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錢大昕曾說：在司馬遷以前，“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 [1]。王利器先生據之，舉證達四十三例之多[2]。可是如将王先生所舉諸例仔細讀之，再聯系有關史料，便可發現，準确地說，這些例子中的“《史記》”，很可能本應理解為“史《記》”（或“《史 記 》”[3]）而不是今人觀念中的“《史記》”。此“史”是史官之“史”，而不是文史之“史”、曆史之“史”。

　　一

　　1 ．《竹書紀年》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王國維疏證以為此“王”、此“左史戎夫”，即《逸周書·史 記 解》中之“王”與“左史戎夫”。其原文是：“王……召三公、左史戎夫。……取遂事（指曆代亡國者二十八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晉孔晁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日望于王前讀之” [4]。可見此“主之”即當理解為首先要“作《記》”，然後方可“于王前讀之”；而《史 記 解》之“史 記 ”原本稱《記》 ，因是“左史”所記，故又稱“史《記》”，其“史”指史官左史戎夫。

　　2. 《春秋公羊傳注疏》僖公二年“宮之奇果谏。《記》曰唇亡而齒寒”。何休解诂“《記》，史記也” [5]。可見此“史記”本名《記》，據上《竹書紀年》例，自當理解為“史”所記，稱“史《記》”。

　　3 ．《墨子·非命下》“昔者纣執有命而行”，周武王“非之”，曰“子胡不尚（上）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蔔簡》之篇以尚（上）皆無之也” [6]。此《記》自類似上引《竹書紀年》所說寫下曆代“遂事之要戒”之“史《記》”，方能據以對纣之統治“有命”說“非之” 。

　　4. 《呂氏春秋·務本》“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上古《記》，上世古書也” [7]。從文意看，此古書當是“史《記》”。

　　5. 《韓非子·說疑》凡三見《記》：“其在《記》曰堯有丹朱”雲雲、《記》曰“周宣王以來”雲雲、“故《周記》曰無尊大臣以拟其主也”雲雲[8]。此三《記》自是“史《記》”。

　　6. 《史記·蒙恬列傳》“昔周成王初立”，年幼，“有病甚殆”，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向神表示願代成王“受其不祥” ，并将此事“（命史官）書而藏之《記》府”。後成王長大，“觀于《記》府”，知周公忠心[9]。此證周初乃記事于《記》即“史《記》”中，并由專門之“府”收藏。文中“書而藏之《記》府”，自毋須周公親自動手，而是史官之事。《史記·封禅書》秦缪公稱夢見上帝命自己“平晉亂”，于是“史（官）書而記藏之府”（疑當依《蒙恬列傳》作“史書而藏之《記》府”）[10]，是其側證。

　　7. 《史記·六國年表》序講到《秦記》共三處，即“太史公讀《秦記》”、“獨有《秦記》”、“因《秦記》”。索隐“即秦國之史記也” [11]。這表明秦國史書本稱《記》，為區别他國之《記》則稱“秦《記》”（上引“周《記》”同），《記》前無“史”字。我這樣說，還有以下強證：首先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12]。這是上奏文書中的用語，可見無“史”字之“秦《記》”，必為本名或正式名稱。其次，由于與諸侯史書被秦始皇焚毀者不同，秦國史書曾保存到漢晉以後很長一個時期，而見到它的人也一律稱之為“秦《記》”，并無“史”字。甲、《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附漢明帝诏問班固，固答文中有曰：“吾讀秦《紀（記）》，至于子嬰車裂趙高”雲雲[13]。乙、晉摯虞《決疑錄要》注曰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侍中彭權對曰秦《記》雲……” [14]。丙、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僰道縣》“故秦《紀（記）》言僰童之富”雲雲[15]。由此三例再一次證明流傳到漢晉時的秦史書本名或正式名稱是“秦《記》”，《記》前無“史”字[16]。

　　以上七點可證錢大昕說不準确，“古者列國之史”本名《記》[17]，而不是“《史記》”。

　　二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先秦兩漢史料中大量見到的列國之史被稱引時，卻不是《記》，而往往是“《史記》”，錢大昕說的根據，王利器先生所舉之證，都源于此（往下為了叙述方便，除今版書名外，凡引文稱古列國“《史記》”者，一律依拙說作“史《記》”）。

　　如泛稱“諸侯史《記》”：《史記·六國年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18]。

　　如“周史《記》”：《春秋公羊傳注疏》隐公第一，《疏》引《闵因叙》“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19]。

　　如“魯史《記》”：《漢書·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20]。

　　其所以如此，我以為原因有二：

　　第一，這些《記》乃“史（官）”所記。《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21]、前引《竹書紀年》左史“作《記》”、秦缪公事“史（官）書而記藏之府（或'藏之《記》府'）”，均《記》乃“史”所記之證。因而《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下《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 [22]。本名《記》，因史所記，有時亦可稱“史《記》”，這是很自然的。前引《竹書紀年》稱左史“作《記》”，《逸周書》篇名作《史 解》，或即此故[23]。

　　第二，但是在古代其所以往往将國家史書《記》稱“史《記》”，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把國家史書與其他著作、文書區别開來，因為當時《記》之名稱不限史書，使用是很泛的。

　　一般著作稱《記》。如《老子》稱《記》。《莊子·天地》“《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王先謙《集解》“《記》曰”下引《經典釋文》“書名，老子所作” [24]。

　　《莊子》稱《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記》之文字為“既雕且琢，還歸其樸”，乃出之《莊子·山木》[25]。

　　《孟子》稱《記》。《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蹙）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文見《孟子·萬章上》。故陳奇猷曰“則所謂《記》者，《孟子》書也” [26]。

　　陰陽家言稱《記》。《呂氏春秋·至忠》“臣之兄嘗讀故（古）《記》曰：殺随兕者，不出三月”。高誘注“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楚王令人查找，“于故《記》得之”。同書《貴當》“《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高注“《志》，古《記》也”。陳奇猷校釋以為以上兩處“皆陰陽家言” [27]。

　　按稱《記》之一般著作，兩漢猶有存者。《大戴禮記·保傅》“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雲雲[28]，證明戴德所見著作僅稱《記》，為免與他《記》相混，故标明乃“青史氏”之《記》[29]，而到《漢書·藝文志》中則又被改稱《青史子》，歸入小說家[30]（或許《藝文志》其他以作者名定先秦著作名者，也是這樣由各種古《記》演變的，這應是我國書史上的一個進步）。

　　一般文書、官文書稱《記》。如《戰國策·齊四》“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田文）收責（債）于薛者乎？'馮谖署（此《記》）曰能” [31]。此貴族家文書稱《記》。又《越絕書》卷十吳國左校司馬王孫駱“移《記》”于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公孫聖得《記》，發而讀之” [32]。此官府文書稱《記》。

　　儒家《禮》書中補其《經》之不備者等，文亦稱《記》。如《儀禮·士冠禮》“《記》：冠義”，賈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 [33]。胡培翚引熊伯耒等三家說，指出《儀禮》十七篇中“有《記》者十有三篇，……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34]。再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此之謂乎'”。孔疏“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又《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疏稱漢代作《禮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故此處“引之” [35]。《禮記·學記》“《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疏“謂舊人之《記》先有此議”，此乃“引舊《記》之言”。又，“《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疏“引舊《記》”。又“《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疏“引舊《記》” [36]。

　　由上可見，在先秦，《記》之名稱滿天飛，故稱引《記》者，一般很難判别其為何書，是否史書，為将作為國家史書之《記》與其他著作稱《記》者區别開來，凡有三法：

　　一是《記》上冠以國名，如周《記》、秦《記》等，證明是國家之《記》（史書）。

　　二是另立特殊名稱，如晉史書又名《乘》，楚史書又名《梼杌》，魯史書又名《春秋》[37]。墨子便引用過“周”、“燕”、“宋”、“齊”四《春秋》[38]；甚至說過“吾見百國《春秋》” [39]。但《春秋》一名作為國家史書之義并不明确，私人著作論述曆史者，也有名《春秋》的，如《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等[40]。

　　三即稱引者在《記》上加一“史”字，證明乃史官所作之《記》，必為國家史書，而不是私人著作等。開始隻是為了與後者區别，“史《記》”二字尚非專名，猶是史官所作之《記》的意思，但行之既久，約定俗成，便與《春秋》等一樣，成為專名了[41]。由于作為國家史書之意它比《春秋》之名來得明确，所以适用最為廣泛。強證便是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凡提及古代國家史書，除原名本為《春秋》者（即孔子《春秋》）[42]，因襲稱之不變外，其他皆稱“史《記》”。如前引《周本紀》“太史伯陽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論史《記》舊聞”、《六國年表》序“諸侯史《記》尤甚”等等[43]。這一“史《記》”與單稱秦《記》、周《記》的區别是，後者兼分清史書之國别，而前者則多用于泛指（如上引“諸侯史《記》”等），然而與一般私人著作、文書等有明顯區别，二者則同。

　　關于前人所稱古之《史記》，實乃“史《記》”，通過司馬遷書之得名《史記》，也可證明。

　　三

　　按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楊明照先生在《太史公書稱史記考》一文中，便曾詳盡地考證了此《史記》之名“起自後漢靈、獻之世”，并舉有《武榮碑》等五證；在此之前凡有名稱者五，即《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公傳》、《太史記》[44]。請參看。但他沒有涉及以下這樣兩個問題，即長達三百年時間裡為什麼司馬遷此書卻沒有“《史記》”之名？而到了東漢末年為什麼它又得到了“《史記》”之名？先看第一個問題。

　　我以為司馬遷此書其所以長期無“《史記》”之名，原因就在于自先秦以來直到東漢末，稱“《史記》”（往下依前例但稱“史《記》”）便是指國家史書，而司馬遷此書乃私人著作：

　　1.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告誡司馬遷，要他成為大孝，務必留下史學著作，“揚名于世” [45]。《漢書·司馬遷傳》受宮刑之後在報任安書中說，其所以苟活是因為“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為的就是要完成這一史學著作， “成一家之言” [46]。兩處皆指揚個人之名的私人著作，甚明。若古“史《記》”，如《禮記·玉藻》所說，天子（國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47]，亦即由史官如實記下每天之統治事務，其《記》如後代的《起居注》，哪裡談得上個人揚名後世？即使如《周禮·宰夫》下之“史”，“掌官書以贊治”，鄭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48]，也隻是根據統治者意思起草文書和進行彙編，何能“成一家之言”？

　　2. 更重要的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自稱要将這部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49]。如是國家史書，豈能由司馬遷如此支配！

　　3. 正因司馬遷此書乃私人著作，才僅得到《太史公書》等五個名稱（見上），而不是“史《記》”。其中最典型的是《太史公》。如《法言·君子》“《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 [50]。《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 [51]。可見從西漢到東漢司馬遷此書皆可以名《太史公》。為什麼？就因為司馬遷曾自稱“太史公”。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之篇名及其中三稱“太史公曰”均其證[52]。而依先秦漢代之風氣，個人著作往往可以作者之姓名（或尊稱）稱之，如《孟子》、《伊尹》、《太公（呂望）》、《莊子》、《毛公》等[53 ]。以此例之，稱《太史公》自意味其為私人著作無疑。又《太史公書》一名最初乃出自司馬遷自稱[54]，而如前所述，他屢屢稱引古“史《記》”，而對自己著作卻另定此名（意指司馬遷所著之書[55]），其非指國家史書甚明。至于《太史公傳》，其“傳”，意同于“書”。《史記·趙奢傳》子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56]，是“書”、“傳”同義之例。“傳”古可指個人著作[57]。則《太史公傳》之非國家史書性質同樣很清楚（《太史公記》、《太史記》反映問題同，見下）。

　　固然，司馬遷職太史令，但他主要是“主天官”、“掌天官（觀察天象）” [58]，同時還保管、整理國家文書[59]，而非記事之史。固然，魏如淳曾說漢太史公“序（叙）事如古《春秋》”；唐劉知幾也以為太史本“記言之司” [60]。可是首先漢武帝封禅泰山不讓司馬遷父太史公司馬談随從，如是序事、記言之司，如此大事，豈能不去？其次司馬遷全書包括《自序》無一語及太史公序事記言之任。可見西漢太史令已無此職任。這就是為什麼甲、司馬談臨死叮囑司馬遷“汝為太史（掌握着大量國家文書），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指留下私人著作，揚名于後世）”。如“論著”是太史本身職任，何來忘不忘的問題？乙、司馬遷自稱要繼孔子《春秋》之後留下著作，上大夫壺遂與之讨論創作意圖，如是太史公職任，豈有讨論之必要[61]！何況司馬遷所要“繼”的孔子《春秋》正是私人著作[62]。

　　由于在漢人觀念中，很長一個時期内（大體上直至東漢末年），如前所述，根據古代傳統，稱“史《記》”，便指國家史書，則司馬遷個人著作沒有“史《記》”之名，是必然的。

　　再看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到東漢末年它又得到了“史《記》”之名了呢？

　　我以為這和到漢代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已不多見，二者關連已逐漸淡化緊密聯系。據《漢書·藝文志》，西漢記事之國家史書已漸改稱《漢着記》，凡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63]。《漢書·五行志》“凡《漢着紀（記）》，十二世（由高祖至平帝），二百一十二年” [64]。《漢書·谷永傳》成帝時上書言災異，稱“八世《着記》（由高祖至元帝）” [65]。《後漢書·皇後紀》和熹鄧皇後時平原侯劉毅上書稱“漢之舊典，世有《注記》” [66]。《後漢書·文苑李尤傳》安帝時“受诏”與劉珍等“俱撰《漢 記 》”[67]（後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竈神》已稱引此“《漢 記 》” [68]）。又《風俗通義》“按《明帝起居注》”雲雲[69]。後漢荀悅《申鑒·時事第二》“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70]。《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漢獻帝起居注》五卷；并附稱“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雲雲[71]。總之，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的曆史和影響漸漸成為過去，它被新的各種名稱代替了。這便為司馬遷個人著作得以獲“史《記》”之名準備了前提。

　　其演變情況當是這樣的：

　　前述司馬遷其書還有《太史公記》和《太史記》之名。《太史公記》最早見于《漢書·楊恽傳》“恽始讀外祖《太史公記》” [72]。按《太史公書》之名乃司馬遷自定，楊恽作為晚輩為何要擅改？我以為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尚有古來國家史書稱《記》之傳統（前有“秦《記》”，漢有《着（注）記》，均見上），楊恽為突出司馬遷此書乃相當于古來國家史書的史學著作性質，故改“書（無論視為'書'或'《書》'）”為“《記》”（作“書”則此義不顯）。但因畢竟乃個人著作，且為突出司馬遷，故《記》上保留“太史公”三字以别之。這是先秦兩漢書中“史《記》”之“記”本應理解為“《記》”的又一證明。也正因如此，到東漢中後期當“史《記》”之稱進一步淡化[73]，而《太史公 記 》則因為在突出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性質上其涵義優于《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及《太史公》，因而進一步流行，而後三者則漸被冷落[74]。以下一事最能反映稱《太史公 記 》的意圖所在。如東漢明帝曾批評司馬遷此書“微文刺譏，貶損當世（指西漢武帝）” [75]；班固不予理睬，仍然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高度評價其書“其文直，其事核（實），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 [76]。盡管它違反皇帝意志，可發展到漢末，荀悅在所寫《漢紀》評價司馬遷此書時依然稱引《漢書》，照抄這十七個字，這是這一評價早已深入人心，司馬遷此書在人們心目中相當于國家史書之反映[77]。然而荀悅同時卻将《太史公書》改為《太史公 記 》（按《太史公自序》原文作“遭李陵之禍，……乃喟然歎曰”雲雲，然後發憤寫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漢書》照抄《自序》這一段話，後面也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而《漢紀》在照抄“遭李陵之禍，喟然而歎”著書之後，卻改作“始自黃帝，……為《太史公 記 》” [78]。三者對比，以“《記》”代“書”之迹顯得十分突出）。很清楚，這是借此再一次在強調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的“實錄”性質，因而其《太史公 記 》之“記”，必當為“《記》”，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記事義之“記”，因為如是後者，改“書”為“記”便無甚意義，荀悅何必要巴巴地通過前述文字排比、對比，突出這一意圖！

　　正是在這一背景和學術風氣下，如漢末另一著名學者應劭在所著《風俗通義》中，不但稱引《太史公 記 》，而且時而又将它簡化為《太史 記 》[79]。原因當在于稱此二名，重點均在《記》，均在肯定司馬遷所著乃相當于國家史書（“實錄”）的《記》，至于作者稱“太史公”或“太史”是都可以的，大家都知道是指司馬遷。由于此故，當古來作為國家史書的“史《記》”之名及影響進一步淡化、消失，《太史公 記 》、《太史 記 》便在不知不覺中又簡化為“史《記》”了[80]。這“史《記》”與古來列國“史《記》”的共同點是，其《記》，全不是義指記事之“記”，而是指史學著作之《記》；區别是後者之“史”是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前者之“史”則非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是“世主天官”的“太史公”之“史”，因而後者之《記》雖自來是指國家史書，而前者之《記》則化為指司馬遷的個人著作了。

　　綜上所述，結論是：從史學史角度言，錢大昕所說“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其《史記》當理解為“史《記》”，指國家史書。其“《記》”是專名，其“史”是官名。而司馬遷之《史記》，大約在漢末開始一般還同樣被理解為“史《記》”，是指個人著作。其“《記》”也是專名（盡管古列國“史《記》”之《記》與之有公私之别），其“史”乃指司馬遷。至于約自漢末起，對“史《記》”的理解逐漸發生變化，主要是将此“史”理解為文史之“史”，曆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 [81 ]，又将“《記》”僅理解為記事義之“記”，司馬遷“史《記》”自然也就成了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史記》”；後代又将它們發展成為一些新的專名[82]，則屬發展變化問題。從史學史的角度，這是不能不分别清楚的。

　　[1]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商務印書館， 1958 年，上冊，第 142 頁。按此《史記》之書名号原無，據上下文補。

　　[2] 王利器《 太史公書 與 史記 》，收入《曉傳書齋集》，華東師大出版社， 1997 年，第 307-311 頁。

　　[3] 準确地說，作為專名，應标點為“《史 記 》”，可是為免層層書名号帶給各方面的麻煩，往下論及但一律簡稱“史《記》”。

　　[4]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方詩銘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247 頁。又《史 記 解》原文及注請參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下冊，第 1006-1009 頁。

　　[5] 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1980 年，下冊，第 2248 頁，上欄。

　　[6] 吳毓江《墨子校注》卷九，中華書局， 1993 年，上冊，第 425 、 432 頁。校注引孫诒讓雲“皆無之，謂皆以命為無也”。

　　[7]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 1984 年，第二冊，第 713 、 715 頁。

　　[8]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下冊，第 924-932 頁。

　　[9] 《史記》卷八八，中華書局， 1962 年，第八冊，第 2569 頁。

　　[10] 《史記》卷二八，第四冊，第 1360 頁。

　　[11] 《史記》卷十五，第二冊，第 685-686 頁。索隐“史記”二字，此标點本未加書名号，當是為了區别于司馬遷《史記》，我以為當理解為“史《記》”；又“秦記”，标點本俱加書名号為《秦記》，我以為當理解為“秦《記》”（《韓非子集釋》之“周記”，原書加書名号為《周記》，當理解為“周《記》”）。理由均見下。

　　[12] 《史記》卷六，第一冊，第 255 頁。

　　[13] 《史記》卷六，第一冊，第 293 頁。此班固語，參第 290-291 頁“孝明皇帝十七年……”句下《正義》、《索隐》，又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五，中華書局， 1981 年，第一冊，第 193 頁。又文中“秦《紀》”當為“秦《記》”。按紀、記本有别（見《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 2000 年，第 910 頁），但因在“記載”這個意義上二字相通，因而古書校勘上亦有相混者，隻能據上下文意确定，此即一例，下同。

　　[14] 《太平禦覽》卷六百八十，中華書局， 1963 年，第三冊，第 3034 頁。

　　[15] 《華陽國志》卷三，國學基本叢書本， 1958 年，第 39 頁。

　　[16]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附從秦襄公至秦二世之要事，索隐以為它們“皆當據《秦紀（記）》為說”，也是稱《秦紀（記）》 。金德建先生有《 秦記 考征》一文，收入其《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415-423 頁，請參看。

　　[17] 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注引“鄭司農雲《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以上分别見《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 年，第八冊，第 2098 頁及 2137 頁。此二處雖非直接稱《記》，而是稱《志》，但通過二鄭權威之注，仍間接知古史書稱《記》。

　　[18] 《史記》卷十五，第二冊，第 686 頁。

　　[19] 《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195 頁上欄。

　　[20]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商務印書館， 1959 年，第 4272 頁。

　　[21] 《史記》卷五，第一冊，第 179 頁。所記之事當即“秦《記》”。

　　[22] 《史記》卷四，第一冊，第 147-148 頁。

　　[23] 《逸周書》乃西周初文字，參拙稿《史佚非作冊逸、尹逸考》，《文史》，中華書局，2009 年，第一輯。可見稱《記》為史《記》，時代是很早的。

　　[24] 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三，中華書局， 1954 年，第 64 頁。

　　[25]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冊，第 614 、 650 頁，及引王先慎、太田方說。《山木》此文見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五，第 15 頁。

　　[26]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冊，第 1108 、 1112 頁。

　　[27] 以上兩篇分别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第二冊，第 578 、 584 頁，及第四冊，第 1629 、 1633 頁。

　　[28] 方向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上冊，第 371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29] 這種辦法，先秦已有。如《左傳》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襄公三十年有“仲虺之《志》”。“《志》謂《記》也”，鄭司農語，見《周禮正義》第 2089 頁引。因當時僅稱《志》或《記》的著作多，故标明作者以别之。

　　[30]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68 頁。

　　[31] 《戰國策》卷十一，國學基本叢書本， 1958 年，第 91 頁。

　　[32] 《越絕書》卷十，四部備要本，第 27 頁。

　　[33] 《儀禮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上冊，第 958 頁，中欄。

　　[34] 胡培翚《儀禮正義》二，四部備要本，上冊，第 34 頁。又《孟子·滕文公上》“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岐注“《志》，《記》也”，并引《周禮·小史》為證。焦循以為小史所掌之《志》即《記》，“容有喪禮從先祖雲雲”，實“不知”出自哪部禮書。見《孟子正義》卷五，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第一冊，民國 23 年，第 193 頁。可為諸《禮》書中之《記》被單獨摘出引用之證。

　　[35] 以上分别見《禮記正義》卷十九、卷二十，《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401-1402 頁，又第 1407 頁。

　　[36] 以上三條均見《禮記正義》卷三六，《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521-1524 頁。

　　[37] 《孟子·離婁下》，《孟子正義》卷八，第 338 頁。

　　[38] 《墨子·明鬼下》，《墨子校注》卷八，上冊，第 337-339 頁。

　　[39] 此語《墨子》及先秦兩漢書均不載，最早見于《隋書·李德林傳》轉引，中華書局， 1973 年，第四冊，第 1197 頁。按稱列國之史為《春秋》，除魯《春秋》，其他少見，疑乃墨子個人習慣用語。《公羊傳》莊公七年何休解诂“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十三經注疏》 ，下冊，第 2228 頁）。此證一般應稱“史《記》”，司馬遷稱列國之史一般均為“史《記》”可證，見下。

　　[40] 《虞氏春秋》見《史記》卷七六《虞卿傳》，第七冊，第 2375 頁，又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第二冊，第 510 頁（包括《呂氏春秋》）。

　　[41] 何休曰“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2228 頁），即一證（準确地說，“史《記》 ”應标點為《史 記 》，見本文第一頁注 3 ）

　　[42] 司馬遷和當時人雖高度評價孔子《春秋》，但隻把它視為私人著作。如《太史公自序》“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其非國家史書無疑。又《孔子世家》“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反映問題同，分别見《史記》第十冊，第 3299 頁，及第六冊第 1944 頁。關于西漢人視《春秋》為孔子私人著作，請參錢穆《孔子與春秋》，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 2001 年，第 263-270 頁。

　　[43] 王利器先生舉有十四例，此外還舉有其他先秦兩漢著作稱引史《記》者，請參看，見王利器《 太史公書 與 史記 》五，《曉傳書齋集》第 307-310 頁。其中所引《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原文見《史記》第六冊，第 1943 頁），更把“史《記》”與孔子所作《春秋》一公一私的性質分别得很清楚。

　　[44] 此文收入楊明照《學不已齋雜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29-50 頁。五個書名号均沿原書之舊。

　　[45] 《史記》第十冊，第 3295 頁。

　　[46]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0 頁。

　　[47] 《禮記正義》卷二九，《十三經注疏》，下冊，第 1473-1474 頁。

　　[48] 《周禮正義》第一冊，第 193 頁。

　　[49] 《史記》第十冊，第 3320 頁。

　　[50] 汪榮寶《法言義疏》卷十八，中華書局， 1987 年，下冊，第 507 頁。

　　[51]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

　　[52] 《史記》第十冊，第 3285 、 3296 、 3299 、 3321 頁。《史記》其他自稱“太史公”處尚多，不贅引。

　　[53] 見《漢書·藝文志》，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32 、 3140 、 3140 、 3143 、3156 頁。此《志》中此例不勝枚舉。

　　[54] 《史記·太史公自序》，第十冊，第 3319 頁。

　　[55] 很可能還有包括其父司馬談為著書者之意。因司馬遷本稱其父為“太史公”，并說此《書》“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見《史記》第十冊，第 3295 頁。本文不深論。

　　[56] 《史記》第八冊，第 2446 頁。

　　[57] 晉張華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見《博物志校證》卷六，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72 頁。清趙翼也說“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見《陔餘叢考》卷五《史記一》，商務印書館， 1957 年，第 85 頁。

　　[58] 《太史公自序》，《史記》第十冊，第 3319 、 3293 頁。《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雲雲，是掌觀察天象之證，《史記》第四冊，第 1344 頁。

　　[59]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第十冊，第 3319 頁。又 3287 頁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又第 3296 頁“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匮之書”，索隐“石室金匮皆國家藏書之處”，“謂綴集之也”，綴集即保管、整理。又《漢書·司馬遷傳》補注以為“”即“籀”，讀書，“言讀而尋繹之也”，亦可通。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47 頁。

　　[60] 分别見《史記》第十冊，第 3287 頁注，及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下冊，第 307 頁。

　　[61] 《史記》第十冊，第 3296-3300 頁。

　　[62] 參注 42 、 43.

　　[63]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請參補注引何焯等語）；又第 3417 頁《劉向傳》上奏稱“孝昭帝時”有“特異”現象，“皆着于《漢紀（記）》”，《着記》之“着”，當即此義。此“《漢紀（記）》”正規名稱，應是《漢着記》。

　　[64]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四冊，第 2541 頁。同書第三冊，第 1809-1815 頁《律曆志（下）》引《三統曆譜》上有《着紀（記）》漢朝各帝在位年數。如“《着紀（記）》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着紀》即位七年”等，可與上一史料互證（按此《着紀（記）》下至東漢光武帝，與劉歆《三統曆》時代不合，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以為“原編至成帝止，其下皆後人所續”。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第 1566 頁，中華書局， 1986 年。

　　[65]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七冊，第 5008-5009 頁。

　　[66]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帝紀》卷十上，萬有文庫本，民國二十九年，第三冊，第 402 頁（請參王先謙集解引惠棟等語）。同前書第五冊，第 908 頁《馬嚴傳》，有诏與杜撫等“雜定建武《注記》”，是其證。按“注”與“着”用在《記》前，或說二者義同，或說否，請參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五冊第 3114 頁補注引何焯等語，本文不論，但國家史書名《記》則同。

　　[67]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列傳》卷七十上，第十四冊，第 2870 頁。又第十一冊第 2165 頁《蔡邕傳》“撰補《後漢記》”（注引《邕别傳》則作《漢記》）；又第十二冊，第 2306 頁《盧植傳》 “補續《漢記》”；又第十四冊第 2904 頁《侯瑾傳》“按《漢記》，撰《皇德傳》”，均其證。此《漢記》即後代所稱的《東觀漢記》。

　　[68]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302 頁。

　　[69] 《初學記》卷三十《烏第五》引，第三冊，第 732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此文今本《風俗通義》佚。《隋書·經籍志二》也說“後漢明德馬後撰《明帝起居注》”，見《隋書》卷三三，第四冊，第 966 頁，中華書局， 1973 年。

　　[70] 《申鑒》，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第七冊，第 15 頁。晉袁宏《後漢紀序》稱參閱過“《漢靈、獻起居注》”，收入《兩漢紀》下冊，中華書局， 2002 年。

　　[71] 《隋書》卷三三，第四冊，第 966 頁。

　　[72]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七冊，第 4427 頁。

　　[73] 參注 66 、 67 “劉毅上書”等，證明東漢國家史書之名流行《注記》、《着記》、《漢記》，古來“史《記》”之名始終未見再被稱引。

　　[74] 參楊明照《學不已齋雜着》第 47-50 頁（漢末書已不見引此三名）。

　　[75] 班固《典引》文引，《文選》卷四八，中華書局， 1977 年，下冊，第 682 頁。

　　[76]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3 頁。

　　[77] 十七字中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王先謙曰“自唐後每帝修實錄，義取于此”，可見二字份量之重，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 4273 頁。又《三國志·王朗附王肅傳》。不同意魏明帝否定《史記》之說，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隐惡，……謂之實錄”（《三國志》第二冊，第 418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可見影響之深遠。

　　[78] 以上均見袁宏《兩漢紀》上冊《漢紀》第 249 、 247 頁。《太史公自序》原文見《史記》第十冊第 3300 頁、 3319 頁。《漢書》照抄《自序》語，見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六冊，第4252-4253 、 4257 頁。

　　[79]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稱《太史公 記 》見卷一第 15 、 32 頁；稱《太史 記 》見卷二第 69 、 89 頁。

　　[80] 參楊明照《學不已齋雜着》，第 34-38 頁。

　　[81] 在這之前，先秦兩漢史料中之“史”，僅指史官。關于“史”義這一變化，将另文詳考。此處僅舉一例：東漢末（公元 192 年）王允将治蔡邕罪。因邕前曾撰補《後漢記》，未成，故此時刺史馬日磾救邕，向允提出的理由是邕乃“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此“史”自是曆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見《資治通鑒》卷六十，靈帝初平三年，古籍出版社， 1957 年。

　　[82] 如《五代史記》、《宋史記》、《蒙兀兒史記》等，其作者無疑便是這樣理解先秦兩漢《史 記 》，仿效定專著之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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