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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位于哪裡

圖文 更新时间:2024-12-25 08:51:43

9月2日,哈薩克斯坦議會小組借讨論憲法修正案之機,提議首都由努爾蘇丹更改回原名阿斯塔納,這項提議很快便有了實質性的進展。9月13日,哈薩克斯坦總統府發言人魯斯蘭·澤利拜聲稱總統已批準該項提案。9月19日,該議案正式生效,努爾蘇丹作為首都名稱在曆時三年半後又重新被更改回了原名。作為首都的阿斯塔納伴随着現代哈薩克斯坦的誕生,其建設史也是當代哈薩克斯坦政治演進的一個重要投射,阿斯塔納也是理解當代哈薩克斯坦政治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位于哪裡(阿斯塔納的回歸與)1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6日,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飛機窗口航拍。視覺中國 圖

從阿拉木圖北望新都:哈薩克斯坦的獨立與遷都

哈薩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圖(Алматы),位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地。19世紀中期,沙俄的一支哥薩克騎兵隊在此建立了韋爾内城堡,是為阿拉木圖建城之始。這座城市的誕生是沙俄在中亞草原擴張的産物,因此自建城起這座城市就帶着濃厚的俄羅斯殖民色彩。在沙俄逐步完成對中亞的征服後,阿拉木圖被作為突厥斯坦總督區下轄七河州(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首府。在蘇聯完成對中亞地區的民族識别與劃界後,阿拉木圖升格成為了哈薩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首都。

1991年12月,哈薩克斯坦宣布獨立,不久遷都即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94年7月,哈最高蘇維埃通過遷都決議案,并成立遷都委員會。哈薩克斯坦遷都具有多重原因的考慮,首先,阿拉木圖地處哈薩克斯坦的邊境地帶,不具有國家安全意義上的戰略縱深。

其次,伊犁河谷雖水草豐茂,氣候溫暖濕潤,但曆史上地震頻發,1812年至1911年,阿拉木圖地區僅裡氏7.7級以上強震就發生過至少四次;1911年1月3日,阿拉木圖附近克賓河谷發生裡氏8.4級的強震幾乎徹底摧毀了全城。

再者,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初,國内哈薩克族與俄羅斯族人口基本持平。由于曆史原因,哈薩克斯坦北部五州長期是俄羅斯族聚居之地。獨立之初,哈薩克斯坦的一些過激民族主義行為加劇了北部五州的俄羅斯族分離傾向,阿拉木圖偏于東南一隅,難以對全國實現政治輻射。遷都也是有拉動哈薩克族向北方流動,進而實現穩定北方的目的。

最後,由于阿拉木圖的曆史,遷都在一定意義上也有在蘇聯、俄羅斯之外另起爐竈的政治含義。

當遷都決議獲最高蘇維埃通過後,遷都委員會根據拟定的新首都選址三十二項指标,羅列出了四個備選城市:卡拉幹達州的烏勒套和首府卡拉幹達、阿克糾賓斯克州(1999年改稱阿克托别州)首府阿克托别和阿克莫拉州首府阿克莫拉(原名阿克莫林斯克或墾荒城)。

在這些備選城市中,烏勒套雖位于哈薩克斯坦的地理中心,但烏勒套缺少水資源,工業發展滞後,基礎設施薄弱,自然環境難以在未來承載一座首都級的大都市;卡拉幹達是哈薩克斯坦傳統重工業基地,雖基礎設施比較發達,但常年的工業發展也使卡拉幹達土地沉降嚴重,生态環境惡化嚴重。阿克托别是石油重鎮,城市發展均衡,且位于烏拉爾河支流伊列克河左岸,不過阿克托别位于國家的西北部,若定都于此則難以輻射國家東部地區。

阿克莫拉在哈薩克語中意為“白色的墳墓”,這裡以冬季漫長嚴寒而著稱。但阿克莫拉卻有着其他備選城市難以比拟的區位優勢。在蘇聯前領導人赫魯曉夫動員墾荒西伯利亞之時,阿克莫拉便作為服務墾荒運動的區域中心城市來進行建設,這就使阿克莫拉市有了較為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随着鐵路的貫通,阿克莫拉開始成為哈薩克斯坦中北部的交通樞紐。阿克莫拉雖不是絕對地理中心,但作為“五州通衢”之地與各州首府的距離都不遠。此外,阿克莫拉地勢平坦,土地資源豐富,伊希姆河穿城而過,水資源充沛,擁有大規模建設所必需的自然條件。

遷都方案敲定後,從1996年底起,哈薩克斯坦中央機關開始陸續北移,1997年阿克莫拉更名為阿斯塔納,至1998年1月全部中央機關基本能完全在阿斯塔納開展工作(阿拉木圖保留了經濟中心職能)。阿斯塔納在哈薩克語中意為“首都”。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的首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接受《國家地理》采訪時曾回憶,首都“阿斯塔納”之名是他在睡夢中想到的。

1998年4月,哈薩克斯坦政府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指名邀請來自日本、德國、俄羅斯等14個國家的50個建築設計師團隊參加“首都規劃國際大賽”,最終日本設計師黑川紀章團隊的方案脫穎而出并接受了哈薩克斯坦政府制定新首都總體規劃方案的委托。黑川紀章的規劃方案最終奠定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阿斯塔納。

作為現代哈薩克斯坦象征的“阿斯塔納”

黑川紀章在《城市革命——從公有到共有》一書中詳細地闡述了這座城市的設計與規劃理念。“共生”是黑川紀章建築設計的核心理念,“曆史與未來共生”以及“人與自然共生”是阿斯塔納城市規劃的核心主題,“共生”理念也與納紮爾巴耶夫等政治精英們打造一座位于歐亞中心的現代未來之城的構想不謀而合,一套由防風林、水循環再利用體系、氣化煤供暖供熱系統組合而成的生态可持續的建設方案便應運而生。

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位于哪裡(阿斯塔納的回歸與)2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6日,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和平與和諧金字塔,一個62米高的金字塔(右)和哈茲拉特蘇丹清真寺(中)。視覺中國 圖

就在阿斯塔納如火如荼建設之際,黑川紀章的方案開始不斷遭受到質疑與批評,不斷有學者看到了黑川紀章規劃方案背後的政治因素。聖彼得堡歐洲大學曆史系教授納裡·謝列克巴耶夫(Nari Shelekpayev)指出黑川紀章的規劃方案最後勝出并不是因為哈薩克斯坦政府用嚴格的專業标準進行嚴格篩選,未來生态之城建設的背後是政治精英所設想的現代化藍圖。黑川紀章的方案在今天并沒有有效預防都市快速發展而造成的城市病,“未來之城”的規劃理念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擺脫“灰暗的蘇聯記憶”。而阿斯塔納的城市建設中大量采用後現代元素也為了塑造國家“外部合法性”,這樣便可以為推動國家的“哈薩克化”營造一種有利的政治環境,其實質是當代哈薩克斯坦政府實現其政治目标的一種策略。

謝列克巴耶夫的觀點并非是一家之言。法國學者阿德裡安·福夫(Adrien Fauve)分析了阿斯塔納“獨立廣場”内側的兩組關于哈薩克民族曆史文化的雕塑景觀的形成,他認為阿斯塔納市内的各種“民族主義政治符号”實質是一種“模糊的權力景觀”,折射出的恰恰是當今哈薩克斯坦政治的不穩定性。他還認為,阿斯塔納不隻是當代哈薩克斯坦的“國家形象”,現代化的阿斯塔納展示了當代哈薩克斯坦塑造了一個開放、自由、充滿活力的一面,“全球化”的阿斯塔納連接了哈薩克斯坦與世界,其實質是當代哈薩克斯坦政府塑造自身政治合法性的一種手段,實際上其城市風貌與當代哈薩克斯坦社會現實存在着巨大落差。

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建築人類學家布克利(Vactor Buchlli)及華沙大學的拉澤考夫斯基(Mateusz Laszczkowski)先後從建築、空間、城市規劃的角度對阿斯塔納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人類學考察,他們的研究呼應了阿德裡安·福夫提出的關于“理念與現實斷裂”的說法。布克利認為阿斯塔納城市建設采取了一種與蘇聯建築風格截然迥異的後現代主義風格,這種建設路徑在打造“典範性首都”的同時,也服務于國家創造新的“哈薩克斯坦身份認同”。拉澤考夫斯基研究了在當代哈薩克斯坦社會背景下阿斯塔納城市吸引力問題,他認為阿斯塔納“美好建設願景”與當代哈薩克斯坦社會生活現實之間存在嚴重矛盾,這也造成了許多新移民在這座未來之城的生活中有着強烈的現實社會失落感。布克利也指出後現代主義建設理念塑造了城市的“易拍攝性”,無處不在的城市數字化體驗大大降低了居民對城市空間的感知,這也導緻當地居民“無法以一種整體性的、有意義的方式真正栖居”。

處在政治變革漩渦中的“努爾蘇丹”

美國學者納塔列·科赫(Natalie Koch)曾對阿斯塔納和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建城史進行了比較,他認為納紮爾巴耶夫遷都的實質是效法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遷都安卡拉,其意在鞏固領袖對國家政治的主導。科赫的觀點在近年來哈薩克斯坦的最高權力交接中得到了印證,阿斯塔納作為哈薩克斯坦現代化的符号性城市,自然與哈薩克斯坦的政治變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

2019年3月19日,納紮爾巴耶夫辭去哈薩克斯坦總統,代理總統托卡耶夫為了表示此後納紮爾巴耶夫的地位仍然無可撼動,提議将阿斯塔納更名為努爾蘇丹,以紀念納紮爾巴耶夫的開國功績(納紮爾巴耶夫全名為努爾蘇丹·阿比舍維奇·納紮爾巴耶夫),與此同時,納紮爾巴耶夫還獲得了國家最高榮譽象征的金星勳章及“民族領袖”榮譽頭銜,此外還以“首任總統”、“國家安全會議主席”的身份繼續參與政治活動。

托卡耶夫最初對首都更名的提議是有着一定的政治考量,這是效法美國以“華盛頓”命名首都,同時也代表了托卡耶夫對納紮爾巴耶夫的忠誠宣誓,也向外界傳達出托卡耶夫并不會輕易改變納紮爾巴耶夫政治路線的信号。

一年多之後,2020年5月2日,哈薩克斯坦議會上院議長,“首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長女達麗嘉·納紮爾巴耶娃突然宣布辭職,納紮爾巴耶夫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政治布局開始被打破。2021年11月,納紮爾巴耶夫宣布辭去“祖國之光黨”黨主席一職。緊接着,2022年1月,哈薩克斯坦國内爆發“一月事件”,托卡耶夫借助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軍事力量迅速平息動亂。“一月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納紮爾巴耶夫時代”的徹底終結,首任總統卸任後近三年的“雙頭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托卡耶夫掌握了最高權力。與之相伴的,是托卡耶夫提出一套系統的政治改革計劃。

“一月事件”後托卡耶夫提出的政治改革計劃強調改革的目标是建設“新哈薩克斯坦”與“哈薩克斯坦第二共和國”。2022年3月,托卡耶夫又提議執政黨黨名由“祖國之光(Nur’otan)”更改為“Amanat”(直譯為“祖先的遺訓”)。 6月5日,哈薩克斯坦新憲法在公投中通過,新憲法删除了“首任總統地位不可動搖”的條款。9月6日,托卡耶夫在2022年第二次發布國情咨文,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更為深入的改革計劃,而提議将首都名稱改回阿斯塔納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這一事件象征着“第二共和國”的徹底到來,作為“努爾蘇丹”的首都也見證了從“納紮爾巴耶夫時代”向“托卡耶夫時代”過渡的三年多時間裡哈薩克斯坦政壇的風風雨雨。

(李書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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