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北京某醫院内一些拿不出學生證的試藥者央求醫院能給他們體檢表格,争取一次試藥的機會
這是一個像礦工一樣缺乏安全感的群體。
他們常年奔波于一些醫院的實驗室,為了數百元至上萬元的收入,口服、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藥物。
他們是職業試藥人。
據專業人士介紹,試藥人的安全系數是相當高的,進行臨床試驗的新藥均已完成了動物實驗、毒性實驗等環節,療效和安全性已達90%以上,因此,自願試藥者所承擔的最大風險是來自個體差異。
但在醫生和監管者看來,将試藥當成職業卻是不可取的,他們擔心各種藥物作用會累積,“到一定年限,容易爆發。”
對于職業試藥人而言,他們在為新藥研制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面臨着來自體内的恐懼。
在北京,有這樣一群人,為了數百元至上萬元的收入,他們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們原本并不需要的藥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測試。他們是職業試藥人。
北京有幾十家醫院經常試藥,而職業試藥者的數量,有人說有數千,有人說上萬。其中,在校大學生是試藥的主力軍。目前,法律對該群體的保障相對較弱。
張可掀起衣袖,肘彎處密密麻麻的都是針眼。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吸毒。其實,他隻是一個職業試藥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陽光下,張可在輕輕地發抖。“身體檢查不出問題,就是虛。”
張可今年19歲,職業試藥已有一年半。
據統計,中國每年有800多種新藥上市。這些藥在小白鼠身上進行毒性試驗後,下一步便要在張可這樣的健康受試者身上試驗其安全性。之後,才在病人身上試驗療效。行内人稱,職業試藥者至少有數千人。
張可自嘲道,他也是一隻“小白鼠”。他之所以願意做,是因為每試一次藥,都有數百直至上萬元的酬勞可以拿。這是他的惟一收入來源。
假學生參加試藥
試藥時張可不但隐瞞自己嗜好煙酒,他的學生證也是花了200元托人辦的,使用假證試藥在業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時,海澱區花園北路某醫院門診部2樓的走廊裡,張可笑着對同伴說,“今天要試的藥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聽到張可的話,扭過頭,“你還真别說,我最近發現自己真有點不中,老婆很生氣。”任欣是河南人,30來歲,自幼習武,兩年前和妻子來北京做試藥人。
過了8點,醫生開始為入選應征者體檢。院方隻想要大學生,任欣面相較老,又拿不出學生證當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醫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書》。獲得體檢資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書》上簽名。
試藥者必須簽署《知情通知書》,其出自《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該規範自2003年開始實施,目的就是保護試藥者的知情權,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責任。
但張可卻并不認為這份《知情通知書》有什麼作用,每次幾乎都不看,他說,“想做試藥的人很多,你不做,馬上有人頂。”
北京有幾十家醫院經常試藥,而職業試藥者有人說有數千人,也有人說有上萬人。
“你抽煙嗎?”醫生問張可。
“不吸。”張可不自覺地握緊雙手,他的右手手指發黃。
“喝酒嗎?”
“不喝,一點都不喝……”
事實上,張可好煙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網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網,通常他會喝上兩瓶啤酒,再蒙頭大睡。
“你們不要隐瞞,要對自己負責。”醫生邊說話,邊在張可體檢表上各項生活習慣後畫着對勾。
事實上,張可不但隐瞞了自己嗜好煙酒,他那張紫紅色封皮的學生證,也是花了200元托人辦的,因為在校大學生容易獲得試藥機會。用假身份證、假學生證參加試藥,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壓後,張可去做心電圖。等了十來分鐘,快輪到他時,一個男醫生扶着一個20歲模樣的男孩走了進來。
“借光,借光,這人情況比較緊急。”醫生向大家頻頻點頭示意。
“他也是試藥的,抗抑郁症的,現在身體反應太激烈了,需要觀察。”醫生說。
等待做心電圖的試藥者都看着這男孩,說不出話。
“帶頭大哥”控制北京試藥信息?
據說,北京試藥業是由五六個大中介掌握試藥信息,他們收取醫院的報酬,同時試藥者也要交付一定費用給他們。
張可原本是來北京創業的,卻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成為一名職業試藥者。
兩年前,張可從高一退學,帶了一萬多元,離開浙江桐廬來到北京,和一些同齡人籌辦快遞公司。不到半個月,公司關張。迷惘中,張可迷上了網吧。期間,一名網友介紹他走上了試藥路。
自從認識文飛後,張可才知道,試藥業原來是由不同等級的中介組成的一個網狀形态。
文飛是一名中介。他打個電話,就能喊來十幾個試藥者。畢業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學的他做試藥中介已近兩年。他自稱自己隻能算中介鍊中的低端。
文飛說,在他上面還有“帶頭大哥”,也就是試藥業的大中介。這些“帶頭大哥”在多家醫院拿下試藥代理權後,向文飛這樣的小弟,發布試藥信息,再由文飛等小中介負責找人。
文飛和其他試藥者一緻透露,北京試藥行業是由五六個這樣的“帶頭大哥”組織而成。經常接近這些“帶頭大哥”的文飛說,“一般的三甲醫院,沒有10萬元以上的活動費用,是不行的。”
“醫院一般不許大中介向下線索要中介費。”文飛說,因為醫院會給大中介報酬,每找來一試藥者,“帶頭大哥”可獲得數十元。
而事實上,除了醫院支付的報酬,“帶頭大哥”還會向文飛這類的小中介收錢。文飛在向試藥者提供信息後,一般收取試藥報酬20%的費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給“帶頭大哥”。
“但我自己試藥就可以不用支付給任何報酬了。”文飛一邊做着中介,一邊自己也進行試藥。
張可是文飛下面的小弟。張可試藥久了,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剛入門的同行介紹信息,并抽取20%的報酬。于是,試藥鍊的環節就這樣一節節地形成了。
但北京醫院方面否認試藥信息是通過中介發布。
9月12日,記者根據張可提供的信息,來到位于北京市海澱區花園北路的某醫院,以試藥人的身份,參加了一次體檢。
在體檢之前,張可低聲告訴記者,醫院會詢問是否經中介介紹而來,“你就說,是同學在附近學醫,對你透露的。否則就會失去試藥機會。”
當記者向該醫院一位試藥現場負責人詢問此事時,他說,該試驗室拒絕中介發布試藥信息,但對于試藥信息如何披露,這位負責人不做說明。
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醫院都将信息委托給了大中介。像協和醫院的試藥招人,便是由醫院工作人員直接與每個試藥人聯系,杜絕了中介賴以斂财的可能。
文飛說,但這樣的醫院,目前少之又少。
試藥業的灰色江湖
在體檢情況差不多的情況下,“帶頭大哥”可以代醫院決定試藥者人選,出現試藥糾紛時他們還會用武力擺平。
文飛的“帶頭大哥”姓張,掌握着北京多家醫院的試藥信息。
對于這些“帶頭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記者接觸到的試藥者都這樣描述:在體檢情況差不多的情況下,他們可以代醫院決定試藥者人選。
“如果沒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試藥信息,體檢通過了,大多時候還是進不去。”試藥者顧某說。
在這些“帶頭大哥”之間有着不成文的協定,一家醫院通常由一名“帶頭大哥”負責。而文飛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線“大哥”的利益時,可以為其他“大哥”找人試藥。
去年冬天,文飛因經驗不足而踩了界。他找到兩人去試藥。但他們告知已答應去另一個“大哥”負責的醫院進行試藥。文飛便承諾少收他們的回扣,将兩人留下。
沒過幾天,文飛接到恐吓電話。并在之後的一個黃昏,一群男青年于路邊攔下文飛,對他拳打腳踢。當文飛抄起一塊磚頭後,對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場沖突更在行内引起軒然大波。8月,海澱區某知名大學醫學部附屬的實驗室内,幾名試藥者發現自己交了20%的中介費,而其他人隻交10%,就找介紹自己的試藥者去理論。
發生争執後,試藥者毆打了中介。被毆的中介又聯系“帶頭大哥”,報複了那幾個試藥者。此後這樣的報複性毆鬥又各輪番進行了一次。
那天,在實驗室裡共發生了四次毆鬥。試藥者們有的被打傷,有的被打跑。結果,醫院隻好停止試藥工作,并與之前合作的“帶頭大哥”解除了合作關系。
這家醫院試藥機會很多,文飛說,他的“大哥”張某就想和這家醫院有業務聯系,但生怕和退出的那位大哥起沖突,所以一直沒有進展。
“這些藥裡有我的貢獻”
凡是心腦血管和癌症類的藥物,副作用最大,酬勞也最高,有時可拿到1萬多元報酬,最便宜的則隻有300元。
自己究竟試了多少次藥,張可也不記得了。試藥的副作用,在他的回憶中,就是頭暈和惡心。張可說,“頭就像大了一圈,想東西想不起來,想問題越想越亂。”
“還有就是惡心,”張可說,醫院配的專用餐吃下去,就像一隻貓在胃裡,又像一塊石頭一樣窩在裡面不消化。
在北京市各大醫院進行臨床試驗的新藥,都必須通過藥監部門的藥檢,其療效和安全性都超過了80%。但試藥畢竟是個危險的行當。張可常常夢見在慘白的病房中接受搶救,驚醒後,是一陣接一陣的心悸。
今年年初,張可試了一種胃藥。當時,一個病房的人服藥後都上吐下洩,胃部劇痛和痙攣,他們在床上縮成一團。
“醫生說這個很正常,為了拿到試驗數據,我們還得繼續服藥,吃飯。不能退出,退出的話,醫院想給你多少錢給你多少,太不劃算。”
入行比張可早的文飛經曆了更恐怖的試藥體驗。前幾個月,他在海澱區某醫院試驗一種降血壓藥。當針劑打入體内後,11個健康受試者的低壓很快降到50左右,4個馬上被擡去搶救,剩下的留待觀察。
行内都知道,凡是心腦血管和癌症類的藥物,副作用最大,酬勞也最高。有時候,住院試藥半個月,就可以拿到1萬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針,十分種内看一下皮膚的反應,給你300元。
有的“大活兒”錢再多,張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歲,還沒結婚,我要為以後考慮。”
文飛也有自己的原則,每次試藥時,他都會認真看知情書,隻要副作用傷害大腦和性功能的,他堅決不做。
今年三四月份,文飛有個試藥機會:利用微創技術,将一塊芯片放入胃部檢測數據,一個星期給一萬多元。“我馬上就說不幹,我身體是父母給的,不能這樣折騰。”
試藥久了,文飛對如何了解藥的毒性大小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設計一套公式來計算毒性指數,“用酬勞除以天數,得出的數字越大,風險也越大。”
從張可試藥之後,他每次去藥店都會有種奇異的感覺。“我看到一個櫃台的藥,就會想這些藥要多少人試,眼前會出現密密麻麻的人,一間又一間的病房。這些藥裡也有我做出的貢獻。”
“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按照規定,每次試藥需間隔三個月,而職業試藥人至少一個月試一次,出于自卑,他們也不會在業内交上朋友。
做了中介之後,文飛發現,在校大學生成為目前試藥的主力軍。文飛多次在試藥過程中遇到在校生,他們有的為了補貼生活,有的為了掙錢給自己充電,甚至有的僅僅為給女朋友買部最新款的手機。“他們多是因為貧窮。”
安徽省藥監部門一位官員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中國,參與I期試藥的人群目前主要有三類,一是學生人群,二是醫護人員,三是無業者。其中,大學生群體是最理想的優質試藥人,身體情況、文化素養等各方面條件都是最佳,做藥物試驗時會首先考慮從這部分人群中選擇志願者。
在一次試藥體檢現場,記者看到數名30多歲模樣的男子,冒充學生前來試藥。他們手裡拿着20多歲的身份證和學生證。在被院方識破淘汰後,一位男子告訴記者,他來自河北張家口的農村,是借來的證件,試藥為了掙錢回家蓋房子。
按照有關規定,在三個月内參加過試藥的人,不能再參加下一次試藥。但對于職業試藥人來說,這樣的頻率遠遠不能滿足生活之需。他們至少一個月試一次藥。
有時候,醫生會告訴大家,職業試藥不是個好事兒。“試藥對肝腎功能影響最大,各種藥物作用是會累積的,到一定年限,就會爆發。”
文飛試藥的頻率屬于中等,一年試十次左右,再做個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萬元的收入。但他是個“月光族”,經常邊數着僅存的零錢,邊打聽新的試藥信息。
在這行,文飛說,他也不會再交什麼朋友。“沒有一個同學知道我在幹這行。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讓任何知道我真實姓名和家鄉的人,知道我在做這個。”
亟待健全試藥法規
來自職能部門的監管,在法律專家看來仍存在空白。目前的“規範”不具強制作用。
“自從現代醫學在西方誕生後,試藥就一直沒有停止。”龔擁軍,南京建康律師事務所律師,曾因代理江蘇省首起人體試藥案,之後常在醫療和藥監領域辦案。
上世紀80年代,龔擁軍還在醫學院校讀書的時候,就做為健康受試者,參加過試藥。“我們學醫的,都把這樣的機會當做為科學獻身,從來沒有人想過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藥的上市,試藥人不像先前那樣容易尋找,于是在上世紀90年代,出現了大量職業試藥人。
龔擁軍和北京律師協會醫療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陳志華都表示,中國需要更詳細健全的法律條文來保護試藥者的自身權益,以及對該行業的監管。
來自職能部門的監管,在法律專家看來仍存在空白。目前,國内規範試藥行為的隻有一部《藥物臨床實驗質量管理規範》。“該規範并不具備強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過程中,隻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龔擁軍說。
而在西方,對試藥人的保護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國為例,新藥平均研發費用為9億美元,其中人體實驗環節就占了40%。而且,醫藥公司必須簽訂保險合同,不但要為受試者試藥期間的不測投保,日後産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險範圍内。
龔擁軍說,“因為,國外醫藥公司在中國試藥,其數據有時候在其本國國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國更需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
對于法律空白,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司一負責人表示,按照現行法律法規,藥監部門隻能核定醫療機構是否有試藥資格,并對試藥項目進行批準和備案,“對試藥過程的監管,應該由衛生部門負責。”
“反對把試藥當職業”
龔擁軍認為,“試藥并不可怕,但以試藥為職業,就是在拿生命開玩笑。”
龔擁軍認為,職業試藥人跟以前的“職業賣血人”很類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換今天的錢,“我反對把試藥當職業”。
陳志華和龔擁軍都認為,政府應該從第三方介入,來保護臨床試藥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試者,為了賺錢,面對醫院更為弱勢。“國家不能坐視一群年輕人以試藥為生。”
但醫學的發展,又離不開健康人體的試藥。龔擁軍認為,遵循醫學常識的“試藥并不可怕”,但“以試藥為職業,就在拿生命開玩笑。”
龔擁軍建議,有關部門可以通過建立試藥人數據庫,嚴格身份核查等手段,杜絕職業試藥人這個灰色的群體。
目前,試藥人張可住在通州梨園地鐵站附近的一間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覺得自己沒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氣一個月賺不到一千,還不及試次藥賺得多。”
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試藥酬勞,在跨出醫院大門後一頭栽倒,可能就沒人管了。每天夜裡睡覺,他會想是否還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于是,在不上網的日子,他會換上球鞋,走上地面,在人行道上跑步鍛煉,“運動能安慰一下自己”。
(文中試藥者姓名皆為化名)
-名詞 解釋試藥
每一種新藥在批準生産、推向市場使用之前,都必須要經過動物試驗、人體試驗。人體試驗一般要經過Ⅰ、Ⅱ、Ⅲ、Ⅳ期。Ⅰ期試驗在健康人群中間進行,其他三期則在病人中間進行。
職業試藥人就出現在Ⅰ期人體試驗中。
據專業人士講,能夠進行臨床試驗的新藥,均已完成了動物試驗、毒性試驗等臨床前的環節,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已證明了80%以上,因此試藥人的安全系數是相當高的,自願試藥者所承擔的最大風險是來自個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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