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大名垂宇宙”，對于諸葛丞相，千古以來倍受贊譽。他的《誡子書》篇幅雖短，但其中的名句“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也可謂脍炙人口。但令人歎息的是，恐怕連收信人——其子諸葛瞻都未能明白其良苦用心，而時至今日更是被人誤解多多。例如這篇文章收教材後，常常聽見有老師抱怨：《誡子書》似乎就是一串格言的彙編，無邏輯可言，如何向學生講清呢？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将複何及！”——諸葛亮《誡子書》

其實，從議論文的角度來看，本文結構嚴謹，内容環環相扣，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疑惑，關鍵在于對于論點把握的偏差。議論文的核心是論點，文章是圍繞論點，一步步展開論證的。如果弄錯了論點，自然會覺得結構混亂。本文的論點是什麼？許多參考材料都解讀為“靜”。粗略一看，似乎有些道理，因為這樣一篇八十餘字的短文，“靜”字出現了三次，不可謂不重要。但實際上，如果我們細讀全文會發現，靜隻是手段，作者是告誡子弟要通過“靜”這一途徑達到“修身”的目的。而圍繞“修身”，其實除了“靜”這一手段，還有不少内容相互呼應。

那麼文章是如何圍繞“修身”一步步展開的呢？

首先，文章開門見山，一語點明中心觀點。“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儉”為了“養德”，而正如《大學》中所言“欲修其身，先正其心”，養德自然要正心，所以養德的目的也是為了修身。因此，這一句話的核心就是“修身”，這也是全文的核心論點。接下來，作者又對這一論點進行了闡發。他以“明志”“緻遠”來具體诠釋“修身”的含義，也就是說修身必須要明确志向并達到遠大的目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裡的“明志”“緻遠”可以說是對曾子這段話的概述，換言之，作者也是把儒家的傳統道德追求作為“君子之行”的最根本内涵。

為何隻有“淡泊”才能“明志”呢？因為唯有内心恬淡，才能摒棄一切雜念，從而明确自己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什麼。《大學》中說：“身（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簡言之，就是當你被内心的情感所左右時，是無法做到不偏不倚，執守正道，更不能明确自己追求的目标了？同樣，“甯靜”就是摒棄雜念和幹擾，專一于目标之上。而《大學》中言“故好而知惡，惡而知其美者，鮮矣”，人往往被自身的好惡所左右，因而才會黨同伐異，隻顧眼前利益，失去長遠打算。唯有約束自我，以客觀公平的态度來面對他人，才能真正“緻遠”。而“儉”本身，也有“儉約”之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将此字釋為“儉，約也。約者、纏束也”。從儉本身來說，是不敢過于放縱奢侈，但亦可引申為約束自己。正如《大學》中所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約束自我，摒棄雜念，原本就是相通的。“甯靜”所指的是一種心态，與“儉”相應，又與“淡泊”相通，其目的還是為了“修身”。

接下來，下面的三句話恰好形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正面闡述修身的途徑離不開學習以及學習的重要意義及方向。第二層，從反面闡述了不學習的危害。第三層則呼應開頭，從反面描寫不能修身者的悲慘處境。

其中，前兩個層次正反論證，其核心在于“學”。因為學是修身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作者才會反複強調“才需學也，非學無以廣才”。學習的核心同樣是“靜”，不過這裡的“靜”與上文有所區别，這裡的“靜”是指學習的方法。就是沉下心來，反複專研文本的精神。鄭燮在《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中所說的“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就是對這一方法的具體論述。但他同樣指出如果不能靜下心來探究，那就會“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最終一事無成。而這種狀态，就是作者在反面論證中所說的“險躁”的體現。而作者在給其兄長的家書中稱自己的兒子諸葛瞻“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說明他早已發現了自己的兒子有些早慧，因而顯出輕薄浮躁的特點。因此才會如此反複強調，希望他有所警戒。可惜諸葛亮去世太早，諸葛瞻沒能實踐父親的教誨。在危急關頭，缺乏軍事經驗的他沒有采納部下據險力守的主張，而在平原與敵軍決戰。最終父子陣亡，蜀漢也随之而終。雖然是為國捐軀，但依然令人歎息。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少年就以神童聞名，後吳主孫權臨終委以托孤重任。但他剛愎自用，不聽人言，不顧國力冒險北伐，遭遇失敗後又委過于人，最終也是身死族滅。當年他的父親見他聰明皆露于外，就悲傷地感到“此子必赤吾族”，可見險躁之害。

作者接着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意義，所謂“非學無以廣才”。才華再高，離開了學習，可能反面會導緻反面的結果。孔子曰：“好知（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蕩，朱熹釋為“窮高極廣而無所止”，正是不知所止，不能約束自我。而“淫慢”本身，就有恃才傲物，放縱自身的含義。西漢名臣霍光，執政數十年，政績顯赫，但去世後其家族卻被全部誅滅，結局可謂悲慘。《漢書》中評價他“不學亡（無）術，暗于大理”，正因為不學習不能明辨是非，一味掩飾家人的過錯，放縱家人的行為，最終使其家人在他死後竟然妄圖篡奪皇位，因而才會遭遇這樣的禍患。隋炀帝、金海陵王（廢帝）都是才兼文武，有着雄圖偉略的君王，在他們的治下國家也曾有過輝煌的曆史。但他們放縱自身，不聽下屬之言，更不願受任何約束，最終肆意妄為，結果都慘死在了政變之中，留下千古惡名。《金史·海陵紀》中這樣的一段記載：“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飾非……卒（最終）之戾氣（殘忍的心态）感召，身由惡終”，可謂是對這類“淫慢”之人最好的總結。

作者同樣強調了學習要有方向，所謂“非志無以成學”。學習當有志向，明确學習的方向，否則就會走向其反面。司馬光曾說，自己甯用無才無德的人，也不用有才無德的人，就是因為失去了志向，才德越高，禍害越大。如何明志？當然需要淡泊甯靜，若不能，隻會一味淫慢險躁，隻會對自己極度自信，從而迷失自我，最終走向毀滅。上文所闡述的種種悲劇，正說明了這一點。

最後一層，其實所強調的是“志”。“年與時馳”強調的是時間的流逝，而“意與日去”強調的是意志的喪失。此處的“窮廬”，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陋室”，亦可以理解為志向消沉，無所作為的窘境。失去志向者，或終身一事無成，也可能陷入絕境，但還是會對自己曾經的作為感到追悔莫及。唯有明确正确的志向，也才能達到自己渴望的遠大目标。由此可見，作者在開頭提出的明志緻遠，對于一個人來說是何等的重要。早有曆史學家指出，隋炀帝、海陵王，他們要消除官僚地域差異，完成國家統一，是符合曆史潮流的。但為什麼他們會走向曆史的反面，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執行力出現了偏差，也就是他們沒有做到“靜”，自然不能“定”，最終也就一無所得。在這裡，作者的寥寥數語是有着深刻警示作用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這篇《誡子書》開頭明确了全文的論點——君子作為的核心在于修身，而修身需要明志緻遠。接下來，作者從正反兩方面闡釋了如何修身，需要做到什麼，需要防止什麼。而這兩方面的内容是相互呼應，互為表面的。最後，作者強調不能修身的最終遭遇，是要讓一生的志向付諸東流，發人深省，也呼應了開頭。靜作為修身的重要手段，在文中反複提及，但開頭作為總領提出，後面一強調自身修養，一提出學習方法，含義還是有所區别的，但其做法卻是相通的，因此也形成了一個互相呼應的整體。并且，文中還反複強調了“志”的重要性，同樣也是貫徹了不同層次，成為了修身的一個關鍵内容。可見，全文的結構嚴謹，并且環環相扣，互相呼應，也唯有理解了其結構，才能真正了解本文。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