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敦桢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中，談到中國古代木架結構的優點時，提到“承重與圍護結構分工明确”，因而可以裝設或拆改，甚至可以預先在異地制作結構構件再運抵現場安裝。這裡所引用的史料為《四庫全書》中輯錄的宋代文獻《樂全先生文集》第二十五卷。

《樂全先生文集》的作者是張方平，曾任仁宗朝參知政事，谥号“文定”，宋代應天府即南京人，後曾兩次出任南京知府。

與今天的以為的南京不同，北宋時期所指的“應天府”和“南京”是今天的商丘，即周代宋國的所在地。

五代末期，宋太祖趙匡胤被後周政權任命為“歸德軍節度使”出鎮宋州（今商丘），太祖因此将國号定為大宋，又按五德學說将宋定為“火德”，為表示君權天授，将商丘升為“應天府”。在大中祥符七年，崇信道教的宋真宗“車駕幸亳”，前往亳州谒拜老子，經過應天府的時候将應天府又升為“南京”，并進行了一定的建設，修建了重熙頒慶樓和歸德殿，歸德殿的設置明顯是取自太祖“歸德軍”的經曆。

《中國古代建築史》所參考的這一段，正是張方平“奏請修南京門阙事”，我們查閱原文（文末附），可以發現大概指的是原文中的如下段落：“……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塲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腳空船，逐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造其餘合用椽箔塼瓦等物……”。可見東京的“事材場”是北宋汴梁加工京城房屋木構架的主要場所，張方平作為一位建樹頗多的能臣，因此從這一奏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若幹問題：

首先是南京營建本身頗為波折，從行文中可以得知，自從真宗朝開始謀劃建設到當時的仁宗朝，因為自然災害和戰争，曾多次中斷。

并且每次中斷後，皆“守臣久不檢舉”，以至于當時内城中隻有真宗的禦詩碑亭，其他“更無片瓦”。可見這一工程在當時南京的環境下是頗為困難的事情。

其二，他又提到“特令指揮改修重熈頒慶正門，依北京内門營造并創建歸徳一殿”，并且比北京（河北大名府，今邯鄲大名縣）制度頗為儉省，由此北宋四京的之間的地位如何或者如何配置，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汴河的下一站就是應天府 汴河的下一站就是應天府

其三，這裡所說的在“事材場”應當指的是東京，而三司和八作司則需要分别依照不同的行政命令來指使，一個負責“材木地架”，一個負責“椽箔塼瓦”，如果說磚瓦還好說，椽如果也是八作司來制作，那麼“材木地架”“事造”到何種程度則需要思考。

第四，“……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說明八作司的産品南京府需要作價收買，那麼說明營建南京這一事務的物資，南京府需要和中央之間進行某種方式的結算，需要對這一情況進行進一步考證了解其運作方式。

第五，文末提到“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則又存在三種可能，一種是北宋廂軍（地方部隊）經常用于充作營建事務的勞役（這一情況在蘇轼奏請修河的預算中也有見到），本身有匠作技術來進行營造；另一種則是廂軍内有類似工兵的匠作兵種可以充作這種勞役；再一種就是，确實“京事材場”運抵的部件已經加工的相當完備，剩下的工作更多的是勞役而不是在現場加工名件。

北宋時期，除東京汴梁外，還有三個陪都，洛陽西京、應天府南京和大名府北京。

在中國曆代政權的“多京”設計中，北宋的雖有四京，但是四京的距離相對較近，形成了一個依托運河及道路運輸的“四京經濟圈”，一方面說明了彼時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達，另一方面也可能說明北宋被夏、遼兩國擠壓，政治影響力無法抵達雲州、幽州等北方重鎮，而隻能不斷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經營，以緩解汴梁“四戰之地”的不利局面。

北宋拱衛汴梁的三個中原陪都對應在今天的大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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