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簡介

1990年出土于懸泉置遺址。竹簡一枚（簡号Ⅱ90DXT0111③:4），該簡上下均有殘斷，下部殘缺較多，簡長14.3厘米，寬1厘米，厚0.25厘米，竹子材質。該簡單面書寫，簡文内容是漢代通行的儒家典籍《論語·憲問》篇内容。竹簡文字為規整的隸書，版面舒朗，書法遒勁有力，具有着漢隸“八分”獨特的書法藝術特色。現藏甘肅簡牍博物館。

半部《論語》治天下

《論語》是一部以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為主要内容的專書，今天通行的版本共二十篇，分别是：學而、為政、八佾、裡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顔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每篇分若幹章，章數不等。篇與篇或章與章之間，在内容上并沒有順序和關聯，因此《論語》一書是記載孔子和弟子言行的片段合集。但這絲毫不影響《論語》的價值内涵，《論語》直觀的反映了孔子及儒家論修養、論為學、論從政、論哲學等方面的内容。書中對孔子其人生平和思想學說的叙述，為後代人認識和研究孔子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可以說後代學者對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建構絕大多數導源于《論語》這部書。

宋嘉定十年當塗郡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遞修本《四書章句集注》書影 | 圖源《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

《論語》這部書成書于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之時，大約在戰國早期就已經成書并開始流傳。遲至漢代，由于儒學确立了經學正統地位，《論語》在此時也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被漢代學者趙岐譽為“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足見《論語》在漢代學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和神聖性。《漢書·藝文志》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可見《論語》一書就是由弟子記載編纂而成，由于弟子各自記載的不同，《論語》在漢代有齊《論語》、魯《論語》、古《論語》三種版本，其中齊《論語》差異較大，在二十篇基礎上多出了《問王》和《知道》兩篇。漢代人對《論語》的稱呼與今人不同，漢代人一般以“論”、“語”、“傳”、“記”來指稱。西漢至東漢，傳承《論語》的學者相沿不絕。漢文帝劉恒“欲廣遊學之路”，曾設立《論語》博士。漢武帝時期，開始表彰六經，不再設置《論語》博士，但是仍有博士孔安國為其書作《傳》。西漢後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将軍蕭望之”等，都是傳承《論語》的知名人物，而安昌侯張禹更是“以傳《論語》授成帝”名噪一時。東漢時期為《論語》做注解、章句的學者至少不下十家之多。

我館所藏的這一枚竹簡正是《論語·憲問》第七章：“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首先，這一枚竹簡的發現證明了，兩千年後的我們所誦讀的《論語·憲問》第七章與漢代人無異。我國典籍流傳源遠流長，經過兩千多年歲月的磨砺，我們依舊閱讀着原汁原味的先賢著作。其次，對比這兩句話就會發現，竹簡中隻有“愛之，能勿勞乎”一句，而且還有“《傳》不雲乎”“其著以□”這兩句并不屬于《論語》這一句的話語。從“《傳》不雲乎”我們可以知道《論語》在漢代通行的名稱就是《傳》，再結合“其著以□”這一句來看，這一枚竹簡并不單純是《論語》文本，實際上更像是對《論語》的注解或者章句，是建立在《論語》文本上的闡釋著作。可以推測“其著以□”後面就應該是，對儒家學說“愛”和“忠”的進一步闡發。在漢代人的思想世界中“忠、愛、情”等概念非常重要，每個人對這些概念的理解雖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思想的底色必然受到儒家思想巨大的影響，這一點在我館保藏的刻有“忠”“情”二字的木質文物中亦可窺見。

刻有“忠”“情”的木質文物 | 圖源甘肅簡牍博物館

參考文獻：

1.董治安主編:《經部要籍概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

2.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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