK活動中制造出一種戲劇化的日常。這本質上是在程序化的表演劇本中加入“喜歡、讨厭、沖突”等強烈的情感和戲劇化的橋段，再通過和PK場上對面的主播合作表演的形式滾動展現在觀衆面前。

Neo非常擅長玩PK遊戲，她會在直播間隙給好友圈成員發觀戰鍊接，有時我一點進去，就可以看到Neo開心地在屏幕前比畫着招财貓的動作，或者抖着肩膀向自己的粉絲和大哥們喊話拉票。

她開玩笑般地對我說：“整個過程就像演戲一樣，如果戰況比較激烈，她會故意挑事情，或者挑一個好玩的話題開始聊天。”因為主播通常會有一個固定一起玩的熟人圈子，但是，大部分人不認識對方，所以“大哥”們就會幫自己喜歡的主播出頭。“我特别喜歡給對方開變醜特效，眼睛變小，下巴變大，”Neo笑着說，兩邊分數相互追趕，會越刷越高，這樣兩邊都有利，是朋友之間的合作。

在幾個月的直播觀察中，我發現，一些主播會和對手約好假裝吵架，給無聊的觀衆制造談資；會在數千觀衆面前哭訴對方在上場PK中趁自己的“大哥”不在，占了自己便宜；或者憤怒地講述自己的粉絲團如何努力，卻被對方偷襲，在最後一秒輸掉。這種戲劇化的日常會為主播吸引大量看客，能為自己做出一份好看的直播數據，鐵杆粉絲們也會多刷禮物來維護。有的觀衆會不惜一擲千金送出禮物，隻為了讓自己成為粉絲小群體中衆人談論的對象，博取主播的關注。受到直播間氛圍的感染，觀衆們最終還會自發傳頌某場直播PK中發生的傳奇故事，“你知道嗎，昨天的那場直播，一個神秘人空降，直接給×××主播額度刷滿，太牛了，這個禮物特效我還是頭一次在這個平台見到”。主播和她的觀衆，就是在這樣“直播—PK遊戲—直播—PK遊戲”的反複循環中自發為直播間創造出自己的傳說和隻有粉絲群體内部成員才知道的調侃黑話，直播間戲劇化日常的創作也可以加深主播和粉絲之間的情感聯系。

“大魚吃小魚”

在直播行業中，純秀場直播平台的絕大部分利潤都來自主播收到的禮物分成。觀衆為主播的“表演”付費，但這些費用卻要養活主播背後的公會和平台。

每次直播活動，Y平台的獲利最大，主播獲利占比次之，直播公會獲利占比較小。我的主播經紀人對我說，直播平台肯定穩賺不賠。因為按照分成規則，不論是人氣大主播還是自由人或普通公會主播，她們賺得的禮物和鑽石至少有50%—60%會直接被平台抽取，當然平台也需要付出較高的運營成本。

對于主播來說，從表面上看，加入頂級工會之後我們可以獲得直播收益中幾乎一半的收入。然而，合同中所謂大于40%的浮動自提比例就像是一個具有迷惑性的巨大幻影，因為這種收入首先是由虛拟貨币來衡量的。一場4小時的直播中，像我這樣粉絲數隻有幾百的新人主播很少會收到超過1000枚的虛拟貨币，因此，隻能換算為40元以下的收入，這與主播為此付出的時間和情感不對等。除了一些頭部明星主播，大部分主播的收入仍然是不穩定的。

普通公會簽約主播默認自提比例為40%，例如：1平台貨币=0.1元，收到2500平台貨币，折合人民币250元，默認自提40%，換算為直播收益為100元。一位同公會的主播在聊天中告訴我：“如果公會和你說保底3000元之類的，千萬别信，頭幾個月新人很難拿到保底，每月完不成140小時還要自己倒貼，我都播半年了，收入波動還是很大，每天從幾十塊到幾百都會有。”

在整個直播産業所構成的利潤鍊條上，直播平台處于上遊，主播和主播經紀人都處于整個産業鍊的下遊，而大部分中小主播則是最弱勢的底層勞動者。處于上遊的平台，在技術力量的加持下制定了秀場直播的遊戲規則，它以“數據紅利”為酬勞，掌控着鍊條上下的主播和公會，而很多小主播則在整個鍊條中處于一個極不穩定的狀況，在這個行業内往往不會超過兩年，大部分都沒有正式的合同與社會保障。

一天中午，我和主播Neo抱怨自己沒有好好利用新手期的數據流量福利，因此都上不了校園頻道的推薦位。而Neo也有同樣的感受，“頭一個小時的數據都是機器人，但數據可以變成人氣，因為人人都喜歡看熱門的主播，人氣會再吸引來更多的人氣，有一些公司做數據捧人，幾周的時間就可以讓主播賺上萬塊”。

在這種“數據”背後所蘊含的權力關系之下，我可以獲得巨大刷量，在幾個小時内漲幾百個粉絲，但是，我同樣必須忍受來自平台和公會無處不在的監控。後來，在浏覽主播經紀人的朋友圈時，我發現，公會的确能夠看到非常詳細的直播數據存檔，觀衆點擊率、觀衆觀看的時間、互動量……在後台監控系統中，每一個主播的臉和身體都被框定在一個長方形界面中，像商品一樣，每排8個，被平鋪陳列在經紀人的電腦界面上。

整個直播過程中，我的一舉一動始終處于主播經紀人的監視之下，他可以看到主播在對話框裡聊了什麼。但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在看我，什麼時候離開了，因此，隻能始終保持亢奮微笑的狀态。有幾次，我為了打字回複觀衆的消息，身體偏離了攝像頭，主播經紀人的聲音就立刻在我的耳麥裡響起，告訴我角度又偏了，而且直播時不要回複私信，會導緻卡頓。在我無法察覺的情況下，他會通過我的語言、表情、動作等因素判斷我是否投入，一場幾小時的直播下來，我感覺所有的精力都耗盡了。并且，主播經紀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男性，他們既在監督，又在觀看，平台的數據賦予他們一種上帝視角，這一切都會讓人産生巨大的不适感。

情感損耗和自我異化

霍克希爾德發現，從事情感勞動的人們，由于喪失了情感規則的控制權，往往會出現“自我的異化”，即資本操控的那一部分“自我”與“真實自我”相剝離。主播們在資本的操控下進行“表演”，也出現了“自我的異化”。這種“自我的異化”體現為情感損耗和“無意義感”，在一點點地蠶食主播的自我。

我在公會内部尋找到的每個主播幾乎都會提到，直播行業做久了容易“出現心理問題”。我在豆瓣平台上聯系到的一位前主播曾經和我分享她的經曆：“堅持了兩年了，無數次精神崩潰，因為這個行業的觀衆惡心，同行也惡心，公司更惡心。”我問她：“你之後有什麼打算呢？是不是完全放棄直播了？”

她回答：“我已經不怎麼播了，現在隻是偶爾播一下賺個零花錢，但我沒學曆，沒工作經驗，不做主播了也感覺很抑郁，主播來錢太快，心态會失衡，之後沒辦法接受賺得很少的正常工作了。我現在考慮去做種草姬、模特、自媒體之類的，但沒門路。我在抖音也直播了幾個月，小到‘00後’，大到四五十歲的觀衆，沒一個正常的，真不想聊。但是，為了賺錢不得不聊。”

不可否認，有的主播會在直播活動中獲得一種情感滿足和自我享受，主播們甚至還能在與觀衆的聯系中獲得陪伴感。但是，這種所謂的“自我滿足”主要來自男性對主播情感價值和性價值的肯定。為了獲得報酬，主播必須自願接受男性的審視和評判，她們是庸俗日常的制造者，是短效快感的推崇者。在做了一個多月主播之後，我深切感受到，主播與觀衆之間的對話是無意義、随意、重複、碎片化的，主播需要在勞動中壓抑真實的情感表達，長時間的表演狀态甚至影響到了直播工作之外的情感交流。直播看似是進行輕松的聊天與回應，實際上是無止境的情感付出，需要不斷調試、消化負面情緒。

直播行業中是否存在反叛與抵抗？在遇到困難時，女主播們又如何尋求幫助？一位主播在一次PK間隙的閑聊中告訴我，為了調适大量的悲傷、倦怠等負面情緒，主播也會采取一些反抗措施，如在平台上發展自己的關系網絡，和同為主播的朋友吐槽直播圈的事，或者像我曾經做過的一樣，報複性忽視某些ID的互動請求。但除此之外，如果想要繼續通過直播賺錢，她們很難對自己身處的外部環境做出本質改變。在平台上，主播是個體化的、孤獨的。平台的形式本身使得主播們難以建立深入和穩定的聯系。

作為“原子化”個體的女主播，陷入的是平台和公會所編織的無處不在的網絡。她們被互聯網技術以流水線化的形式生産出來，受到平台情感規則的操控，成為自我逐漸被蠶食的“微笑面具”，而一張張“微笑面具”之下的是一顆顆損耗的心靈。

《數字勞動》，佟新 主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22-7，ISBN: 9787500879251

——完——

題圖：2016年03月，江蘇省太倉市大學科技園，一家娛樂傳媒公司的女主播。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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