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眺莫高窟 拍攝于冬季

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 李雨心 實習生 王卓

春夏之交的敦煌還是一片淺棕色。在莫高窟九層塔正對的大漠黃沙下，一位串聯起敦煌與蜀地千裡情緣的重要人物與他的夫人一起長眠于此。在高台之上舉目而望，不遠處便是莫高窟，東邊是三危山、南邊是祁連山脈，西邊是鳴沙山。三山環繞，段文傑、龍時英夫婦的墓碑在此肅立，上書兩聯：“出蜀入隴根脈植莫高，風雪胡楊雄大漠；承前啟後群賢仰宗師，敦煌藝術擎巨椽。”

2022年5月，封面新聞推出“考古中國 從蜀地出發”主題策劃，派出9路記者追尋中國考古曆程，敦煌是其中一站。千裡之外，蜀地與敦煌遙遙相望，在漫長的歲月裡，兩地幾乎血脈相連。夕陽之下，記者拾級而上，墓碑前的鮮花在風沙中擺動。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趙曉星，與紮根敦煌30餘年的研究館員婁婕一起接受了封面新聞記者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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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莫高：世界現存規模最大佛教藝術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在古代，敦煌是一座繁盛的城市。聞名中外的莫高窟坐落在這裡。它始建于前秦時期，後曆經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元朝等曆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内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盛地。

然則，佛教世界的創造必然與現實生活發生密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藝術是現實的投射與反映。因而，敦煌的可貴之處，在于以高度發達的文化藝術展現了一千年的古代社會生活和文明，提供給現代無可比拟的、極其豐富的研究資料。

在藝術價值上，莫高窟向人們展示了一部佛教美術藝術史及其中國化的漸進曆程，又是中國藝術與西域藝術往來交流的曆史記載。對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世界美術史都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在繪畫門類上，保存了中國宋代以前豐富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的實例，這是世界各國博物館藏品所未見的。其壁畫題材還為我國音樂史、舞蹈史、建築史提供了大量例證。而在科技價值上，莫高窟也為我國古代農耕、交通、軍事、百姓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廣泛而珍貴的圖像數據。

莫高窟九層塔

1961年，莫高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

如今，數以萬計的研究學者投身“敦煌學”的保護與研究，時光倒回至數十年前，是他們打開了這扇通往西域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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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守望人：四川人段文傑

得知記者是由四川而來，趙曉星講述道，20世紀四五十年代起，全國各地有志于此的學者紛紛趕赴敦煌，在此駐紮守望數十年之久，以生命之火燃燒與奉獻，這其中就有一大部分來自四川的學者，包括敦煌研究院成立後的第一任院長段文傑，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孫儒僩（[xiàn]），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李其瓊，敦煌的“活字典、活資料”史葦湘以及一生專注壁畫臨摹的歐陽琳等等。

段文傑，于1917年生于四川綿陽，是我國最著名的敦煌學研究專家之一，駐紮敦煌60餘年。先後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敦煌研究院院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2007年，他被甘肅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文物局授予“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終身成就獎”。

段文傑先生

正是因為他對敦煌的重大貢獻，2021年4月，“永遠的敦煌·莫高守望”敦煌壁畫藝術精品公益展曾專門為綿陽特設展覽，讓段文傑的“莫高精神”魂歸故裡。

綿陽段家在當地有一定名望，家學傳承不斷，書香彌漫。段文傑生長于此，從小展示出驚人的繪畫天賦。1941年，段文傑考入重慶藝專國畫系，從此正式開啟了他的繪畫生涯。令人豔羨的是，自己有天賦，人生的路途上還能遇見良師。段文傑當時的老師們，在如今聽來都是如雷貫耳的大師：呂風子、潘天壽、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等。

根據家中親眷講述，段文傑對敦煌的熱愛緣起一場特别的展覽。1944年，還在重慶藝專讀書的段文傑聽說張大千即将在重慶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在此之前，已經名聲大噪的張大千剛剛完成他的敦煌之旅，臨摹了敦煌壁畫200多幅。段文傑從學校一路步行20餘裡前去觀展，隻一眼就為敦煌壁畫深深折服，立志前往敦煌。

第二年，段文傑從重慶藝專畢業後，立即出發趕往敦煌，路遇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跟随他輾轉去往敦煌，一待就是60年。60年裡，段文傑一共臨摹了敦煌壁畫343幅，占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壁畫臨摹作品的八分之一，是個人臨摹壁畫數量最多的藝術家，其創下的記錄至今無人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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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赴沙洲：蜀地兒女前仆後繼投身敦煌

張大千的藝術火種并未斷絕，在段文傑到達敦煌後的幾年裡，一大批對敦煌心向往之的四川學者們奔赴敦煌。來自新津的孫儒僩與來自三台的李其瓊是為敦煌奉獻了畢生的一對夫妻。在李其瓊因病離世後，孫儒僩為妻子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詞，“當年萬裡苦追求，相伴赴沙洲。宕泉坎坷尋夢，危崖千窟遊。事未就，鬓已秋，伴西遊……”

綿陽人史葦湘被稱為敦煌的“活字典”，他和同樣駐守在敦煌、來自彭縣的歐陽琳結為夫婦，畢生緻力于壁畫臨摹。二人的愛情故事也一度在當地傳為佳話，當年，戀人歐陽林早一年先史葦湘到達敦煌，史葦湘決心前往敦煌的原因裡，也有追尋愛人的重要因素。

陳寅恪先生曾說：“敦煌者，吾國學術傷心史也。”，而在國内外學術界也一直流傳“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國外”，然而自段文傑、史葦湘、孫儒僩等一行人後，這個現象即被扭轉。

如今的敦煌交通便利、旅遊業發達，早已脫離了數十年前的模樣。但在趙曉星、婁婕等新一代“敦煌守護者”看來，以四川學者為代表的老一輩“敦煌人”，在當時的條件下，幾乎就是“自我犧牲”。

“在當年那個物質非常匮乏的年代，在西北這片荒漠上，是什麼樣的精神促使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還能依然守護這裡？他們真的‘犧牲’了很多，才成就了現在的敦煌。”趙曉星說道，那個時候，在敦煌的艱辛是現代人無法想象的。

如今，從莫高窟到敦煌縣城，驅車前往隻需要20分鐘。但在數十年前，從莫高窟到縣城沒有汽車、道路不通，先生們有的趕馬車，有的趕牛車，有的趕毛驢，稍有耽擱，當天往返即成問題。

物資極其匮乏、生活極其單調，身前是壁畫，身後即是漫天黃沙。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一進洞窟就十分嚴寒，常年需要裹着襖子。糧食、蔬菜常常短缺，生活是吃了上頓不知道有沒有下頓，加之水土環境十分糟糕，許多老一輩的敦煌人都罹患上了胃癌。

90年代，段文傑因患癌做了大面積胃部切除手術，但是術後他幾乎沒有休息，即從蘭州返回敦煌。在現如今的敦煌研究院中，不少與段文傑接觸過的人回憶起他，“廢寝忘食”幾乎是對他的整體評價。

段文傑臨摹敦煌壁畫舊照

如今數十年過去，西北的黃沙依然沒有掩埋蜀地兒女對于敦煌的向往。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就是一位成都人，他曾多次帶隊回四川舉辦敦煌藝術展。羅華慶告訴記者，現在的敦煌研究院内依然能看到很多四川人的身影，其中不乏80後、90後等年輕人。他們也像許多前輩先賢一樣，在此紮根、成家立業、研究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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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展覽：牽連蜀地對敦煌的魂牽夢繞

說起敦煌與蜀地的情緣，舉世聞名的四川内江畫家張大千是一位核心人物。也幾乎可以說，段文傑、史葦湘等一批四川學者紛紛奔赴敦煌，離不開張大千的号召以及1944年他在重慶舉辦敦煌畫展的影響。

1992年，史葦湘夫婦二人退休時，史葦湘回憶張大千對他說過的話，“要成為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正是這句話，影響了他一生。

1941-1943年間，彼時已經大有所成的知名畫家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200多幅。1944年，張大千在重慶舉辦敦煌壁畫展，轟動全國。“敦煌”一時從一門小衆學術變成了國人皆知的“顯學”。畫展的票價很高，但是依然沒有影響人們觀展的熱情。陳寅恪看過畫展後評價：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

也正是在這場震驚全國的畫展影響下，一部分“近水樓台”的四川學者和畫師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啟迪，開啟了一場千裡之外的浪漫旅程。

在趙曉星看來，四川工匠到訪敦煌，不僅僅是現當代的事，回溯至千年前的宋朝、西夏時期，四川人在莫高窟壁畫上就已經留下了印記。“在莫高窟的壁畫上，我們的确發現過在千年之前，大約是宋、西夏時期，一位四川來的工匠或者遊人曾在壁畫上留下題記，由此可知當時四川和敦煌之間一定是密切往來的。”趙曉星說道。

同時，趙曉星也認為，敦煌和四川的緊密聯系也和地理位置、曆史有關，“敦煌和四川的聯系有可能是在吐蕃時期得到了加強，西南西北的一些民俗習慣，常常能在某些文獻中查找到相通性，我們認為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婁婕則提到，一大批來自四川的老先生奔赴敦煌，也與四川美院的建立有關。“當年那一批老先生，幾乎都是從四川藝專畢業的，也就是現在的四川美院。作為中國的八大美術學院，四川美院是響當當的，滋養了很多優秀的畫家。”

如今，每一年，敦煌壁畫藝術展幾乎都要在四川各地舉行。夕陽餘晖下，大漠的黃沙難掩前輩先賢的孤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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