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大名垂宇宙”,對于諸葛丞相,千古以來倍受贊譽。他的《誡子書》篇幅雖短,但其中的名句“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也可謂脍炙人口。但令人歎息的是,恐怕連收信人——其子諸葛瞻都未能明白其良苦用心,而時至今日更是被人誤解多多。例如這篇文章收教材後,常常聽見有老師抱怨:《誡子書》似乎就是一串格言的彙編,無邏輯可言,如何向學生講清呢?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将複何及!”——諸葛亮《誡子書》
其實,從議論文的角度來看,本文結構嚴謹,内容環環相扣,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疑惑,關鍵在于對于論點把握的偏差。議論文的核心是論點,文章是圍繞論點,一步步展開論證的。如果弄錯了論點,自然會覺得結構混亂。本文的論點是什麼?許多參考材料都解讀為“靜”。粗略一看,似乎有些道理,因為這樣一篇八十餘字的短文,“靜”字出現了三次,不可謂不重要。但實際上,如果我們細讀全文會發現,靜隻是手段,作者是告誡子弟要通過“靜”這一途徑達到“修身”的目的。而圍繞“修身”,其實除了“靜”這一手段,還有不少内容相互呼應。
那麼文章是如何圍繞“修身”一步步展開的呢?
首先,文章開門見山,一語點明中心觀點。“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儉”為了“養德”,而正如《大學》中所言“欲修其身,先正其心”,養德自然要正心,所以養德的目的也是為了修身。因此,這一句話的核心就是“修身”,這也是全文的核心論點。接下來,作者又對這一論點進行了闡發。他以“明志”“緻遠”來具體诠釋“修身”的含義,也就是說修身必須要明确志向并達到遠大的目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裡的“明志”“緻遠”可以說是對曾子這段話的概述,換言之,作者也是把儒家的傳統道德追求作為“君子之行”的最根本内涵。
為何隻有“淡泊”才能“明志”呢?因為唯有内心恬淡,才能摒棄一切雜念,從而明确自己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什麼。《大學》中說:“身(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簡言之,就是當你被内心的情感所左右時,是無法做到不偏不倚,執守正道,更不能明确自己追求的目标了?同樣,“甯靜”就是摒棄雜念和幹擾,專一于目标之上。而《大學》中言“故好而知惡,惡而知其美者,鮮矣”,人往往被自身的好惡所左右,因而才會黨同伐異,隻顧眼前利益,失去長遠打算。唯有約束自我,以客觀公平的态度來面對他人,才能真正“緻遠”。而“儉”本身,也有“儉約”之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将此字釋為“儉,約也。約者、纏束也”。從儉本身來說,是不敢過于放縱奢侈,但亦可引申為約束自己。正如《大學》中所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約束自我,摒棄雜念,原本就是相通的。“甯靜”所指的是一種心态,與“儉”相應,又與“淡泊”相通,其目的還是為了“修身”。
接下來,下面的三句話恰好形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正面闡述修身的途徑離不開學習以及學習的重要意義及方向。第二層,從反面闡述了不學習的危害。第三層則呼應開頭,從反面描寫不能修身者的悲慘處境。
其中,前兩個層次正反論證,其核心在于“學”。因為學是修身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作者才會反複強調“才需學也,非學無以廣才”。學習的核心同樣是“靜”,不過這裡的“靜”與上文有所區别,這裡的“靜”是指學習的方法。就是沉下心來,反複專研文本的精神。鄭燮在《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中所說的“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就是對這一方法的具體論述。但他同樣指出如果不能靜下心來探究,那就會“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最終一事無成。而這種狀态,就是作者在反面論證中所說的“險躁”的體現。而作者在給其兄長的家書中稱自己的兒子諸葛瞻“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說明他早已發現了自己的兒子有些早慧,因而顯出輕薄浮躁的特點。因此才會如此反複強調,希望他有所警戒。可惜諸葛亮去世太早,諸葛瞻沒能實踐父親的教誨。在危急關頭,缺乏軍事經驗的他沒有采納部下據險力守的主張,而在平原與敵軍決戰。最終父子陣亡,蜀漢也随之而終。雖然是為國捐軀,但依然令人歎息。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少年就以神童聞名,後吳主孫權臨終委以托孤重任。但他剛愎自用,不聽人言,不顧國力冒險北伐,遭遇失敗後又委過于人,最終也是身死族滅。當年他的父親見他聰明皆露于外,就悲傷地感到“此子必赤吾族”,可見險躁之害。
作者接着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意義,所謂“非學無以廣才”。才華再高,離開了學習,可能反面會導緻反面的結果。孔子曰:“好知(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蕩,朱熹釋為“窮高極廣而無所止”,正是不知所止,不能約束自我。而“淫慢”本身,就有恃才傲物,放縱自身的含義。西漢名臣霍光,執政數十年,政績顯赫,但去世後其家族卻被全部誅滅,結局可謂悲慘。《漢書》中評價他“不學亡(無)術,暗于大理”,正因為不學習不能明辨是非,一味掩飾家人的過錯,放縱家人的行為,最終使其家人在他死後竟然妄圖篡奪皇位,因而才會遭遇這樣的禍患。隋炀帝、金海陵王(廢帝)都是才兼文武,有着雄圖偉略的君王,在他們的治下國家也曾有過輝煌的曆史。但他們放縱自身,不聽下屬之言,更不願受任何約束,最終肆意妄為,結果都慘死在了政變之中,留下千古惡名。《金史·海陵紀》中這樣的一段記載:“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飾非……卒(最終)之戾氣(殘忍的心态)感召,身由惡終”,可謂是對這類“淫慢”之人最好的總結。
作者同樣強調了學習要有方向,所謂“非志無以成學”。學習當有志向,明确學習的方向,否則就會走向其反面。司馬光曾說,自己甯用無才無德的人,也不用有才無德的人,就是因為失去了志向,才德越高,禍害越大。如何明志?當然需要淡泊甯靜,若不能,隻會一味淫慢險躁,隻會對自己極度自信,從而迷失自我,最終走向毀滅。上文所闡述的種種悲劇,正說明了這一點。
最後一層,其實所強調的是“志”。“年與時馳”強調的是時間的流逝,而“意與日去”強調的是意志的喪失。此處的“窮廬”,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陋室”,亦可以理解為志向消沉,無所作為的窘境。失去志向者,或終身一事無成,也可能陷入絕境,但還是會對自己曾經的作為感到追悔莫及。唯有明确正确的志向,也才能達到自己渴望的遠大目标。由此可見,作者在開頭提出的明志緻遠,對于一個人來說是何等的重要。早有曆史學家指出,隋炀帝、海陵王,他們要消除官僚地域差異,完成國家統一,是符合曆史潮流的。但為什麼他們會走向曆史的反面,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執行力出現了偏差,也就是他們沒有做到“靜”,自然不能“定”,最終也就一無所得。在這裡,作者的寥寥數語是有着深刻警示作用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這篇《誡子書》開頭明确了全文的論點——君子作為的核心在于修身,而修身需要明志緻遠。接下來,作者從正反兩方面闡釋了如何修身,需要做到什麼,需要防止什麼。而這兩方面的内容是相互呼應,互為表面的。最後,作者強調不能修身的最終遭遇,是要讓一生的志向付諸東流,發人深省,也呼應了開頭。靜作為修身的重要手段,在文中反複提及,但開頭作為總領提出,後面一強調自身修養,一提出學習方法,含義還是有所區别的,但其做法卻是相通的,因此也形成了一個互相呼應的整體。并且,文中還反複強調了“志”的重要性,同樣也是貫徹了不同層次,成為了修身的一個關鍵内容。可見,全文的結構嚴謹,并且環環相扣,互相呼應,也唯有理解了其結構,才能真正了解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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