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農曆新年還有三天，《人物》又一次見到戴錦華。前一天，她剛從平遙影展回來。2022年下半年開始，她似乎着意把工作排得很滿。攝影園區樹木蕭瑟，她在風裡抽完了一支煙。

　　這幾年，戴錦華越來越多地承擔了公共領域言說者的角色，談論新技術革命，也談論年輕人被催婚的困窘，在B站，在豆瓣，很多年輕人向她提問，她坐在那裡，笑吟吟的，似乎永遠沉着，永遠笃定，永遠能夠提供答案。

　　事實上，情況并非總是如此。她覺得自己這三年猶如「慢撒氣的輪胎」，尤其過去這一年，年初，她在母親的疾病和北京疫情的反複中倉惶；年中，她結束自己40年的任教生涯；年末，母親去世，她沒有想到告别來得如此之快，墜入完全的空蕩。

　　她在變動的罅隙裡為自己尋找力量與甜，仍然聽廣播劇、看耽美網文，更重要的，當然還是電影。這一年她做了三個電影節的評委，其中海南電影節的評選是在線上舉行，她記得那段時間，大家都在發燒，在不同的熱度中談論電影，電影再現的世界和正處于劇變中的世界相互碰撞，她沉浸其中，感到身陷汪洋，大浪打來，而電影成了她緊緊抱住的一塊木闆。她最快樂的時光是在北大百年講堂給同學們講電影，電影結束，字幕上升，她走上前去，在近千人中感到「肉身相遇」帶來的熱度洶湧。

　　是告别吧，她也希望這是新的開始，讓精力逐漸恢複，重新投入她那仍然旺盛的好奇心，去感知，去發問，去某種程度地介入現實。我們談論了一些很當下的話題，比如養老、躺平、優等生邏輯的主導、性别議題的彰顯，還有對她而言非常切身的生死問題。

　　就像她喜歡的一句對戈達爾的評價，「雖然精疲力盡，依舊随心所欲」，在此時回望，戴錦華是一個言說者，也是諸多年輕人的陪伴者。她和我們一起，經曆晦暗不明的時刻，倉惶，不安，仍保留着謹慎的樂觀、強烈的希冀。希冀在諸多的「難」裡，生長出改變，生長出新的——對，仍然是她反複言說的，也是當下最迷人的那個詞兒——可能性。

　　文｜張瑩瑩

　　攝影｜黎曉亮

　　化妝｜LULU ONTIME

　　《人物》：如果用一個字總結你的2022年，會用哪個字呢？

　　戴錦華：大概是「别」吧，告别，離别。

　　《人物》：為什麼用這個字？

　　戴錦華：12月25日，我媽媽離開了這個世界。這一年對我也非常重要，是我任教40年，是某一種終結，當然也希望可以是某一種開始。同時在這一年當中，因為疫情，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觀片量，在世界範圍内，你會看到我們在徹底地告别電影的膠片時代，甚至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告别我們熟悉的電影藝術，數碼技術和所有相關的變化正在深刻地改變着視覺文化，也圍困着電影，電影内部也有一些我樂于稱之為視聽語言革命的東西在悄悄地發生。

　　《人物》：站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上，現在談告别，你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戴錦華：非常複雜，非常沉重，所有的參數都在改變，而改變之後的參數并沒有确定。

　　以電影為例，2022年世界範圍之内大概大師們都出手了，但是他們的作品都差強人意，沒有那樣的沖擊力，沒有對現實的觸碰和把握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它不感人，它不動人，對我來說，今年這個電影的大年其實是個小年。

　　我覺得這就是電影的角色，它和我們的生命體驗、我們的生活狀态非常非常接近。盡管如此，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體認和觸動吧。比如《曬後假日》，它是一個非常私密化的、從一個女同志的角度去講述的個人故事，但在世界範圍内居然産生如此強烈的共振和共鳴，以緻使我反思什麼是私人的，什麼是公共的，今天世界的公共性到底如何能夠得到呈現？也許今天的公共性是通過這種私人性達成的，而不再是通過公共性的議題、大家對公共性議題的代入才完成。

　　或者奧斯卡大熱的《塔爾》，它觸碰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熱浪，觸碰到了「取消文化」這樣一個本來是批判性的東西，但有些時候又呈現為某種暴力的狀态。還有《玉面情魔》，它觸及網絡社群、網暴加劇的普遍的認識論危機，我們還有沒有認知現實的願望？我們還有沒有認知現實的路徑？

　　這些都是我的疑問，這些電影也在重複、加速着我們的已知，但這些共識，反而呈現了一種分外碎裂的狀态，每個人都像孤島一樣在海洋中漂移。

　　《人物》：這一年，哪個瞬間是你特别難忘的？

　　戴錦華：當然是我母親的離去（激動）。33年前我父親死在西非，以後我就一直陪伴她。我沒有想到終結這麼快到來，我也沒有想到疫情最終使如此多的父母、祖父母沒能熬過去，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真的對我們的醫護人員飽含敬意，急診室那麼多的人群，那麼多危險的老人，那麼多求助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你看到他們在第一時刻給老人提供救助，提供治療，你看到每一個櫥窗背後的醫護人員幾乎都在劇烈地咳嗽……真的很了不起。這次我真切地體會到千千萬萬的一線的普通人，支撐着我們這個巨大的人群，在各種各樣的沖擊和災難當中走下去。

　　《人物》：這是我特别好奇的問題，你會覺得，這三年，尤其過去這一年，有沒有可能使我們重新在微觀的層面上去建立更多的連接？

　　戴錦華：至少我沒有看到具體的路徑。我原來非常地錯誤地同情孩子們，覺得他們被迫在家裡，被迫在始終的網課當中，會多麼痛苦。後來很多家長跟我說，孩子不希望複課，不想走出家門，甚至恐懼走出家門去真切地和人肉身相遇，這是問題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新的媒體環境，同時也是我們的通訊和交流手段，它們所形成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如果不改變的話，我們從苦難當中得到的教訓大概還不足夠使我們重新形成社會的有機性，而大數據、AI對管理的參與……都是在強化這種結構性的問題。

　　我非常希望，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反思中能夠包含這部分内容，包含當社會有機性喪失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那我們能不能共同地為了社會有機性的恢複，付出一點代價？

　　《人物》：去年七月采訪你時（見《人物》2022年八月刊封面《戴錦華 在場》），感受到你當時作為一個普通人面對自己老母親、面對反複的疫情時的倉惶，當然也有貫穿那篇稿子的「任性」，是不是因為母親的存在，你一直是一個「女兒」？

　　戴錦華：其實說老實話，很久很久很久，她是一個拖累，而且我相信我的同代人，就不用說後代人，很少有人能做出這個選擇，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後，我有太多太多的選擇和機會，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但是我信守了在我父親墓前的承諾，始終地陪伴她，她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

　　等她離去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那個「絆」，羁絆，等于是一直是她把我鎖在某一種現實當中，這個現實使我不能夠超離社會的整體的結構，也就是我們此前的訪談中說的那種東西，你必須要面對在現實中一個普通人要面臨的種種艱難。當這個東西消失以後，我突然就是兩個感覺，一個是覺得我就像一個行走的軀殼，突然就空蕩，完全空蕩。另一個，我就喪失了那種被迫要面對這個現實（的壓力），我從來沒有順應過現實，但是你總是要和它博弈，而我突然沒有了這個力量，我發現，接下來，所有東西必須是按照我内心的需求來選擇。

　　可是這三年當中，那種内心的動蕩，就像一個慢撒氣的輪胎，它塌下來。那種疲憊、無力以及難以平複的感覺交織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艱難。

　　最後我決定去平遙影展也是因為這樣，我想換一個地方，看看能不能夠擺脫這樣一種感覺。

　　《人物》：從另外一方面說，是否也有一些解脫，重新建立某些生活秩序？

　　戴錦華：我還沒有能體會解脫的這部分，因為那個東西太沉重了，或者說太空蕩了。哲學或者藝術早就說過，自由是一種放縱，自由是一種一無所有的狀态，如果有一天能夠體會到這種自由，我恐怕要面臨的就是另外的那部分了。

　　《人物》：我們不久前一篇稿子獲得了很多反響，是台灣作家郭強生的故事，他59歲，照顧90多歲的失智的父親，如今已經是第十年。我才意識到，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人有這麼高的平均壽命，當越來越多人活到90歲、100歲，老人照顧老人的狀态會越來越普遍，但整個社會都沒有準備好。

　　戴錦華：是，實際上是到我媽媽腦梗之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今天的社會當中多麼普遍，但這個人群和這種事實在社會範圍之内都不可見，而且大家都是帶有某一種心照不宣，或者諱莫如深，這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種狀态。

　　也許因為這種關注，我觀察到，從去年開始，它在電影當中全線浮出了，從《困在時間裡的父親》到《晨光正好》，世界範圍之内有太多電影關注這個主題。包括中國有一部影片叫《臍帶》，講述一個歌手和患阿爾茨海默症的母親的故事，人們開始要觸碰這部分的現實。它特别本體論地迫使我們去思考何為生？何為人？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去談生命、死亡和人？在什麼意義上去讨論社會性死亡和生物性死亡？我讀到過一個中國作家的說法，在我們死亡之前，先要經曆一個變得透明不可見的時刻。這個仍然是在主體的意義上談論社會性死亡，但是我在急診室，看到每一個用輪椅、用擔架推進來的老人，旁邊都跟了大概四個中年人或者年輕人，你會看到維系生命所需要的社會性的巨大付出。

　　這些都使我對老這個問題的思考變得更加真切。一方面我自己步入老年人的行列，另外一方面，它作為一個社會議題，當社會老齡化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對于整個的現代文明究竟意味着什麼？這個問題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上，我們都沒有正視它，更不要說去處理它。

　　《人物》：那你會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嗎？因為你沒有孩子。

　　戴錦華：我再次慶幸沒有孩子，讓我沒有什麼必須去剝削和期待的。對未來我也不擔心，因為這個選擇就可以變成更個體的選擇，否則如果有孩子，你還要承擔很多的道義、道德、倫理的問題。其實臨近生命的終結，伴随的是對死亡的恐懼、對生命的依戀，這大概是人性使然，可是我們一生當中面臨的挑戰都是你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種被稱之為人性的動物性，你怎麼能證明你是人？而不是一個爬行的四足的動物？希望我能答好這份答卷吧。

　　《人物》：你會在去年某個時刻很強烈地感受到自己老了嗎？

　　戴錦華：媽媽去世帶來的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它迫使你正視你老了，此前你不能夠正視這件事情，因為你不能老，對吧，上面總有一個比你更老的人，老吾老。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正視自己已經步入到老人這個行列當中了。這點我倒是沒有恐懼，自然生命的過程，是一定要發生的。而在其他方面，我仍然非常驕傲我的年輕，我的幼稚。

　　這一年當中損耗最大的，是它使得我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支撐我仍然在的那個巨大的好奇心。我非常希望在這個所謂體認到自由的時刻，精力也能重新恢複到我仍然非常強烈的好奇心上，我仍然可以發問，仍然可以追問，在回答當中獲得多重的快樂，隻要這個過程能夠延續，我就還沒老。

　　《人物》：你希望自己工作到什麼時候？

　　戴錦華：我一定會工作到最後的時候吧，因為這些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人物》：有任何想躺平的時候嗎？

　　戴錦華：必須說沒有，必須說沒有。躺着看電影還是坐着看電影，有什麼區别嗎？（笑）如果說躺平了什麼也不幹，那對我來說是「蒙難」。

　　有人說躺平是我們說「不」的方式，我有認同，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我覺得所謂的躺平在現實當中是一種不可能的想象。你在哪兒躺平？你如果真的躺平，房子就被銀行收走了——這是開玩笑。我是覺得，躺平作為一種想象，是我們去疑問能不能不面對這麼多沉重？能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但是現實正是我們連床都沒有。

　　《人物》：前不久我們采訪了一位女性，她住在河南小城，39歲，租了個小房子，靠以前工作的積蓄躺了8年，買最便宜的菜。編稿的時候我有點擔心讀者是否會覺得她有點偏執，但稿子發出後，絕大多數讀者留言誇贊她的勇氣。卷還是躺，這幾年社會心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戴錦華：你想要的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這是一個問題。我們說「躺平」是相對于奮鬥，相對于「卷」。我看到最多的是學院中的人，我覺得當一個人選擇留在學院裡，本身是個挺特别的選擇，因為學院這個東西在現代社會結構當中就不是主流，基本上意味着你放棄了權力和金錢意義上的成功。但如果你在學院中仍然要卷呀卷，那就要問你自己了，你到底愛的是什麼？是學術？是思考？是教學本身？還是别的什麼東西？有沒有别的可能性去達成這樣的生命願望？如果躺平代表和主流的價值評價系統的一種區别、一種對抗，我比較能夠理解。但如果是字面意義上的躺平，不事勞動，不事生産，讓生命流逝，這個我就真的不大能夠理解，人活一次，就這麼幾十年，是不是還應該多體會一點？多獲得一點？

　　《人物》：這幾年，在公衆場域，你越來越多地是一個年輕人會向你尋求力量、尋求答案的角色，在那些問題裡，有時你會覺得失望嗎？

　　戴錦華：不會，我也反複回答這個問題，我就覺得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評價一代人，因為非常自然地，他們就是這個社會的整體，你别說他們怎麼樣，其實你不知道，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人類社會的有趣就在于千差萬别，你最多能觀察到的是某一種可見的主流，在這可見主流當中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可見的真實。況且這個世界越來越讓你看不到差異性的人群，而我确實相信真理通常不顯現為共識狀态。

　　《人物》：他們會讓你感受到某些虛弱嗎？

　　戴錦華：不會，但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尤其在我的主要的視野當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掙脫「優等生」文化。我每次說這個，媒體經常把「優等生」翻譯成「小鎮做題家」。但不是，它和小鎮做題家有相似之處，就是說你是靠付出，更多生命能量的付出、時間的付出，來赢得外在評價系統的肯定，我會感覺到這種優等生文化越來越占主導的位置。

　　我那天跟他們開玩笑，說原來電影是壞孩子的藝術。曾經焦雄屏跟王筱頔導演說，如果我不是搞電影研究的話，我一輩子都不會知道世界有這樣差的學生，有這麼壞的學生。原來導演們都是這些壞學生。我們就開玩笑說，這是電影中沒有好老師的原因，在電影中看不見好老師，因為導演們都是這些壞極了的學生。可是我現在看到的，世界範圍之内，新一代的導演，多數都是優等生，名校畢業，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會感覺到這其實是某一種現代主義危機。

　　此前優等生始終是優等生，是主流的一個晉升途徑，所謂的精英主義是以這個為基礎建立。而正是像電影這種壞孩子的藝術，或者說不道德的藝術，它在平衡着、提供着價值和生存的多樣性可能。但現在你會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隻有一種優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會同情這一代人，因為原來我覺得壞孩子有壞孩子的出路，優等生有優等生的前途。但現在看上去，優等生文化的主導位置很難改變，所謂數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統計學的意義上發生，就使得個性、原創、另類、抗争、抗衡這些東西在大數據本身化為烏有。

　　我相信這些東西仍然在，隻是我們看不到，而在人類文明史上，這些東西始終是動力。曆史的更生，是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惡創造出來的。

　　《人物》：當這種優等生的邏輯是特别主流的，就變成了整個的氛圍要非常地向上，又非常地潔淨。

　　戴錦華：對，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我一直說PC是反抗運動的結果，迫使主流文化看到歧視、偏見的存在，它是抗争和與主流社會的談判的結果。但是現在你會看到，它被道德主義所挪用，所掠奪，那會生成新的魔鬼。

　　道德主義不等于道德。我覺得人類社會的根基之一是我們是有道德感的人，堅守道德——有所不為，而非道德主義。道德主義從來都是和保守主義、和對抗社會變革與進步的力量相抗衡的東西。

　　《人物》：這幾年，PC在性别領域的推動是很顯見的，你會如何看待過去一年，一些非常女性的著作獲得很大的市場認可？比如上野千鶴子的《始于極限》，甚至我覺得它是去年很重要的參與了形塑主流思潮的一個聲音。

　　戴錦華：這個我也觀察到了，但是我沒有細想，因為我覺得它總體上沒有超出我的觀察——階級、性别、種族的批判性議題隻剩下了性别議題。後來我好落伍地發現，PC系統的三坐标是性别、性向、種族，階級已經被完全剔除了，我以為階級、性别、種族應該是批判的主軸。所以我就一直強調說，我們的社會批判，我們的PC的抗争，其中階級的缺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直到我發現，在主流的表述當中，它早已經被置換，這是非常大的問題，因為整個世界最凸顯的變化是貧富分化和階級固化，這是造成種種消極、種種憂郁症、種種「躺平」說的由來。很多的躺平者并不是要說「不」，而是因為我不躺平，我也沒有上升之路，我也沒有晉身之階，所以不如躺平，被迫消極地應對。

　　《人物》：這種躺平給我的感覺幾乎是經過理性的思考和衡量的。

　　戴錦華：也可以這麼說吧，是在别無選擇之下的一種選擇，而實際上我們要正視的是為什麼上升的空間被封閉了？為什麼人們在現代邏輯當中，改善個人命運的可能性是在降低，而不是在提升？這才是特别大的問題。所有跟性别、性向相關的議題，因為它涉及到人類的至少一半甚至更多，它不可能脫離了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結構現實而獨立存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對某一些話題本身，在今天我們的現實當中，它是不是又成為一種被盜用的切口？好像在讨論這樣的議題的時候，你可以無視政治經濟結構當中的巨大的剝奪，剝削，放逐。但性别議題根本不是獨立的，從來不可能是獨立的。

　　《人物》：能夠在輿論場引起回響的，大部分是年輕的城市女性。

　　戴錦華：是，這個大概能夠解釋為什麼某一種性别議題會成為一種流行，一方面可以呼應到個體生命的體驗和痛，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可以使我們不必整體去面對這個社會惡化的論域。我覺得痛本身是不可比的，問題是你在這份痛的同時，還有那份痛呢，對不對？同時我覺得很多議題，當它被量化和外在化的時候，到底是不是進步？比如我們會說這個電影當中有沒有兩個女性在一起而沒有談男性的畫面？這很切中某些電影的性别歧視要害，但是如果它成為了一個創作的參數，創作者必須要設置這麼一場戲的時候，它未必是一個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今年我做了三個電影節的評委，平遙我是短片部分，沒能正面觀察主競賽單元，但金雞獎的國際部分和海南電影節，我發現入圍的影片當中女導演都占到了一半。這些年在世界範圍内，在大型的國際電影節上，女導演都非常突出。我有一個開玩笑的解釋，也是一個真實的解釋，就是電影這個樣式和産業真的衰微了，原來是男性絕對主導和掌控的，現在他們棄船了，所以女性才赢得了機會。你在傳統的男性主導領域當中一旦看到女性的凸顯，一定告訴你的是關于這個行業的危機，而不是女權的提高，這是我的半開玩笑的回答，也是一個真切的觀察。

　　但是最近我開始考慮到另外一個因素，就是PC和取消文化。整個産業，包括商業和資本的考量，可能會覺得選擇女性導演在生産上更安全，否則如果你遭到了PC的抵制，你就票房一定受損。那比如選片人，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考量？

　　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女性的力量是真實的，它也在真實地造成某些改變，從另外一邊說，你又可以說女導演的整體的登場，本身可能有某種虛假性，它在産業結構、被迫選擇的意義上的虛假性，并不是這個文化當中的整體改變結果。

　　所以不能單一地得出女權上升的結論。但是看到那麼多女導演，還是很高興。

　　《人物》：也許不僅僅是電影，我覺得這些年整體的大衆文化産品中女性的位置都很突出，說到這兒，去年有哪些大衆文化事件是你關注的呢？

　　戴錦華：去年的乏味就是在于沒有什麼令人關注的大衆文化。戰争，地震，空難，瘟疫，文明史上所有最可怕的事情都在去年發生，前所未有的沮喪。

　　《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給自己找到一點甜，一些力量？

　　戴錦華：大概還是工作中的那些美麗吧。2022年我給全國各大學做了最多的網上講座，制作了《中國電影50部》，真的比較開心的是在百年講堂跟同學一起看片，映後跟他們分享。每次都有近千人吧。就在這一年當中，一旦允許就做，說停也就停了。主辦方給了我一個片單，是能夠找到的付費後有合法放映權的電影，主要是全球藝術電影，也是我的趣味，我選擇比如《燃燒》《風吹麥浪》《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原本設想以塔可夫斯基電影作為一個結束，但還沒放完，就封控了。

　　我任教40年也算從業40年吧，在這40年當中，電影是我生命非常重要的支點，但從來沒有像這一年當中，我覺得它有點像我抱住的那塊木闆，海嘯當中的一塊木闆，我從來沒有像這一年當中這樣緊緊地擁抱着它，像擁抱着一種活的可能性。

　　而在百年講堂看電影成為尤其珍貴的體驗。你也知道，我堅持電影之于影院的意義、影院之于電影的意義，所以和這麼多的孩子在線下，在這種新冠圍城的時候，一起看電影，尤其結束後，從影院走到有燈光的街道上的過程，始終是生命中我非常enjoy的時刻。像是一個通道，你從夢境緩緩進入現實當中，你走出去的時候，看到那些孩子們還在争論電影，特别快樂。它對我來說就像一塊飛地一樣，在彼此隔絕的狀态當中，是一個彙聚，一個現場。

　　人有些時候要從床上起來，到街上去，到電影院去，買張票，帶一點冒險，去看一看。

　　《人物》：說過2022，說說新的一年吧，你有什麼展望？

　　戴錦華：這一次跨年，前所未有地沒有那種幼稚的欣悅的展望，隻能說有某一種期盼吧，某一種期望，希望這一年世界範圍之内疫情開始退潮，希望它蛻變成一個普通的我們的流行病，因為它對于整個世界的沖擊，或說破壞，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當然我一直更希望的是這場疫情能讓我們對于疫情前的全球的經濟格局、生活方式、文化價值有一個反思，不是說我們最好的夢想就是重回2019，而是我們如何看到今天的困境是從2019的邏輯當中延展過來的。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它就不僅僅是疫情的消退，它有沒有可能成為一些新的可能性的嘗試？我們需要新的知識型，需要新的參數，需要新的價值。否則，下一次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邪惡的方式會再一次挑戰人類整體的生存。我越來越覺得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個非常真切的事實。所以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期盼，但同時其實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期盼，我們能不能真的創造出一點新的東西？

　　《人物》：這是一個真正的疑問……我的感受是，似乎大家想象的依據不在了，「不敢」也「不能」去想象了。

　　戴錦華：我也接觸到你描述的這種狀況，我覺得其實我們以某種方式很深地知道，此前支撐着我們的生活的自我規劃、自我想象的那些邏輯，已經被動搖了，已經充滿裂縫了，但是我們有沒有勇氣去再多想一步？不是更卑微地去降低我們的期待或者欲求，而是我們能不能欲求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在生存經曆了一輪挑戰之後，我們能不能夠對于生命自身形成一些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哪怕是一個溫暖的瞬間，哪怕是一個由衷的微笑的時刻。我們不能等到親人離去的時候才意識到我們失去了什麼，有什麼東西再也不能追回。

　　《人物》：最後一個問題，剛才也談到2022年是你任教40年，教師生涯結束後，你希望自己有什麼樣的開始？

　　戴錦華：我從來不覺得退休或者說不再有一個編制内的教師身份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和改變，我隻是會擔心有一些日常工作的樣态和内容，會不會因為衰老而不能延續。

　　但是2022年的某個壞消息，也是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戈達爾的選擇，那不光是一個巨人的離去，也是向我們展示了生與死之于人的意義，他向我展示了當你步入老年的時候，尊嚴的生包含着尊嚴的死，包含了一個人的選擇。大概人最可以驕傲的地方就是可以選擇生死，我們的選擇不多，但是我們其實仍然擁有很奢侈的選擇權。

　　我非常喜歡王欣寫的那句話，說關于戈達爾，「雖然精疲力盡，依舊随心所欲」。生命的最後，戈達爾再一次綻放光芒，那是一種榜樣的力量，給我很大的安慰，讓我覺得衰老不可怕，死亡也不可怕。

　　（封面圖由尹夕遠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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