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保險的，表面光鮮亮麗，實則我們心知肚明：在中國，這四個字是貶義詞。

非但如此，賣保險，還是一個高風險職業。

為了幾千元傭金，可能就要承擔幾十萬元的賠償。

下面，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案例。

一、案件經過

郭某是平安的代理人。

2016年9月，郭某向小學同學吳某推薦了平安福16。

投保過程中，郭某并未按照健康告知逐一詢問吳某，便讓吳某在健康告知上全部選了“否”，郭某獲得傭金7986.21元。

2017年3月，吳某被确診為急性心肌梗死，向平安人壽申請理賠。

經平安人壽調查，

2010年3月，吳某被檢查出心肌病、冠狀動脈輕度病變；

2012年5月發現有結腸息肉，并進行切除；

2015年4月又發現結腸息肉，再次進行切除；

2017年6月住院，吳某主訴既往患“慢性胃炎”3年...

由此可知，吳某投保前已涉及健康告知，屬于未如實告知，于是平安人壽出具了拒賠。

吳某便将保險公司告上了法庭。

一審中，吳某提供了一份通話錄音，證明代理人郭某未逐條詢問。

二審中，郭某本人也出庭作證，表示錄音真實，并稱平安人壽在培訓時隻讓她核實“有沒有住過院”，沒有住過院就點“确定”。

因此，法院認為保險公司未履行詢問義務，判處保險公司賠償吳某25萬元。

平安人壽也乖乖服從了判決。

事情到此本該就結束。

保險公司卻不太甘心：代理人的鍋，怎麼能讓自己背？

轉身就把郭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賠償25萬元保險金、之前發放的傭金，加上訴訟費，合計約27萬。

法庭上，平安人壽提供了與郭某簽訂的《保險代理合同書》，其中規定：代理人存在阻礙客戶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等情形的，平安人壽有權追究代理人責任。

郭某則辯稱，平安人壽的培訓都是形式化的，其主要内容都是如何獲客、如何賣保險，對于健康告知等内容極少培訓，這才導緻了自己的過錯。

由于沒有提供有力證據，法院對郭某的說法不予采納。

法院按照《合同法》第406條規定：

有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無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受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最終還是判郭某賠償平安人壽約27萬。

以上内容來源于裁判文書：

-（2019）魯0202民初6008号

-（2020）魯02民終4925号

說實話，我是同情郭某的，她隻不過是千萬代理人中的一個韭菜，雖然有錯，但不該承擔這麼多。

雖然一審二審均已敗訴收場，但二審的律師辯護相當精彩，也确實反應了現存的保險市場缺陷。

我從中截取了部分。

二、律師辯護

1、保險公司沒有盡到必要的審慎義務，應當承擔部分責任

2015年6月，《保險法》進行了修改，取消了保險代理人資格考試的要求，改由保險公司按照考勤頒發資格證書。

這種機制下，保險公司無需考察培訓質量，隻考察是否參加培訓，代理人業務能力必然無法保障。

作為保險公司應該認識到其中存在的風險，比如銷售誤導的發生。

針對這樣的風險，保險公司本可以通過保證培訓質量，對合同進行必要審核，對被保人病史進行調查來管控。

而事實上，保險公司非但沒有進行監督管控，反而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對代理人的“信賴”上，顯然沒有盡到必要的審慎義務，應當承擔部分責任。

從其他類似的案例可見，法院判處代理人承擔的責任均在30%以下。雖說中國非判例法國家，然而案例中的雙方責任和背後價值是相似的，值得裁判者參考。

2、保險公司的行為存在巨大道德風險，應當懲罰

作為商業機構，保險公司以追逐最大的業務以取得最大的利益，這種逐利本性展露無遺。

而在如今的逐利過程中，保險公司将所存在的風險都轉移給了投保人和代理人。

比如代理人沒有詢問投保人健康情況，要承擔全部違約責任；

比如投保人沒有告知自身健康情況，可以解除合同并不退還保費。

這種模式下存在巨大的商業道德風險，即保險公司不再需要關心代理人是否詢問，不再需要投保人是否如實告知，因為他們獲利的同時也不需要承擔風險，一旦審核這些反而失利。

于是他們減少專業培訓、減少對合同的管控。

一審判決認為，代理人的銷售誤導若不受到法律懲處會産生道德風險，實際上，保險公司以自己絕對的支配地位，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自身責任轉嫁他人的道德風險卻實實在在、時時刻刻的發生着。

代理人的道德風險隻能影響個案，而保險公司的道德風險則能影響整個行業乃至整個社會。

這樣的道德風險，必須予以懲戒。

寫在最後

從事過代理人行業，接受過所謂“保險黃埔軍校”培訓的我，對保險公司的作為也有發言權。

他們毫無下限的招攬代理人；

培訓時隻談業務，不談法律法規；

一方面收割代理人及其身邊的人脈資源；

一方面等真正出事了，卻把所有的責任歸咎于代理人和投保人。

荒謬至極！

保險，之所以飽受诟病，臭名遠揚，究竟是誰的錯？

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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