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消防員擠在樓道面面相觑。

5月12日傍晚，上海市楊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員們接到求助，要幫助一位因呼吸困難急需就醫的胖先生下樓。按照出警慣例，他們帶來了一副簡易擔架、一副軀體固定擔架和一台傷員轉運椅。

胖先生名叫李民，身高接近1.9米、體重超過500斤，擔架的最高承重範圍隻能負擔他身體重量的一半。最終，救援隻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繩索，一步一步緩慢挪動。從四樓到一樓，一個健康成年人在中速步伐下，走下來隻需1分半鐘。李民花費了超過100分鐘。

在過去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胖先生幾乎很少下樓。肥胖擊垮了他的健康，也吞噬掉他的生活。從10來歲開始，他的生活便受限于體重帶來的不便，上學、就業、交友，都遭遇不友善的場面。

一項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以肥胖指數（BMI）大于或等于 28 kg/m²為标準，到2019年，中國成年人全身性肥胖發病率已達到14%，這意味着每10個國人中，就有1.5個肥胖者。這一比例較2004年增加了兩倍。

胖先生選擇關上房門，也關上心門。除了與身邊極為親近的少數家人交流，幾乎斷絕了外部世界的社會往來，僅靠遊戲賺取時有時無的收入。最久的一次，他可以連續一整年都不踏出房間一步。他将自己的少年與青年時光，鎖閉在上海控江路的一間四層小屋内。

為了救命，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的外科醫生在這個夏天切除他大部分的胃。但找回健康，隻是35歲的胖先生重啟人生的第一步。

胖先生手術前經曆了長達三個月的準備期。上海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新聞坊》記者陳濤提供

被圍觀的救援

“從來沒有遇到過類似情況。”29歲的消防員李順對三個月前的那場救援記憶深刻，他和同伴在抵達現場的第一反應大多都是，“蒙掉了”“吓到了”。

對于上海市楊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員們來說，人員救助原本是他們最熟悉擅長的事。胖先生居住的這片建成于上世紀90年代的居民樓，是上海老宅最常見的灰色水泥面，刷着綠漆的鐵欄杆和白色牆面是近幾年翻新過的，樓梯間大多零散擺放着住戶的紙箱、快遞、自行車或是小盆綠植。

困難擺在眼前：沒有電梯、着力點少、救援空間狹窄、無法借助更多工具。所有人在并不算開闊的樓道構想了好幾種方案，比如直接将人橫着擡起來，或是利用器械工具從窗戶吊出去，但都無法實施。

早在消防隊員入場之前，李民的家人還花費500元錢請來了裝修隊的5位工人搭把手。但幾位體力頗好的工人發現，無論用什麼角度擡舉，都幾乎無法做到将李民的腳擡離地面，安全下樓更是奢望。

在一家1995年就搬進來的老街坊印象中，社區生活一直安靜平緩，5月12日的救援算得上是過去幾十年裡“最轟動的大場面”。

李民的身體在那天臨近極值，無論是站立、坐下還是移動，都無法自身借力，必須完全依靠他人幫助。“我一放手可能就倒下來了。”他對趕來現場的救援人員解釋。

攝像機記錄下那天現場的畫面：身穿短袖綠T恤的李民靠坐在一張鐵椅上，救援繩從他兩側手臂穿過腋下至後背固定。在平路的時候，最開始先是6名消防員試圖拉動，沒有反應，又增加兩人。到了傾斜的樓梯上，8個人的力氣都不夠用了。

消防人員幫助胖先生下樓。圖片來自公衆号新聞坊

為了避免造成二次傷害，下樓中的李民必須仰面朝上，重心後移。有人專門負責拖移，還得有人用安全繩穩定住他，以防摔倒，還得随時考慮下樓速度和身體傾斜角度。

整個過程，李民隻能被動配合，圍陷于一圈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員中。包括消防、民警、居民在内的12人輪流交替參與到搬運中，每挪到一層的拐角平台處，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大口喘氣休息。

從四樓到一樓，一共48步階梯，消防員們耗費了近2個小時才完成這次救援。一位鄰居記得那天救援結束時的場景，“消防員們夠年輕力壯吧，搬完下來後全部癱倒在樓下，又累又熱。”

這場驚動了所有人的下樓，從消防救援車開進小區後便引來衆人圍觀。附近單元樓的幾十号鄰裡，陸陸續續圍攏到李民所在的樓棟，想幫忙的、看熱鬧的、拍照攝像的都有，以至于救援人員到場時，不得不讓現場民警幫忙疏散，從人群中開出一條通道。

閑言碎語中讨論最多的還是“這小夥子怎麼這麼胖啊？”另一位參與救援的消防員覃運途記得，那天傍晚，處于關注點中心的李民一直沒怎麼說話，大多數時候低着頭，在嘈雜人聲音中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鄰居周叔叔就住在李民家同一棟樓的一層。在他印象中，已經有長達四、五年的時間沒有見到過李民了，上一次看到他扶着樓梯下樓也是很吃力的樣子。在消防隊員趕來營救之前，大多數的街坊都不清楚，“原來這個孩子的狀況這麼糟糕了，已經完全不能下樓了。”

“救命”的手術

8月18日，李民躺在一張為他定制的手術床上，醫生開始進行這台“救命”的手術。

但原本應該充起來的氣腹無法建立，腔内的“迷宮”場景複雜難辨：厚重的脂肪層擋住胃部，腸道的位置也難以探尋。在監視器屏幕中，肉眼可見最明顯的髒器，是一個同樣沉積了黃色脂肪痕迹的巨大肝髒。

這些油脂狀的物體在身體各處施展威力。肺部被膈肌狹窄壓縮得極小，肺泡外也被它們包裹——以至于普通人輕易能做到的呼吸，對李民來說，就像是“隔着很多層窗簾吐氣”。

醫生韓曉東至今清楚記得第一次見到李民的場景：患者插着氣管躺在首次就診的新華醫院病床上，四肢浮腫，口唇呈現出高度缺氧的紫绀，“氣若遊絲的感覺，好像随時快不行了。”他還連續睡壞了兩張從婦産科借調過來的超重護理床，院方不得不單獨為他定做了一張特制床。

醫生說，在減重代謝學科領域，體重指數（BMI）躍過數值70的李民被視為“超級超級肥胖患者”。醫生形容，他的心肺功能脆弱得“像70歲的老人一樣”。

“我們很明确，李民的肥胖是營養過剩導緻的原發性重度肥胖，不是其他疾病導緻的繼發性肥胖。”韓曉東的判斷是，李民肥胖的根源還是源于不良生活習慣。

韓曉東說，“為他進行袖狀胃切除術的想法從來沒變過，從一開始，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

9月1日下午，媽媽和姑姑在ICU病房外和胖先生連線鼓勵他。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北京世紀壇醫院副院長、減重中心主任張能維是國内第一批做減重手術的醫生。他介紹，早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減肥”就作為一種醫學問題被引入了外科手術領域。直到2005年，減重手術在國内開展起來，而袖狀胃切除術是在2012年才開展起來。“袖狀胃切除術又名全稱腹腔鏡縮胃手術，其原理是切割出胃的大彎，縮減胃容量，從而降低刺激産生饑餓感的激素分泌。”

“它比較簡單、并發症少。”但由于該手術會改變了人體内部結構，“隻有肥胖到一定程度，即BMI指數達到32.5或以上的患者才能接受該手術，而若患者的肥胖已威脅到身體健康情況——如已出現心髒問題、呼吸問題、代謝異常、高血壓、糖尿病等并發症的患者，BMI指數可放寬到27.5。”張能維說。

最開始，醫生們對李民的預判是，在手術前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去做準備。一個多月後，李民的體重從5字頭掉入4字頭，但心肺功能改善仍舊不佳，手術時間不得不一推再推。

CT、核磁共振的檢查儀器都無法為李民所用，要麼進不去，要麼機器超負荷無法運轉。因為脂肪層太厚，胸片也不能清晰顯示他真實的肺部情況。醫院的超聲科不得不特地調來一台曾為日本相撲運動員做超聲檢查的儀器。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減重代謝科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經進行過袖狀胃切除術超過1000例。李民是第一個需要如此頻繁動用MDT（多學科團隊）做全院大會診的病人。幾乎每隔兩、三個禮拜，就有來自減重代謝科、内分泌科、ICU、麻醉科、心内科、呼吸内科、營養科、康複科的近30位同事專門針對李民的病情開會讨論。

共計三個月的術前治療時間裡，醫生們劃定的大方向，是要幫助李民強心利尿、鍛煉心肺和規劃飲食，減肥藥和定制食譜都派上了用場，以便李民的身體能調整到适合麻醉和手術的要求。

對于李民來說，這是一場與自己身體的 “戰役”，他跟醫生、家人都表達過緊張和害怕。“他看起來很絕望，這三個月的生活就像在‘走鋼絲’，”近身照顧了他三個月的姑姑說，“我告訴他，這個苦你一定得吃，一定要熬過去。”

8月18日，一場數小時的手術，暫時緩解了李民的健康再度惡化。醫生們觀察到了李民切下來的胃部标本，足足比普通人的胃部大了一倍多。如果一切順利，他将在未來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裡，成功減重到幾乎隻有一半體重的自己。

隐居者

9月初的一個傍晚，李民還不能張口說話，在ICU的病床上拉着母親劉芳的手，用指尖寫下兩個字：回家。

家，的确是李民最熟悉的地方。

自從10歲時，全家搬進控江路這棟淡黃色的居民樓四層後，他在此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少年和青年時光。這個實際面積不到40平方米的家，一直維持着多年前的模樣。

家裡許多東西都為李民而設。他坐壞了好幾把凳子椅子，家人花250元錢特意找工匠給他定做了一把牢靠結實的鐵椅；普通床闆無法承受他睡覺的體重，底下必須放上兩個厚實的樟木箱子，再搭上寬厚的木闆。

胖先生在楊浦區的這棟小樓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時光。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由于先天的高個遺傳基因，李民讀到小學六年級時，個子已經長到1.7米，高出同齡人許多，體重也超過200斤，總受到同學的嘲笑。

劉芳還記得，兒子個子又高又壯，原本坐在最後一排，因為調皮被換到第一排，但個子高又擋住所有人。上初一的時候，青春期的孩子變得更加敏感，時不時便在學校與人發生矛盾。

母親頻繁地去學校，跟對方家長道歉、認錯、賠錢。老師讓李民留級，孩子自尊心強不願意。學校建議她和丈夫把孩子轉到工讀學校，更是惹惱了劉芳，“那是壞孩子才會去的地方，李民怎麼能去那裡。”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劉芳兩口子工作的百貨商店效益正好，月收入接近2千元，當時她和丈夫想着不能讓孩子受欺負，幹脆橫了心讓孩子退學，從此便養在了家裡。

從那時起，李民的人生就像枝幹斜生出的旁支，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成年後，他一共嘗試過兩份工作。先是一份安裝有線電視機頂盒的工作，需要每天爬樓到客戶家裡，但沒隔多久這家公司關閉了業務，李民失業了。第二次，他被介紹到一個汽車廠的流水線上去做工人，對方一看到他的身高和體型，在面試環節就拒絕了他。

兩次不太順利的就業嘗試後，李民便不願再去嘗試。李民回到了家裡。父母、女友和一條愛沖陌生人吠叫的小狗，便是李民家裡最親近的家庭成員。

父母退休後，每月拿着不到一萬的退休金。社區考慮到李民的實際情況，讓他吃了低保，一個月有1000來塊錢的收入。萬元左右的家庭月收入，支撐起這個家裡四口人的全部生活。

家人的印象是，30歲之前，李民的身體還算健康，體重不到300斤，也沒怎麼進過醫院。2017年之前，除了每隔兩年會發一次高燒，身體沒有出現異樣。

以前，他還會下樓理發、買買東西或是扔下垃圾，甚至會和其他情侶一樣，與女朋友一起到社區裡閑逛遛狗。和他認識超過十年的朋友王曉偉還記得，早些年李民雖然不怎麼愛運動，但也會出來和大家聚餐、泡網吧、K歌。

情況極速惡化發生在最近這兩三年。他幾乎“長”在了椅子上——睡眠極少，日夜颠倒。從早上五點多起床便開始打遊戲，全天都對着電腦。一天之内，隻去兩次衛生間是常态，除了吃飯的間歇，便不再從屏幕前挪開，女朋友欣欣勸說過他，甚至到了吵架的程度，但也沒什麼效果。再後來，他開始頻繁吃宵夜，最愛的是糖醋排骨。

交往的幾年時間裡，欣欣見證了李民的體重從300斤飙升到500斤。李民的生活，也幾乎不再和樓下的世界産生交集，最長的一次，可以一整年不踏出房門一步。

大約從兩年前開始，欣欣注意到，李民原本柔軟的肚子開始出現發癢的硬塊，還有指甲蓋大小的肉色水泡。再到後來，他連洗臉刷牙都無法靠自己站立完成，吃飯也需要别人把碗筷遞到手中，日常生活變得非常費力。

手術并非一勞永逸

韓曉東把李民這樣的患者稱為“胖友”。科室剛剛成立的頭兩年，幾乎沒有什麼患者前來問診，減重代謝科的醫生隻能坐冷闆凳看文獻。過去，大家對肥胖和手術的理解還局限于，“胖了去運動減肥就可以，動手術？侬腦子瓦特了？（上海話：腦子壞掉）”

韓曉東說，當身體已經到達重度肥胖之後，内分泌也随之改變，整個人已經進入“肥胖循環模式”，單靠自己能減重的概率非常之低。

韓曉東常常在網上科普減重代謝的醫學常識。“這是我們減重代謝科醫生很困擾的事情，我覺得我們用盡洪荒之力去宣傳了，但社會對于這件事，别說認可度，連知曉度都很小。”

2005年到2009年期間，張能維所在的醫院大概每年隻做5到20例的減重手術，“2005年的時候，隻要病人一猶豫一打聽，肯定是沒戲了，因為沒人知道這個手術，很多外科醫生都不知道。”

他回憶，直到2009年，減重手術才有了一個“飛躍”。美國糖尿病協會（ADA）發布2型糖尿病治療指南，将減重手術作為解決措施列出。這份指南規定，BMI指數超過32便存在危及健康的隐患，需要實施減重外科手術。許多人開始意識到，肥胖的并發症遠遠比體重本身可怕，很快減重手術在中國火了起來，在張能維的世紀壇醫院，指南發布後，手術翻倍。

胖先生8月進行袖狀胃切除術後，醫生預計一年到一年半後他的體重将重回300斤以内。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但發展到後來，減重手術被濫用。他說，一些私人醫院因無差别進行減重手術，造成很多患者出現營養不良等并發症，甚至有人死亡。2012年，中國醫師協會規範減重手術的專業行為，規範二甲以上醫院才具備展開該手術的資質。

據張維能估算，中國現在開展袖狀胃切除術的醫院大概有200多家，其中30%-50%是三甲醫院。“以我們的肥胖基礎，全國去年減重代謝手術才做了1萬多台，放到國際上，我們的減重外科在世界上也還是個‘嬰幼兒時期’。”他認為。

那些前往韓曉東門診咨詢的患者大緻被分為三類：人數最多的是為了健康，一些患有中度、重度肥胖同時伴随高血壓、糖尿病、重度鼾症、脂肪肝的患者，想趕在身體的危險信号抵達前找到出路；另一種是存在争議的，單純為了瘦身減重而來的健康人群，以年輕女士居多。

張能維則把前來就診的患者，形象地分為三類：生的、養的、害的，分别對應遺傳基因導緻的肥胖、養育過程中不恰當的喂養方式、以及以賺錢為目的的各種減肥中心和錯誤減肥方法導緻的“越減越肥”。

李民屬于不恰當的喂養方式造成的肥胖。被消防救援的新聞在上海當地的電視台報道後，一些質疑的聲音也傳到了劉芳的耳中。她不願直面去回應那些關于“溺愛和放任”的指責，但也稱，“網上的評論也有一定道理，孩子長這麼胖我們還是有責任的。”

與李民接觸交流過的人，都會發現他并非性格木讷和難以交流。在衆多對于李民的評價中，“情商蠻高”、“聰明”是最常見的詞語。以至于醫生韓曉東也曾感到困惑，“這個孩子按理說不應該在家裡胖成這樣啊？”

張能維在減重中心與患者打交道後發覺，更多的肥胖者痛苦、自卑。曾經，張能維的一個女性患者做完手術後滿眼淚花地告訴他，覺得整個社會都變得溫柔了。有患者曾告訴他，找工作時最怕被問的就是“這工作你能堅持住嗎？”心裡的脆弱點會立刻被戳中。

據張能維回憶，他所接觸的患者中有一多半都沒有工作。“要不就做輕松的、不需要體力的工作；要不就是自己堅持不下來，行動都不能自理，隻能靠家人養着。”對于後者，張能維說，“這種基本上都是自暴自棄的狀态。”

九月初的夏日，上海天氣潮熱。位于13樓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重症監護病房，與外面相比是兩個世界。這裡沒有門診熙來攘往的嘈雜和汗水，隻有病房外的安靜。

李民于三個多月來一直住在ICU病房。最危急的時刻，家屬們被告知，要“做好準備”。

在手術之前，李民表達出極低的求生欲望，“他原本對自己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韓曉東說。對于韓曉東來說，減重代謝手術的意義，便是讓那些因為肥胖被疾病困擾甚至影響生活的患者，能夠重新找回正常軌道。

但手術并非一勞永逸。減重代謝科的醫生把減肥比喻為一座金字塔。塔基是調整飲食結構和運動，塔腰是減肥藥物等手段，而手術是位于塔尖的“最後一個選擇”。

“不要把手術想得太神，”韓曉東說，“減肥是一輩子的事情，醫生能做的是把‘胖友’的人生拉到一條正确的路上，但最終能維持多久，還是要靠自己。”

（文中李民、劉芳、欣欣為化名）

文 | 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實習生 裘星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 |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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