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小河

“你知道嗎？當時在武漢這樣一個被封閉的城市，被封閉的小區裡邊，我們不止一次遇見了莫名其妙朝我們發火的人。可能因為我們手上拿着攝影機，他們有很多的負面的猜想，認為你們在制造假新聞，在擺拍，看見我們就來氣，莫名其妙地沖着你不爽……”範儉導演帶着苦笑的口吻對記者說。

這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在大的突發公衆事件面前，個體可以不假思索作出無意識的慣性判斷，甚至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審判”一個群體。由此造成的傷害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隻清楚在下一次發生前，我們仍找不到方法避免和阻止。

由澎湃新聞出品、範儉執導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是今年出爐的衆多關于新冠的紀錄片之一， 65分鐘的片長，主要講述了武漢丹水池社區三組家庭的故事。武漢丹水池社區三千多戶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也是武漢确診病例數最多的社區之一。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海報

《被遺忘的春天》的過人之處是，沒有急吼吼地找尋焦點人物，比如抗疫醫生、一線警察、危重病患、熱血志願者等等，而是一上來就鋪上了虛焦人物。

“我不想拍醫院，我就是想拍社區。”範儉認為，隔離的社區，到處蔓延着某種恐慌和可怕的消息，這種社群關系一定是有特點的關系。範儉曾經數次奔赴汶川，《活着》的鏡頭記載過那些撕裂的情感，所以這一次，“我沒有去拍特别傷痛的一些故事和人物，我想去拍離最大的傷痛保持一點距離的那樣一些場景和人物。”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劇照

老潘是小區物業的電工，确診新冠輕症後一直在醫院治療，妻子蔡大姐和女兒環環未被感染。可是“新冠患者家屬”這個标簽就像是明晃晃貼在額頭上一樣。大家像躲瘟神一樣躲着蔡大姐，從前彼此攀談熱絡聊天的鄰裡街坊，瞬間變了臉，蔡大姐說，“隻有一個神經病不怕我，他不知道。”

蔡大姐去找志願者買牛奶，在小區長廊，另一位業主站在離她兩三米遠的地方，像機關槍一樣對蔡大姐說，“你難道不曉得我們小區感染的是什麼人群？”“物業的、唱歌跳舞的、出去吃年飯的，都脫不了幹系。”“其實你和老潘都不屬于讨厭的人，但你家老潘在那個圈子裡。唱歌跳舞物業業委會的圈子是我們小區不喜歡的。”“按道理來說你們也是受害者，但是因為那個圈子裡的人都這樣，小區裡的人對他們有想法。所以你又得這個病，别人肯定會有議論。”

蔡大姐看着對方，發出了幾乎聽不見的自辯，“我們沒跳舞……”

黃沖家庭裡沒有新冠病人。黃沖才42歲，已經患癌三年，癌症的折磨讓他看上去像是五十多歲。妻子杜進比他大兩歲，因為尿毒症每隔兩天必須去醫院做透析。黃沖因為疫情無法住院，癌細胞的擴散令他痛不欲生，這對陷入困境的夫妻并沒有放棄彼此，那種向内自我的互助，夫妻之間的情深比向外的“救救我們”更有感染力。

幫黃沖協調入院的是社區副書記陳琦。前陣子，老書記因為超負荷工作而病倒，陳琦接過了擔子。在這個有三千多戶居民的社區中，社區工作人員僅僅十三人。她每日都在接受諸如此類的質問——“為什麼給别人發包菜，給我發土豆？”“為什麼人家有魚，我隻有包菜？” 但事實是，物資有限，而居民太多了。每日隻有兩百份魚供應，隻能先照顧困難家庭；有憤怒的居民把一整包菜全丢到門外，他們以為遭到了糊弄和不公。而信息不對等，她無法一一解釋。

從拍汶川地震幸存者到拍公衆人物餘秀華，範儉對于人物紀錄片的掌控早已熟能生巧。他知道該怎麼尋找與他磁力相吸的人物，那些人物關系中什麼才是值得被記錄。大災難面前，往往立于電影感官之上而不是新聞報道之上的敏感觸覺，才讓成片有了藝術感，而不是單純沖動的紀錄。

範儉，圖片來自 範儉 微博

範儉和武漢也有莫名其妙的緣分，高三時身處西北腹地的他笃定了心思要報考武漢大學，完全不聽父親和其他人的建議。其實那時他既不了解武漢，也不了解武大。18歲坐火車過武漢長江大橋時，心潮澎湃，不知未來人生如何展開。武漢大學待了四年，第一份工作電台DJ也是在武漢……

範儉說，之後的若幹年裡，做夢時會有一種典型夢境，就是回到武大，桂園，梅園，珞珈山，街道口這幾個地名總在夢裡出現。還有瘋狂的519路汽車，及濃郁的臭幹子和蝦球，都在夢裡出現……

【對話】

“我想拍得特别本土市民的感覺”

澎湃新聞：拍《被遺忘的春天》前并沒有時間調研，社區是如何确定的？

範儉：中國社區是典型的一種基層的管理，在中國很容易做到一個社區的封閉，像美國的社區幾乎不能做到這一點。的确沒有時間做調研，找到我都3月上旬，比較晚了，還好澎湃文字記者在前期做了很多的文字報道，做得比較細，尤其是我片子裡的這個社區，我可以從文字資料先摸了一下那兒的一些人物。

開始備選了三個社區，幾個社區除了地域上有些略微差别，差别也不大，備選的第三個社區是一個完全自治的小區，沒有社區幹部居委會介入，幾個居民組成了一個自治委員會，有一個帶頭大哥，他來決定大家在這個期間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也挺有趣，但帶頭大哥他不允許我進入他們任何一個家庭裡面，所以就放棄了。丹水池社區有它的典型性，中等偏下收入的比較多，社區裡還有一個小區塊是那種偏城鄉結合部的感覺，我覺得從空間到人群，就是我想拍得特别本土市民的感覺。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選擇這三組人物的？

範儉：我必須要拍到幾種類型，第一種家裡有新冠患者的，其次就是與新冠無關但是也有困境的家庭，困境可能是來自于疾病，或者别的什麼東西，因為疫情使他們的困境更嚴重；最後是跟任何疾病都沒有關系的，生活就是柴米油鹽，基本上也是照這個方向在選了。此外，基于人物關系，在剪輯的時候要構建要搭建一些人物關系。

什麼人能成為我的主人公？首先我喜歡他們，特别願意跟他們在一起，氣場才會相互影響，他們也會感受到我的喜歡，這樣大家都會有一個更長時間的信任關系的建立。我最後選的主人公，蔡大姐一家、黃沖一家，就是跟着社區女書記，要麼走訪，要麼打電話，這樣的途徑找到了他們。跟着書記走訪了20多個（家庭），但是有一半是不允許拍攝的。

蔡大姐第一次出現在書記面前就是有點焦慮，我就感覺她想傾訴，我後來專門去找她，去盯她到底遭遇了什麼樣的一種困境？因為小區裡的街坊鄰裡大部分都會設防她，我們沒有設防，這一點很重要。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劇照

社區女書記是有意為之，我很想拍一個女性社區工作者，因為男性已經出現在很多的文字的報道裡，男性社區工作者一心為工作，女性工作者會更豐富，她不隻有工作的層面，還有家庭層面。所以你會在片中看到她回到家輔導孩子功課的那一幕，其實她需要承擔得更多。

澎湃新聞：我認為全片最耐人尋味的一個鏡頭，是你跟着陳書記走夜路回家路上，突然一個聲音闖入“擺拍！”，然後你接着的追問和陳書記的無奈解釋。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截圖

範儉：你知道嗎？當時在武漢這樣一個被封閉的城市、被封閉的小區裡邊，我們不止一次遇見了莫名其妙朝我們發火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們手上拿着攝影機，他們有很多的負面的猜想，認為你們在制造假新聞。所以看見我們就來氣，莫名其妙不爽！比方說拍一個買菜的空鏡或者一個場面，有的人很氣憤說不要拍，基于這樣的一個群體性的心理，晚上遇到一個人，擦肩而過，忽然丢下一句話，他其實不用獨立的思考，已經被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判斷取代了，覺得你們說的都是假的。無論是誰，拿着攝影機的人就是記者，不理解你還可以是别的人，其次他家裡缺東少西，她不用做太多的個體化的思考，就覺得你們送食品到家裡都是擺拍。就是這麼很有趣的、在那個期間的一種社會心理。陳書記還好，她不會受太多影響。她的事情太多了，也來不及理會，那天我是跟着她一直拍到晚上9點多。

“他們有很多的困境，需要讓外界知道”

澎湃新聞：黃沖杜進這對夫妻特别吸引你的點在哪裡？

範儉：這個小區裡面有大概四五個要搞透析的家庭，透析這個東西是不能停的，停了就要死的。這對夫妻我是聽陳書記打電話了解到的，我想這家人真是挺困難，後來我找到杜進跟她聊了一兩個小時，就觀察她和她丈夫的關系，發現最值得拍攝的就是他們之間的情感關系，這部分其實是最打動我的。

還有一個很私人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年齡跟我差不多，杜進是76年，黃沖是78年，我是77年，跟我是同齡人，他們身體的這種困境跟我很近。他倆那種緊密程度太難得了，如果沒有這種感情的粘合度，黃沖根本堅持不到現在。兩個月裡，他的癌細胞蔓延得很快，丈夫就特别的依賴老婆，哪怕是去廚房了，他會說你在哪兒你能不能趕緊回來，然後杜進就會非常在意地又跑回來。我一直很在乎這種情感，就堅定了選擇這個家庭。當然他們也很願意被拍攝，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困境，需要讓外界知道。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劇照

澎湃新聞：他們現在怎麼樣了？

範儉：黃沖的病情确實有暫時的遏制，但是又有新的轉移。我昨天還聯系杜進，片子第一時間就發給她看了，看完她淚流滿面。她說當時沒有你們的話，黃沖現在可能看不到這個影片了。我也會轉一點點錢給她買那個藥，但我能做的也很有限，轉錢不是解決現實意義的困難，而是給她鼓勵，有很多人在鼓勵她，杜進那種堅持要留住丈夫生命的願望非常強烈，這個女人的韌性讓我特别的敬佩。她自己本來是要透析的，你知道嗎？在透析室那4個小時才是她真正能夠休息的時間，她說我在這兒可以安安心心地睡個覺，别的時間她都在照顧她老公。

杜進發在朋友圈裡的一段話

澎湃新聞：我喜歡這個片子的剪輯，基本上把沖突和煽情的部分都過濾掉了，留下的是那些生活平淡的瞬間，盡可能的用鏡頭語言來代替叙事。

範儉：是的！我的剪輯師臧妮她不喜歡采訪樣态的畫面，她喜歡寫意的畫面，剪輯的時候盡量不用語言傳達，她喜歡把一些細微的情感花精力去放大，她剪輯一天雖然常常剪不了幾個鏡頭，但感覺人很累，因為她花了一天時間去認真感受别人的生命，打開所有的感知力去感受那些情緒，再用一定時間思考，再形成剪輯。所以即便不在剪輯時，感官和思考都沒停歇，會很累。這是我們最大的不同，我很多時間是在思考而不是感知，她很多時間是在感知，所以我剪片會比較理性比較硬，她則柔軟、輕盈很多。我們這樣搭配很好，因為就會兼顧兩種性别視角，這很重要。

當然我拍的時候，這些年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細緻的觀察的一個方法，會把那些很細的東西，甚至有一點點女性視角的東西把它拍出來。

澎湃新聞：舉個例子？

範儉：原本杜進家窗簾其實拉得比較嚴，不太容易看到外面，我就把悄悄把窗簾稍微拉開了一點，我想讓窗外盛開的桃花出現在我們的畫面裡面，正好她自己就走到窗戶，背對着我們哭泣，我們就拍到了這樣的一個鏡頭，那個鏡頭還是很打動我的。窗外的桃花開得那麼的自由和爛漫，它不知道窗下的人經曆了什麼，人也沒有心境去欣賞春天裡的花。這兩種生命的對照确實很打動我，包括在醫院裡黃沖說“我不想死，我真的很想活着”。後面接的鏡頭也是醫院窗外盛開的花。

澎湃新聞：事實上我更喜歡蔡大姐這一家的鏡頭語言，比如母女吃飯打電話，包括父親回來了以後，母親讓他在外面消毒，女兒的那種變化，不是特别有故事性，細碎的情感互動，像是老台灣電影才能看得到的場景。

範儉：母女倆的關系确實很有趣，倆人的社交圈子完全不一樣。母親在社區裡有很多的社交，女兒跟社區的人幾乎就沒有社交。這女孩特别宅，她的社交圈子是在網絡上的，媽媽的那種焦慮，女兒覺得太奇怪了，認為媽媽搞這些負情緒負能量影響自己，所以蔡大姐老公沒有回來之前，她的焦慮是自我放大的。當然這種躲避和排斥是客觀存在的，但可以肯定絕對不是針對她一個人的。她也經常看小區的業主群，小區的業主群就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因為他老公是物業的維修工，所以大家都認識他，她經常會對号入座。

澎湃新聞：小區走廊裡那個片段其實蠻有諷刺感，三種對新冠病人不同的态度站在了一起。

範儉：我其實早知道那位大姐對蔡大姐這家是有意見的，大姐表達的也是她真實的感受。她認為你們得新冠的人是一個圈子的人，這個圈子也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有一個道德上的批判的一個圈子。這也是我在這個片子裡特别有意要去表達的：這種疾病本身被賦予了道德含義，所謂的一定的疾病的隐喻。著名學者蘇珊·桑塔格寫的《疾病的隐喻》裡也提到了，幾百年前的一些疾病就被賦予了奇奇怪怪的不屬于疾病本身的含義：比方說結核病被認為是作家詩人容易得的病，因為他們多愁善感，癌症被認為是來自于上帝對特定的人群的懲罰，艾滋病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被認為是道德敗壞的人得的病，疾病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一定被賦予了奇特的、不屬于它的含義，再比如說歐洲很長一段時期認為瘟疫都是來自于亞洲，他們會帶有一種自上而下的一個優越感來去評判。

不管是曆史宏觀，還是放到現實小區裡，都一樣，那位大姐說的意思就是跳舞的人才會得這個病，所以蔡大姐還非常訝異地說，“我們沒跳舞”。而那個送牛奶送菜的小區志願者，那個姑娘又代表了一類人，自然是理解和伸出援手的人。但我覺得任何一個狀态都可以理解，因為我知道災難之下，你會拍到很多人性的一種變化，一種閃現的跟以往不一樣的關系，它會淋漓盡緻地在一種非常态的狀态去呈現。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工作照，圖片來自 範儉 微博

一種溫暖的注視

澎湃新聞：你和武漢淵源頗深，你第一天下了火車肯定和别人的心境不一樣吧？

範儉：這個真很特别。我們去年才剛剛搞過一次20年同學聚會，好熱鬧好開心！在過往的若幹年裡，我每隔一兩年都會去一趟，再加上那年拍餘秀華，她也是常常去武漢參加活動，所以老去，我今天早上還寫了一段文字，經常會做夢回到武大，因為它是青春期成長的一個地方。所以這次拍攝到達武漢的時候，火車靠站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完全是一個黑黢黢的城市了，以前燈火通明現在沒什麼人氣，天翻地覆的差别。這個城市像是一個外太空的城市，對我而言它不是我熟悉的武漢，晚上也再沒有燒烤的味道……

澎湃新聞：影片結尾為什麼會有那樣一種體現？

範儉：最後的鏡頭就是在輕軌上的，不想做太多煽情。透過主人公的視線來看車廂裡的人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陽光的跳動，盡管他們還有很多的防護，會感覺到他們身上有光了，我們拍了好大一組那樣的鏡頭來呈現，其實這也是疏解我個人的情緒和經曆了這場疫情的當地人的一種情緒，需要借流動的光影來展現一種溫暖吧，對我而言是一種溫暖的注視。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心理會有一些轉變嗎，或者在拍片子上會有一些新的思考？

範儉：其實我的工作節奏并沒有因為疫情發生太大的變化，整個1月到2月，在家裡剪輯，2月的上旬開始，我就開始遠程的跟騰訊有一些合作，在武漢除了拍這個片子以外，還拍了一個很個人化的片子，現在還在做，那個短片跟我過往的很多片子都不一樣，也是在一個特殊的空間裡才會産生一些創作上的想法，是偏實驗一點非叙事的短片。

我覺得拍片拍了這麼多年最大的一個收獲，也是最大的一個束縛，就是叙事，你知道嗎？我屬于講故事還是比較會講的，這些年跟人打交道，塑造人物，但我内心也知道，就可能會讓自己陷入一種操作的套路，時間久了都想去突破，當時的武漢，氣場很魔幻，所以給了我很多刺激，不依賴事實之後就變得特别自由，我們當時整整三十天每天都在拍，沒有休息，搞點小實驗。臧妮也很興奮，因為剪輯起來空間也很大，所以還是很感謝澎湃請我去了武漢，這一個月的經曆，拍出了兩個片子，還有一個能突破自我，這真是難能可貴的。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徐亦嘉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新聞報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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