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中華帝國基本版圖的奠定，主要是在漢武帝時代完成的，對于當時漢朝的勢力範圍，《漢書》裡有幾句比較簡潔的概括。

當時的漢帝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向東“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也就是今天朝鮮半島漢城以北的地區，在那裡，漢朝直接設立了四個郡來管理。“北卻匈奴萬裡,更起營塞”，今天的内蒙古地區就在漢朝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僅如此，漢朝的軍隊甚至一度攻擊到今天的蒙古國。“制南海以為八郡”，今天的兩廣、海南島等地區也都已經進入到漢朝政府的控制範圍之内。這樣的版圖，和後來中國曆史大一統時期的基本格局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說，從空間角度來看，中華帝國從漢武帝時期開始逐漸形成。

這無疑是一項偉業，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要簡單地沉迷于對外戰争的勝利，曆史并沒有這麼簡單，不是說一個國家向外拓張，在戰場上取得了勝利，它的民族就會偉大，百姓就會幸福。戰争和領土的開拓會衍生出很多複雜的曆史問題，或許會扭曲内部的一些政治結構，從長遠的角度來講，甚至會遺留下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

漢武帝時代的領土拓張就是一個例子，通過曆史上幾位著名史學家的評論，我們可以深入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其實在中國古代史學家的主流當中，對漢武帝是以持批判态度為主的，這當然不是說史學家們反對漢武帝保家衛國、反擊匈奴，他們對于漢武帝的批判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

東漢初期著名的史學家、《漢書》的作者班固對于漢武帝的評價，整體上來說還是比較公允的。《漢書·匈奴傳》中曾讨論過漢朝與匈奴的關系，班固認為，對匈奴一味的妥協是沒有用的，無論是和親還是賞賜，都無法确保和匈奴之間的和平關系，“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就是說匈奴多次違背約定，侵犯漢朝邊境，這種情況在漢文帝時代非常明顯。漢文帝處理問題是十分謹慎的，但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和平努力以後，匈奴仍然是出爾反爾，漢文帝這麼有耐心的人最後也耐不住了，于是“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禦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這說明對于匈奴的反擊戰争，可能并不是漢武帝一朝臨時起意，因為從漢文帝中年以後所形成的認識當中，人們可能已經感覺到了，光靠和親和賄賂來保持和匈奴之間的和平，似乎隻是一個空想。

班固畫像

所以班固又說，想通過簡單的約束來保持和匈奴之間的和平，那是“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亦過乎”，是不現實的。從這些評論當中，我們可以明确地看出班固的态度——不主張單純用和親、妥協的手段來處理和匈奴的關系，認同對匈奴采取必要的反擊。

那麼，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更加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是如何看待漢匈問題的呢？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有一段評論，從這段評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對于保家衛國、反擊匈奴，司馬遷同樣是持支持态度的，否則他也不會去塑造飛将軍李廣這個抗擊匈奴的鮮明形象。而司馬光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在《資治通鑒》中曾明确地批評過，用和親來購買和平的做法是不切實際的。

既然對于漢武帝大規模反擊匈奴，他們都是贊同的，那麼史學家們為什麼還要批判漢武帝呢？

我們先來看司馬遷的這段評論，因為司馬遷本人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可以近距離觀察，肯定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思考。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評價的第一句是，“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閑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意思就是說，當年孔子修《春秋》，在講到春秋十二公當中最早的兩位（隐公、桓公）的時候，孔子會把很多事情講的非常明白，但是，一旦編修到孔子自己生活的時代，也就是定公、哀公時代，他就會非常隐諱。因為隐公、桓公距離孔子的時代已經兩百年左右，所以無需顧忌，但是到了孔子自己生活的時代，有些話就不能說透了。

接下來司馬遷又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谄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作為漢武帝時代的人，司馬遷親眼目睹了漢朝攻打匈奴過程當中的種種問題。

首先，一些向漢武帝獻策、主張去攻打匈奴的人，為了獲得皇帝的欣賞和信任，也為自己找到升官發财的機會，往往會編織出各種各樣的謊言，把有利于自己的說法呈現在漢武帝的面前。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帝所獲得的信息當然不會是全面而準确的，整個局勢也處在了不利的局面。

第二，司馬遷說，在這場戰争中，“将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将帥們一是仗着漢朝地廣物博，财富豐富，打仗耗得起，二是利用百姓對匈奴的仇恨情緒，去說服漢武帝積極主戰，希望能夠給自己找到一個建功立業的機會。而面對征戰匈奴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皇帝往往也是直接順從了這些将帥，并沒有深思熟慮，全面考察。顯然，這樣的決策遠沒有做到精益求精，所以司馬遷說“是以建功不深”。漢武帝時期的對匈作戰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些勝利背後的代價極其慘重，全面地看待這個問題後，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的看法是很有依據的。

接下來司馬遷又舉了一個古代的例子，他說“堯雖賢，得禹而九州甯”，堯這麼賢能的人，尚且不能靠自己來完成所有的功業，他要找到大禹才能夠治水，讓九州安甯，所以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靠一個人是不行的，必須不停地挖掘人才，依靠大家的力量。“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也就是說讓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一定要好好挑選将領和宰相。

值得注意的是，“唯在擇任将相哉”這句話司馬遷重複了兩遍，這說明他認為這裡是有問題的，換句話說，司馬遷認為漢武帝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沒有把将領和丞相挑選好，而是隻憑着一個人的意願去籌劃很多事情。至于漢武帝怎麼沒有把将領選擇好，司馬遷點到為止，沒有再說下去了。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司馬遷在最開始舉的孔子修《春秋》的例子，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前後呼應的關系，他想要批評漢武帝，但是出于某些顧慮，沒有明說。

《史記》目錄（局部）

而在今天，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讨論清楚。有些人認為出《史記》的篇章安排沒有規律，比如第110卷是《匈奴列傳》，在《匈奴列傳》之前的一卷是飛将軍李廣的傳記，而在《匈奴列傳》的後一卷是衛青和霍去病的傳記，幾個漢朝人物傳記把《匈奴列傳》夾在中間，這樣難免顯得有些雜亂。那麼，司馬遷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安排呢？

如果把《匈奴列傳》看成一個對稱軸，它的前面是李廣的傳記，後面是衛青、霍去病的傳記，再往遠看，李廣之前是韓長孺的傳記，衛青、霍去病之後是公孫弘和主父偃的傳記。我們可以發現，以《匈奴列傳》為中心，它的前後是兩種代表性的将領，一種是李廣，另一個是衛青、霍去病。再往兩邊是兩種大臣的代表，一種大臣是敢于反對皇帝的，以韓安國為代表，另一種大臣是不敢反對皇帝的，以公孫弘等人為代表。

李廣畫像

這個時候再看《匈奴列傳》最後這句“唯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我們就可以理解司馬遷的用意所在——以《匈奴列傳》為中心，在此之前的将相，司馬遷認為他們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是優秀的；而在此之後的将相，司馬遷認為他們隻會聽從漢武帝的指揮，不是優秀的。

通過這樣的一個結構安排，司馬遷想表達的是，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唯唯諾諾，隻知道完成皇帝的意志，這是有問題的。國家大事不可能靠着一個人的頭腦就完成好，必須要群策群力，整個國家需要反對的聲音，也正因為反對聲音的存在，才有可能精打細磨，最終研讨出一個更加優秀的方案。

除此之外，班固在《漢書·西域列傳》中對漢武帝對外擴張也有批判，而他的觀點也被司馬光收錄在《資治通鑒》當中，可見二者的看法基本一緻。

司馬光

對于漢武帝通西域這件事本身，班固是給予肯定的，但問題在于，當漢武帝知道西域有很多寶物時，其個人的欲望就被激發出來，“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各種奇珍異寶從不同的國家輸往長安，漢武帝作為帝王的貪婪欲也愈發膨脹。為了招至更多的殊方異物、體驗萬國來朝的滿足感，漢武帝開始“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酒池肉林”，這是商纣王曾做過的事，漢武帝也同樣做過。攻打匈奴是一個國家戰略目标，但到了後期，漢武帝跨越了這個界限，從為了國家的公共利益，最後變成為了滿足個人的帝王私欲。

另外，開拓西域花費了很多金錢，“賂遺贈送,萬裡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所耗财物數不勝數，國家财政支撐不起，怎麼辦呢？——“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币,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就是說，百姓所有的财富都被奪走，被用在滿足漢武帝個人私欲的拓張活動當中，再加上大量的老百姓被投入到邊關去，去應付戰事、運輸糧食，農田上都沒有人耕田了，所以“因之以兇年”，緊跟着的就是年成欠收，百姓們铤而走險，“寇盜并起,道路不通”，也就是說，本來是一場為了保家衛國而發起的戰争，一旦帝王跨過了公私界限，反而讓内地的百姓痛苦不堪，這是班固批判的重點。

漢文帝畫像

同樣，司馬光對于漢武帝的批判并不在于他發動保家衛國的戰争，而在于在這個過程中，漢武帝的帝王野心不斷膨脹，窮奢極欲，沒有界限。所以漢武帝與他的祖父漢文帝比，差就差在這個地方，漢文帝知道節制，行為是有邊界的，但漢武帝沒有，這是司馬光對于漢武帝的批判。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曆史學家會批判、否定那些過度拓張的帝王？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帝王往往會失去保家衛國的初衷。他們難以填平的野心和欲壑，也必定會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痛苦。我們經常講“不忘初心”，而漢武帝顯然就是忘了初心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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