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雲 考古偵探 5天前

三、漢字文明的濫觞：神話線索

神話中極少描述關于文字發明的問題，最早于《荀子?解蔽》中記載着：“好書者衆矣，而倉颉獨傳者壹也。”顯示了戰國時期認為文字乃是一元來源的觀點。關于倉颉的記載和造型，幾乎未見于在先秦文獻中，僅于西漢時《淮南子》始提及，到了東漢時期，漢墓的少數畫像石上，才開始有倉颉造字圖的造型出現，如發現于山東沂南縣北寨的畫像石等（圖一二八）。

《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蒼颉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栖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淮南子?修務》另言：“昔者，蒼颉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後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東漢許慎解說：“黃帝之史倉颉。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分理猶文理。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葢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颉之初作書。葢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唐代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叙畫之源流》補充：“颉有四目，仰觀天象。因俪烏龜之迹，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此外，《春秋元命苞》也有相關記載，但都隻是将《淮南子》中的記載加以诠釋、描繪。這些神話皆反映出“文字發明必定源自天極、是神聖偉大事業”的傳統觀念。

圖一二八、山東沂南縣北寨的東漢畫像石：倉颉造字圖

關于中國的造字神話，流傳很少，宛如此地隻是一個幅員窄小之處，而其發展的民族隻有單一族群、其文字隻有單一的來源及相關神話似的。然而，這對應于像中國如此廣闊的地域來說，是相當不合理的情況，因此吾人在研究相關題目時，不得不對此提出疑問。一般而言，我們可以針對其情況提出兩種可能：一是或許有其它相關神話在曆史的洪流中被遺忘、逸失了；一是或許中國地域的文明發展過程中，雖然擁有多元的族群，但其文字系統基本上卻隻有一個源頭，即類似西亞的文明發展情況，許多族群、國家、文明的文字都源自地望幅員很小的蘇美爾聯合城邦古國。

除了上述的假設，我們還可以考慮以下情形：許多文獻雖然載有單一的文字來源故事，同時考古也顯示了從殷商文字的另一條發展線索，但這兩條線索恐怕難以找到交錯之處。因為殷商并沒有崇拜蒼颉的痕迹，倉颉的神話反而記載在南方的文獻中，且無法與商族的起源曆史相連結。

圖一二九、山東沂南縣北寨的東漢畫像石版

由于造字神話的來源不明，我們隻能提出一些根據不足的猜測。就神話發祥地的問題而言，吾人或許可以考慮《淮南子》與南方文明的關系。大體而言，本書内容所記錄的神話與南方文明關系的可能性是較高的，但因《淮南子》成書年代晚至西漢，其内容的來源也相當廣博揉雜，因此它的撰寫材料未必隻限于南方。《漢書?藝文志》有提及《蒼颉》一篇，早已遺失，但相似數據出自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雖然出土地點也屬淮南範圍，卻不足以作傳統來源的指标。

從神話中所叙述的時代而言，雖然《說文》以及清代學者王先謙和何甯撰都認為倉颉是黃帝的史官，但實際上的文獻中，并無确切記載倉颉為什麼時代的人，盡管在提及他的前後文獻中，都有談到堯舜時代的人物。在沂南畫像石的倉颉造字圖中，其下有二人交談的形象，雖然榜上無題，吾人不知其确切的人物為何，但是左邊之人的造型，卻近似于山東東漢畫像石中舜帝的造型（圖一二九）。然而，雖然有這種對應關系，但我們也不能就此斷定這代表倉颉是堯舜時代的人物，因為在神話之中，并沒有确切的記載可以說明此事。

四、考古發現殷商之前文字的痕迹

（一）文字的屬性問題

學界對于殷商早期具有文字特性的符号之興趣日漸增長，卻均以“陶文”之詞來統稱各地一切陶器上的刻畫符号，這個稱呼雖已指出其刻寫符号的載體材料，卻未能區分其内容，其中哪些地區的“陶文”具有泛文字性質的特征？而哪些僅是作為神秘性質的圖案符号而已？從目前學界的讨論來看，尚未至能夠分辨的程度。有部分學者将所有的刻畫符号當作文字，另一部分的學者則否定各地出土在陶器上所刻畫的符号具有文字的功用；還有一些學者，以年代來區分：認為距今4000年起（青銅早期以來）的一切符号均可當作文字，而更早的則不入于文字之列，并将時代上符合在青銅早期這個分水嶺之後的中國境内所有地區的刻畫符号，都當作是“漢字”的雛形。

學者們這樣将各地符号混為一談，不考慮其地域的相隔和文化、族群的差異性，甚至也不考慮各地語言的不同，硬是将許多地方的刻文符号都以“漢字的起源”來探讨，這顯然是犯了研究方法上的錯誤。在希臘文之前，地中海地區早已有許多文字形成之後又消失，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絕不能代表希臘文字的起源。同理可證，漢字原是殷周文字，殷周文字本身一定有其源頭，不可能整個上古中國幅員數千裡的族群之語文，都能參與漢字的形成過程。即如希臘化時代用希臘文的族群分布雖然很廣，吾人也不能就此認定在希臘化時代之前數千年，這一空間地帶族群的語文發展也是以希臘文為主；同理，雖然漢字文化最終成為整個中國的書寫系統，但我們也不能就此以為天下先民從初始就都是使用漢語。這是因為在上古時期，采用漢文的國家，依恃其延續了幾千年的國勢，擴大其文化影響力，從而吞并了綿延數千裡之空間，才發展出如今漢字書寫系統的盛況，但這是文字曆史的果實，而不是它們初始萌芽階段的情況。

因此本人建議，研究者應放棄以書寫載體材料來區分文字為甲骨文、金文、陶文、簡文、帛文等分類方法，而首先應以文字的語言、地域、族群等屬性來區别。因為同一種語文可以被書寫在各種不同的材料上，所以“書寫載體究竟為何？”這類問題，對于研究早期文字的萌生發展來說，往往是次要的，而文字本身所代表的語言、族群文化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因為現今中國的範圍内，在上古時期，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屬于現在我們所認知的這個“中文”，因此，若要探讨殷周國家所采用文字的起源，必須特别注意到語文的區分，彼此之間互不相幹的語文不宜混為一談。此外，我們在處理這些衆多早期的刻文符号材料時，應該分辨哪些才是具有文字特征的符号，不宜将之與其它衆多非文字的神秘符号混在一起讨論。

根據考古發現，中國各地皆擁有少數早期的刻文符号，亦即出現在陶制禮器上的陶文，或刻在玉器上的符号。然而，這些早期的刻文符号，大部分隻是作為神秘符号使用，并沒有文字起源的涵義（如以半坡文化符号為例，圖一三〇），同時也看不出其間是否擁有一脈相承的關系。雖然如此，但吾人若要研究文字的起源，也隻能在這些早期符号的遺迹中，尋找其中是否已有作為早期文字雛型的特征和迹象。

圖一三〇、半坡文化陶器符号

從考古資料的時代來看，早期刻文符号出現的年代，可能更早于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但是從空間上來說，卻與《淮南子》成書地點具有若幹共同性：目前最早的前文字符号，恰好便是在江淮地區被發現……。由于目前各地新石器文化遺存出土陶器上的神秘符号中，隻有少數才含有可視為象形文字的特征，因此本文隻限于讨論這些或許具有文字功能的陶文。而最早出現先文字符号的地域，則是在江淮、江漢平原一帶。

（二）長江、淮、漢流域早期文字雛形

在殷商之前，早已有了許多其他博大精深的古文明，并且，這些古文明在社會化、國家化的程度上，也相當成熟。從新石器晚期以來，各地已出現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即使早如在安徽侯家寨和湖北大溪等兩種文化，其中所發現的刻畫符号，似乎也已有了早期文字系統的特征。

甲、早期江淮文字

考古學者于侯家寨發現的文字符号，皆是刻在陶器的底部上。同時，這些陶器也都呈現了人為地、有意破壞的痕迹，這有可能是某種祭禮的形式，例如有可能在祈禱時将器物摔碎，隻保留刻有陶文的器底。這種帶有文字的器底，在皖淮蚌埠雙墩遺址發現數量最多，共發現633個字，同樣字形的重複率也很高，年代測試的上限約距今6000年左右，下限則可能到達距今5000年前（圖一三一）。在其它侯家寨文化類型的遺址中，發現帶有符号的器底，其數量則沒有雙墩那麼多。采用這種刻畫符号的确切族群範圍，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有些學者認為，長江中遊的早期文字皆屬于從侯家寨發展出來的系統，但以筆者淺見，長江中遊、漢水流域的文字乃屬另一種獨立的語文，兩者不宜混為一談。

圖一三一、雙墩侯家寨器底刻畫文字

甲骨文晚期有“淮”字出現，而從西周中期以來，江淮地區的族群在銘文中被稱為“淮人”、“淮夷”或“淮戎”，是周人貴族的征伐對象。侯家寨的字或許可以視為淮夷先民的象形文字，但由于新石器晚期到殷周之間，不管是氣候變化、河流改道，還是族群流動等變化因素，都非常的複雜，因此吾人尚無法明瞭其族群間的傳承關系，因此僅使用考古的方法，并不能完全确定使用侯家寨文字的族群及其語言屬性，他們與金文中淮夷的關系更是難以考定。

圖一三二、徐大立先生對侯家寨刻畫文字分析：1、複合符号的組成；2－4、雙墩侯家寨文字與甲骨文字對照。

雖然侯家寨文字的形狀可能類似淮人初期文字的濫觞，并還保留着原始圖案的相貌，但卻已有單體符号被用來構成組合符号的情況（圖一三二：1），這顯然可以視為是早期文字的征兆。雖然族群及語言屬性不明，徐大立先生卻認為：從字形上來看，侯家寨陶文的很多字，都可以用殷商甲骨文加以對照（圖一三二：2－4）。然而，因為雙墩和殷墟的時空距離皆很遙遠，我們不可能讨論其間的族群傳承關系，因此隻能說他們構字的方式或許具有某種關聯性，尤其據青銅初期的考古資料，或可推論蚌埠雙墩的符号，可能在部分上具體影響了南土皖贛文字的形成。而在青銅文明中的皖贛文字，包括吳城文字與雙墩文字，彼此之間可能具有一些傳承關系，但因為現有出土資料的不足，加上淮夷先民和先吳族群的語言應該相異，因此我們現在對這方面的資料研究，尚難以找尋到适當的鑰匙以一窺堂奧。

乙、早期江漢文字

江淮地區之外，在長江中遊許多大溪晚期至屈家嶺文化遺址的發掘中，亦發現了與侯家寨時代相近的文字，依最早發現的地點而稱之為“楊家灣文字”，年代在距今5500至4500年間，最早可能也到達距今6000年左右。楊家灣文字也是出現在陶器底部上，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楊家灣與侯家寨文字之間可能存在着某種連結關系。但不管從字形、筆畫、結構等各方面來看，雖然為了祈禱而将陶器砸碎的儀式看似是相近，但文字造型的本身、以及該文字所表達的語言，兩者之間差異頗大。江淮與江漢器底刻字的關系複雜：兩地雖然都有故意将陶器砸碎、并在器底刻字的祭儀，但器底的符号卻不相同。因此可以考慮，侯家寨和楊家灣兩個獨特文化的情況，可能類似西亞地區的蘇美爾和埃蘭的關系，是雖有交流和互相影響，有相似的禮儀，但卻有各獨立的文字。

圖一三三：1、楊家灣遺址陶器刻畫文字；2、城頭山遺址陶器刻畫文字；3、柳林溪遺址器底刻畫文字；4、秭歸柳林溪遺址支座圓盤刻畫文字；5、陶寺遺址陶壺上的朱書文字。

在長江流域很多地區，距今6000至5000年的遺址中，發現器底上有神秘符号，例如崧澤遺址的陶器上，也有器底符号，說明這在長江流域屬于普遍的禮儀習俗。但崧澤器底刻紋不似乎文字的起源，在目前能看到的資料中，似乎隻是侯家寨和楊家灣符号才有文字的作用。

澧陽與江漢地區自彭頭山晚期以來，已能發現陶器砸碎的儀式以及器底上刻符号的傳統萌芽，如八十垱已有這樣的禮器，直至大溪晚期時代，兩湖地區很多地方都發現同樣的符号，皆可被歸類為“楊家灣文字”學者們分析宜昌楊家灣文字後，認為在目前所見的早期文字中，澧陽和江漢平原、湘西洪江、鄂西宜昌、鄂北随州這些遺址，所發現的符号數量和類型最多，并且，其抽象化的程度确實比侯家寨高。根據目前的資料，其範圍在西南方到達了湖南洪江，可見于高廟遺址大溪、屈家嶺時代的地層的遺物中；西北方則到達湖北宜昌秭歸，可見于楊家灣、中寶島、柳林溪等遺址中；東南方到達澧水彙入長江之處，可見于城頭山等遺址中；東北方則到達了随州地區，可見于金雞嶺等遺址中；甚至也有可能遠至大别山以東淮河流域的河南信陽等地區。秭歸柳林溪遺址除了器底上的刻文，也發現了幾件帶有文字的支座圓盤（圖一三三：1－4；一三四）。湖北省和地方考古所還藏着許多未公布的楊家灣文字資料，出土的空間範圍涵蓋整個江漢平原、鄂西和鄂北地區。

圖一三四、餘秀翠先生對楊家灣文字分析

有不少學者認為，這些符号與殷商甲骨文字的構成規律一緻，可能有傳承關系，甚至認為江漢平原新石器晚期的文字，有可能就是殷商文字的淵源之一。在大溪屈家嶺的文字中，與殷商文字字形相同者數量不少，如“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等字形，在楊家灣文字與甲骨文中都有，相當于甲骨文的“神”、“申”、“角”、“示”、“鬥”、“竹”、“圖片”、“木”、“米”、“京”、“田”等字形，但這些字在兩個文明中的用意卻難以相互對照，因此無法判别這些具有相似字型的字體，是否就代表兩種文字本身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此外，還有一 些字，如“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等，在楊家灣陶文、吳城陶文（圖一三八；一三九）、殷商甲骨文中都曾出現過，這些字體相當于甲骨金文的“且” （祖）、“五”、“網”、“亞”字，但我們卻無從得知這些相似的字形，其字義是否也一樣相同？又或者是互不相幹？甚至是否有可能是時代最晚的殷商文明，借用了長江流域的字形？筆者認為，以上皆有可能，或者部分字型是被借用，而部分隻是形體偶然相似，也一樣是有可能的。

然則，就算殷商和吳城文字源自大溪、屈家嶺文明，其字義亦可能相同，但這三個地方的語言也不可能一樣。依照筆者推論，大溪至屈家嶺楊家灣文字所記錄者，極有可能就是屬于那些必需被歸類為先楚文化族群的語言，及其所産生之文字。這些新石器晚期以來的早期先楚文字，對青銅時期先吳文字、殷文字的影響，乃是上古文明史研究的關鍵難題。

從總體對長江中遊文明的認識，筆者以為：其對整個中國上古文明的發展，占有最關鍵的地位，更身為主導文明化的角色，因此，漢字的發祥地或許依然是源于此地。從某些字形的研究，我們更加可以看出：字形的象形意義，似乎可以溯源至長江中遊的精神文化。在此最突顯的例子可能是楊家灣、吳城和甲骨文中通見、也都曾在出土文物中出現過的“且”（祖）字。

丙、“祖”形之索隐

從“且”（祖）和“示”字形，我們或許可以間接聯想到長江中遊殷商前與殷商文化之間的關聯。從前文中我們可以發現，石家河文明所謂的“柄形器”，不但是一種常見的玉器，且後來在盤龍城、二裡頭、二裡崗、殷墟墓裡作為随葬品出現的頻率很高。

石家河柄形器的形狀很多種（圖一三五：2—5），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形狀，是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柄形器上常有圓形的缺塊），盤龍城、二裡頭、二裡崗和殷墓中的柄形器，均繼承了此一特點（圖一三六：15—20）。從石家河以來，柄形器一直被用作為小型的随葬禮器，據此可見其内在意義的重要性，但即使如此，我們依然對它的用處感到難以理解。

圖一三五：1、鄧家灣祭祀區屈家嶺偶像；2－5、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

直至安陽後崗殷商貴族3号墓出土了幾件柄形器，才對其神秘意義提供了線索。這幾件抦型器上皆留下了朱書，寫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筆者贊成劉钊先生的假設，認為該朱書即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即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的牌位。由此出發，劉钊先生更進一步地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一三六：1—13）。該字在甲骨文寫成“”，既可釋為“主”的古字，亦可釋為“示”或“且”（祖）的異體字（圖一三六：14）。

此一線索确實使筆者發現，所謂“柄形器”的形狀與甲骨文的“且”（祖）字十分接近。該禮器源自屈家嶺、石家河文明，具有崇拜祖先的作用，而且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同時也就是“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現在大溪、屈家嶺文字之中。

圖一三六：1—7、後崗殷墓出土的祖形器（摘自《考古》1993年第10期和1995年第7期）；8—11、甲骨文字形（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2—13、太平洋社會群島石廟石表的形狀（摘自《考古》1995年第7期）；14、《合集》22062蔔辭；15、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石家河玉柄形器；16－18、盤龍城四期李家嘴出土的柄形器；19、偃師二裡頭出土的石家河類型柄形器；20、陜北神木石峁遺址埋藏的石家河類型柄形器。

屈家嶺祭祀區出土之筒管形的偶像（圖四三：1；一三五：1）正是因為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學界稱為“陶祖” ，其意思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義釋為生殖器，亦是可從。如果筆者觀察無誤，屈家嶺的陶祖與大溪、屈家嶺的“圖片”字形或許能有直接關系，都是表達對祖先的崇拜，亦是“祖”字的來源，而小型的柄形器當也屬同一脈絡的禮器，恰好在屈家嶺的大型陶祖與殷商祖先的牌位間，補充了連接的環節。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但還是出現過小型陶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 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并将之放在墓裡，以祈求其在信仰上代表“生殖”或“新生”的意義。

郭立新讨論屈家嶺到石家河祭禮的演變，曾有提出以下想法：“以陶筒形器這種物化對象而不是以明确的祖先或人物為崇拜對象，說明這種崇拜很可能源于神話傳說中的部落英雄或祖先，這樣的宗教活動與後世那種以明确的世系祖先為崇拜對象相比，比較不具有排他性，其公共性和包容性更強，能在更大範圍上統合人群……[但從屈家嶺晚期起，]個人、家庭和群體之間的競争導緻了作為社群公共崇拜對象的部落神話英雄祖先被直接向個人或世系群傳承财富和地位的血緣祖先所取代，墓祭取代大型公共祭祀，以陶筒形器為象征的社群公共崇拜體系趨于式微。”此論述的确掌握了當時社會演變的重點之一，而小型玉制的柄形器作為家族的祖先牌位，取代了大型公共崇拜始祖的禮器地位。在之後的盤龍城時代，貴族也傳承了這一點，采用小型玉制的祖先牌位。

直至殷商時期，殷人承襲了這個在上古大文明中被用來崇拜“祖”的禮器，卻轉而将其使用在自己的祖先崇拜禮儀之中，故在這些祖形器之上書寫祖先的日名廟号。殷墓裡發現這種玉制祖先牌位甚多，有可能在其上書寫廟名當時是普遍采用的祭法，但是因為朱書難以保存，所以帶日名的“柄形器”發現不多。據此可見，殷商貴族接受了采用石家河文明崇拜祖先的一些祭法。

如果筆者思路無誤，那麼這些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明中舉世聞名的史料，便能夠用來解釋“且”（祖）字的來源了，更可以補證楊家灣文字與殷商文字之間的關聯性，又或許，吳城亦可能使用溪、屈家嶺的文字。

丁、“神”字來源之謎

楊家灣字形中，恰好有肖似于甲骨文中的“神”、“申”字：“圖片”、“圖片”。通過筆者考證，基于古人對雙嘴夔龍天神的崇拜，筆者認為其可能與硬陶和銅器上的神紋符号關系密切。自盤龍城一期時代以來時代以來，帶神紋的硬陶便常見于江漢地區的墓葬中，作為随葬品使用，并由此傳到黃河流域，作為寶貴物品及随葬品（圖二五至二九；五三）。因此，在此我們能觀察到以下現象：長江中遊和商周通見有帶神紋的禮器，且該紋飾與硬陶技術都源自長江流域，同時，在同一文化中的楊家灣文字中，确實有着與甲骨金文“神”、“申”字接近的字體。

盡管如此，筆者卻不認為楊家灣符号與甲骨文之間的關聯性，是可以直接成立的。其原因在于：新石器晚期的江漢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與殷商族群的語言不同，所以，也許甲骨文字在創始之初，便借用了源自長江中遊的字形或系統，但其之間的關系卻絕不是一條連續性、一脈相承的脈絡，而我們則尚需要經過更進一步語言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才能試圖探索此難題。

戊、江河地區早期符号──兼談眼形符号之謎

江河流域、中原地區自新石器中期以來的文明，皆發現有刻畫符号，但楊家灣之前的符号，尚不能代表文字的形成。關于早期的符号，學界最熱門的讨論，乃是在裴李崗文化河南賈湖遺址所發現的21個符号，學者們多以甲骨文和《周易》的占蔔文化來解釋，但這相當牽強。學界對賈湖符号的興趣很大，是因為其不僅在陶器上被發現，也被發現在龜甲上，其中“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等符号在各處都有，“圖片”、“圖片”等符号後亦被發現于楊家灣先楚文字中。賈湖陶罐“圖片”（圖一三七：4）符号，經常可與侯家寨符号做連結（圖一三七：2、3）。在江漢地區大約屈家嶺時代的石刻上，也可見到這種圖案（圖一三七：1），略早其亦出現在楊家灣文字以及石家河刻紋中（圖一三七：5），吾人難以确定這些符号彼此之間是否真具有傳承關系，隻是從空間脈絡來思考的話，賈湖與城背溪、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分布範圍相近，因此确實是有這個可能性。

在賈湖文化晚期的龜甲上，考古學者們也發現了特殊的眼形符号（圖三三：5）。前文已提及，相當于二裡頭時期的荊南寺、偃師二裡頭、三星堆二期遺址，都有出土了帶眼形符号的陶尊，然而，新石器時代賈湖文化和青銅時期上述三地的眼睛符号，彼此之間時代的差距極遠，吾人難以讨論其間關系。不過，即使如此，這些地區仍屬相同的地理範圍，很早就有資源、技術、器物上的交流，此問題已從各方面被論及。豫中地區在新石器中晚期與豫西南、鄂西（漢水流域及江漢平原）等地，早已開始有了密切的關系。因此我們不能排除這些符号的關聯性。當然，到了青銅時代文明，眼形符号的意義應該與賈湖龜甲上刻眼睛的意義，已有很大的差異性。

圖一三七：1、屈家嶺文化石碑；2－3、雙墩侯家寨器底刻畫文字；4、舞陽賈湖帶符号的陶罐；5、鄧家灣擂缽。

該眼形符号形似甲骨文“圖片、圖片”（目、臣）兩個字，所以學術界稱之為“臣紋”，但依筆者淺見，這種眼形符号在文明發展中，已成為先蜀文明的特殊标記，或許，這些符号在青銅時期便成為了甲骨文“圖片”、“圖片”（圖片）“蜀”字的來源。學者們早已讨論過三星堆突出眼睛的人頭像，與“蜀”字目形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發現了這些符号的出現規律，或可補證此一假設，并且，此研究也揭示了這種神秘形象，有可能是源自豫南鄂西江漢文明（圖三三）。

顯然賈湖龜甲上的眼形符号，絕不可能有“蜀”的涵義，但這也并不否定江河地區眼形符号的傳承。直至石家河晚期，神秘玉器強調“圖片”形狀的眼睛，此眼形符号又開始獨立出現在長江中、上遊以及江河平原的禮器上，荊南寺、二裡頭、三星堆之外，吳城殷商前時代的陶文也出現了“圖片”字（圖一三九）。甲骨文“圖片”字的字形結構确實有點類似石家河類型勾柄人頭的禮器，可能有同一文化脈絡的關系，後演變成為蜀人根據其信仰而自我認定自身族群的符号。可惜，由于資料過度零散，對此問題目前我們并沒有更明确的證據，隻能依據少許的蛛絲馬迹，做嚴謹度稍嫌不足的相關推想。

己、青銅早期時代幾種線形文字的出現

以上顯示，長江流域、江淮、江漢地區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晚期，距今5500年前，此地區已可見兩種初期的文字系統。但因文字尚未被解讀出來，因此吾人仍不知其族群和語言屬性，隻能以地理位置将之暫定為淮夷先民以及先楚文明的文字。據考古發掘，在距今4000年前後的青銅時代，先吳、先楚、先蜀、先越，以及其他地區都已有了自己的文字，其部分文字的淵源，或許便與新石器晚期侯家寨和楊家灣的先文字系統有所關聯，但另一部分則屬于獨立且與上述族群互不相關的語文。

其中，青銅時代的吳城已可見相當發達的文字系統，其發展的成熟度絕不遜于殷商甲骨金文。并且，吳城文字與殷墟文字的關聯性已極為明确（圖一三八；一三九），兩者遺迹的年代也相差不遠，但我們從兩者的比較之間明顯可見的是：雖然部分字形、構字的規律相類，但吳城文字卻與殷商甲骨金文并不完全是同一種文字，很多字形依然相異。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忽略這些文字所表達的語言，吳文和殷文顯然是截然不同的。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大膽的假設，或許商人在構造其文字系統時，借用了先吳文字的造字經驗及其字形。

圖一三八：1、吳城帶字陶缽；2、吳城帶字陶罐。

圖一三九、吳城文字。

殷商文字書寫刻畫在甲骨與銅器上，因此容易保存，而早期吳國的文字，目前卻隻能見到以陶器為書寫媒介而得以保留下來者，數量相對較少。不過，因為文字結構豐富成熟，筆者認為先吳族群應該也曾在其它材料上寫字，但可能因為不是銅、骨等容易久藏不壞的書寫媒介，而是容易腐爛的材料之故，沒有保存到今天。

在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吳城文字的字型結構，與楊家灣文字具有不少的共同之處，以及字形相同的文例。這使我們思考吳城文字的形成是否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獨立創造的語文，與江漢文字的相似性純粹屬于偶然，是我們現代人在判讀時的誤會；第二是或者先楚文明對先吳産生某種影響，促使先吳族群借用先楚文字。雖然我們不知道當時這兩地的語言屬性差異度如何，但可以推論兩者的地域相隔不遠，其語言可能屬同一種語系，因此吳人若要借用楚人書寫方法，并配合自己語言來做使用，可能是相當方便的。

前文已從考古研究觀察新石器晚期以來的曆史，發現長江流域的各個文明之間，不僅繁多往來、地域産業的專業化，以及城市的文化發展、社會國家化、城邦聯合國的形成，還有城與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都會産生共同文字的需求，這種共同文字可能被用來作為城邦、國家之間的盟書契約、交易文書等，并獲得彼此認同。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長江中上遊（從吳城到三星堆）确實有可能決定采用一套可以共通的文字書寫紀錄系統。根據長江流域的考古研究，和殷商之前的史料所述，在此一族群間交流頻繁的時期，具有通用文字的可能性并不低。

即使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卻還是不能因此認定長江中上遊族群間的文明和語言就已經完全同化了，因為即使可能有通用文字的存在，各地還是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獨特性和特有的口說語言。如果有通用的文字，則這些三、四（或更多）種語言所讀出來的音肯定依然是有所不同的，這就像是同時代的西亞楔形文字，有很多種不同的讀音，但卻依然可以作族群之間的溝通媒介，或類似于現今中國，雖然各地方言不同，但卻以共享的文字作為連結。

此外，殷商之前的長江流域，文字統一化的程度應該不可能到達秦漢等大一統帝國之後的情形，每個地方寫字的字型、用字的習慣，應該都擁有獨特的地方特色。另一種可能性是在武丁合并漢北、漢東地區之後，先楚文明走向與殷商親近的曆史路途，而先吳、先蜀卻保留了其獨立性，因此自殷商以來，這三地文字更有一段長時間獨立發展，故增加了彼此文字之間的差異性。可惜，目前因考古資料過度零散，我們隻能提出一些合理的假設，卻無法提供充分的證據。

與此同時，長江下遊另外發現了可能屬于先越文明的文字，由良渚晚期至馬橋文化陶文為代表（圖一四〇）。部分馬橋的字形與吳城、楊家灣字形相當接近。但由于迄今發現的字形還不到100個，學者們既無法解讀其文字，也無法回答同樣的問題：馬橋文字是否是一種完全獨立的先越文字（與後期越國的鳥篆并無關連）？或者僅是一種帶有地方特色的長江流域當時通用文字？

圖一四〇：1、馬橋陶文符号；2、良渚馬橋雙鼻壺陶文（藏于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3、良渚馬橋帶文字陶壺。

然而，學者們也在江淮、淮黃地區另外發現了與長江流域肯定毫無關聯的線形文字。如淮黃下遊山東鄒平縣丁公村的龍山時期遺址，發現一塊帶字陶片（圖一四一），其形狀與甲骨文完全不同，且其書體風格類似于簡文行書。因此，從甲骨學角度來看，曹定雲先生懷疑本陶片的年代是否有誤。但考古的年代測試确顯無誤，這确實是距今4200－3900年間的遺物。馮時先生将之自釋為彜文解讀，而陳平先生卻認為這是先商東夷的文字，無論如何，丁公語文與殷商語文、漢字無關，與長江流域的文字也互不相幹，是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字系統，隻是到了殷周時期，可能已經消失了。

圖一四一、龍山丁公遺址陶文。

圖一四二、南蕩文化文字陶片。

此外，與馬橋文化對岸位于淮河彙入長江附近的龍虬莊遺址區，在與馬橋同時期的南蕩文化地層，另發現了一塊帶有非常特殊字體的陶片。陶片上左邊的四個字，與楊家灣文字的字形和結構雖有相似之處，但右邊的文字卻是前所未見的，這個文字與越、吳不同，類似于草書的四條線形文（圖一四二）。南蕩文化屬于江蘇甯鎮地區的青銅早期文化，其地理位置是在良渚文化範圍的先越與先吳兩個族群之間，本陶片似乎是兩種文字的對照書寫，或許這可能是以兩種不同語文書寫、紀錄并以資互相參照的文獻，但詳細的情況尚待考古界進一步的研究。

以上的幾個例證，都顯示長江上、下遊地區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時期，早已有幾種早期文字雛形、以及幾種相當成熟的文字成型。可惜的是，長江流域的古文明族群并未選擇在骨、銅、石等較易保存的材料上刻字，僅有少數在陶器上刻字留存。由于目前發現的帶文陶器還太零散，資料相對不足，尤其是許多發掘出來的相關資料迄今尚未整理、公布（主要是湖北、江西未公布的殷商之前陶文太多），因此，我們雖已了解長江流域古文明在文字的發展程度上相當成熟，但學界卻尚未能加以解讀、破譯。

庚、總結：長江流域為早期文字的發祥地

經由考古分析，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新石器晚期以來社會國家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其中有可能就是由先楚文明作為主導。從大溪晚期以來的先楚文字，也可能逐步成為長江流域的主流通用記錄方式，青銅時期長江中下遊的文字，則繼承了先楚文字；長江上遊以及漢水與淮河流域交界地區，也屬于先楚文化的影響範圍，應該也參與了該文字的使用及流通；雖然豫南、中是比較偏僻的地方，但也發現少數楊家灣類型的刻文符号。以上所提及的幾個地方，幅員十分遼闊，這麼廣闊的地區顯然屬于不同族群的居住範圍，而這些族群也不可能使用同一種語言，但這些語言應該比較親近，有極高的可能屬于同一種語系。因此，先楚文字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在同一種語系内擁有跨語言的書寫紀錄功用。

此外，從青銅時期以來，在其它地區也有發現獨立的語文系統存在。所以在殷商之前，中國肯定已經有數種不相關的文字系統産生。這些系統中，有些文字隻在小地方流傳，而當時最發達的長江流域地區，則可能已有共同的文字系統。

不過，在黃河流域的青銅器早期遺址，也發現了近似文字的刻畫符号。所以筆者在下文中，将着重于考察江漢以北的這些青銅早期古國文字被發現的情況，讨論它們的語文應該被視為哪種類型。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郭靜雲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古籍出版2013年）第282-324頁。參考文獻略，如需引用或轉載，務請查閱原文并說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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