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喀爾拉

翻開《辭海》，找到遊俠一頁，我們可以看到三種釋義：1.古稱豪爽好結交，輕生重義，勇于排難解紛的人。2.猶任俠。3.指無賴之徒。三種釋義差距甚大，這十分明顯地體現出中國人對遊俠二字的不同認識。遊俠，他們究竟是舍生取義的英雄，還是無法無天的暴徒？

追溯曆史，這種分歧其實從最早記錄遊俠的兩本史籍《史記》與《漢書》之間就已經産生。

司馬遷認為遊俠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輕生重義之士。他在《史記·遊俠列傳》頌揚了遊俠急人之難、言而有信的高尚道德和舍生取義、追求自由的精神，并區分了布衣之俠與豪暴之徒、民間盜跖的不同。

其實遊俠并沒有明确的定性，糾纏司馬遷、班固孰對孰錯是毫無意義的。《史記》與《漢書》中描寫的遊俠之所以不同，這與他們的視角、史書性質、作者價值取向是有着密切的聯系的。

“100個人眼中有100種遊俠。”司馬遷私修《史記》，他心中對當時時代的憤懑和不平從來都是表露無遺的。他欣賞遊俠們言必信行必果、重義輕利、崇尚自由的精神特質。而班固著《漢書》是政府行為，必然要為專制君主打壓這種破壞法律，破壞封建社會制度的不正之風。因此，二人眼中遊俠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從表面上看，二者所謂遊俠都具有以下品質：重承諾、講義氣、輕生死。但司馬遷筆下的遊俠們有情有義，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違反法律，舍棄财富與生命。而班固描寫的遊俠，在仗義疏财、救人不贍的壯舉背後卻是陰詐好殺，肆意破環法律的兇暴嘴臉。同樣是遊俠，為什麼在不同的角度差距就如此之大呢?

實質上，二者讨論的遊俠在狹義上根本不是一種人。

司馬遷贊揚布衣之俠，他佩服他們雖隻是普通平民，卻能有着舍生取義的壯舉。但這種真正的遊俠在漢代基本已經消失。《史記·遊俠列傳》中也提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餘甚恨之”。司馬遷寫《遊俠列傳》就正是為了紀念這些平民之俠。

反觀班固抨擊的所謂遊俠，其實是司馬遷眼中的“暴豪”，這批人往往是當地的豪強大賈，官二代富二代。他們依仗自己豐厚的家财，抱有不正當目的結交他人,實際上都心懷異志，危害中央。這類人并不具有布衣之俠那種舍棄自我利益的奉獻之心，他們眼中往往隻有利益與暴力。

二家各成一言，那麼究竟誰的遊俠才是“真”遊俠呢？其實，他們筆下的遊俠都是遊俠。他們都是中國遊俠思想發展下的産物。所謂暴豪與布衣之俠，實際上隻是遊俠的不同亞種而已。史學大家呂思勉先生曾說：“遊俠與暴豪之徒，其不可分也久矣。”（《秦漢史》）下面我們将淺談遊俠的誕生與消亡。

追溯曆史，“俠”之精神從先秦時期的墨家發展中逐漸成形。墨家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結構為俠義的催生提供了适宜的環境。而當時社會混亂，以下克上屢見不鮮，如司馬氏所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時局的動蕩又給遊俠提供了舞台。但此時的墨家并不是遊俠，充分體現遊俠之道的還是像四公子一類，門客衆多，自成一股小勢力，半依附于國家，聞名于一方。

而秦統一六國後，墨家學派發展的沃土被破壞，其組織成員迅速分解為個體存在。而四公子此類一方豪強也大大減少，門客勢力顯出頹勢，出現了大量漂泊于世的在野之士。這兩股勢力最終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遊俠。

他們有的四處漂泊，行俠仗義。有的稱霸一方，成為當地固定的暴豪。但在法家主導下的秦帝國采取高壓政策，其代表韓子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觸犯法律是法家最無法容忍的。

秦帝國通過焚書坑儒打擊了儒家勢力的同時，為了穩固統治，打擊這遊俠離心勢力，秦始皇曾特意遷遊俠于京城，（據記載，人數最多的一次達到了10萬人）同時對不順從者進行剿滅。一時間，基本上全國各地有名有姓的遊俠都被集中到了首都鹹陽，成為了朝廷監視下的順民。表面上，遊俠勢力不是被鏟除就是被壓制。但其實在秦暴政的壓迫下，遊俠精神正暗流湧動，逐漸發展壯大。

秦亡于二世，平民起兵、諸侯複國、楚漢争霸，華夏大地重新陷入混亂，一時間各路暴豪、布衣之俠紛紛揭竿而起。這是一次遊俠精神的反彈複興，以法律是無法壓制遊俠精神的，遊俠蔑視法律，追求自我體現，不能以普通平民的價值取向所定義。直至漢初，遊俠仍是曆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之一。

漢朝江山初定，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了漢朝統治江山的正統思想。曾經被法家藐視的儒家擁有了政府力量的幫助，日益強大。當然，此時的儒家已經融合了諸家之長。其核心也是維護其統治者利益。

而任俠之道與當時儒家主張的仁義禮智信孝忠并不能相容。二者經常出現沖突，先秦時期也有過“天下不歸于楊，則歸于墨”的說法。因此，重情義、輕生死的亡命之徒--遊俠們，依舊是統治集團與儒家學者的“敵人”。

視儒者為“章句小儒”，不仕君王，追求自由的遊俠自然也不屑于與統治者、儒學家為伍，反而往往會與各地的王國勢力所勾結，成為威脅中央的重要因素。他們再一次成為了主流的打擊對象。

司馬遷時代的遊俠其實已經不再是“布衣之俠”了，他們不再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普通平民，反而成為披着俠義外衣、肆意做出暴虐行徑的地方豪強。即使是洛陽劇孟這樣少數的真正具有俠義之心的大家，他強大的财力物力也将是皇權統治的心腹大患。

此時的遊俠基本已經走向了覆亡之路。司馬遷創作《史記·遊俠列傳》也是為了憑吊昔日的布衣之俠，還寫出“餘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希望人們看到布衣之俠與暴豪之徒的區别。而不是希望人們争當遊俠、複興遊俠。

而班固所處東漢時期，此時的遊俠勢力基本已經淡出人民的視野。班固的《漢書·遊俠傳》基本就是為漢代遊俠的蓋棺定論之作。雖然班固著書為政府行為，難免有失偏頗。但其描寫基本符合漢代遊俠狀況。我們不可否認其具有相當的客觀性。

遊俠文化興于亂世，而社會相對安定、天下大一統的漢朝儒家式社會沒有給遊俠留下生存的空間。最後的漢代遊俠時代随着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落下了帷幕。具有濃郁黑社會組織色彩的遊俠群體基本被漢朝所淘汰。

雖然遊俠打抱不平，講求信義，快意恩仇。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正統“仁義忠孝”的思想，但他們本身崇尚暴力，威脅社會安定，其黑惡的性質注定無法融于安定和平的統一王朝之中。

回歸主題，其實，暴徒和義士都是遊俠的寫照，光影相生，遊俠正因為其體現了人性的雙重性而具有極大的魅力。他們的事迹中充斥着正義與暴虐，鮮血與情義。即使他們被曆史的車輪軋成渣滓，随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但遊俠的精神卻長存于華夏民族的血液與本性之中。在講求仁義的國人内心，也沉睡着一頭具有血性的悍獸——遊俠之情。儒家思想塑造了我們的靈魂，而遊俠的精神則深深地熔鑄其中。我們永遠不會再成為遊俠了，但我們要記住，無論是暴徒還是義士，這些遊俠的品質永遠刻在中華民族的靈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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