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實求知，深耕學術

既有社會人類之關懷

亦細察中國的山川風物

從“蘇南模式”到“溫州模式”

從“文化自覺”到“美美與共”

他将自己的生命

融入中國精神的追尋與開拓

立足“中國鄉土”

尋找“富民之路”

他是北京大學教授

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

他樹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豐碑

今年

适逢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

我們一起追憶

這位學界泰鬥

感悟先生的精神風骨

緬懷這位為中國農村問題

奉獻一生的老人

“走一趟，寫一篇”，以調查的形式來探尋中國改革發展的道路，是費孝通學術生命的真實寫照，他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是中國社會學的一代宗師。

“費孝通”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學術思想、人文精神和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一直在被反複叙述和書寫，顯示着豐富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内涵。

行行重行行，紮根田野鄉間

1939年，《江村經濟》問世，這本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出自時年29歲的費孝通之手。這本書的誘因，卻是一個讓人心碎的青春悲劇。

1935年秋天，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做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費孝通誤入瑤族獵戶為捕捉野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為了救他，獨身離去尋援，不慎墜淵身亡。

費孝通與夫人王同惠

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和平撫喪妻之痛，費孝通來到地處蘇南的開弦弓村，他拄着雙拐，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進行了系統的社會調查，《江村經濟》就是這次調查結出來的成果。

如今的蘇州吳江開弦弓村村貌

費孝通的這種觀察在全球學界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于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于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事實上，開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大改革，由鄉鎮企業為“預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從這裡萌芽的。

他關注農業、農村、城鎮的發展。《江村經濟》之後，《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等著作，都是通過實地調查産生的。

“先有行，才有果”，祖國大地上，紮根田野鄉間，直至晚年，費孝通仍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邊窮之地。改革開放之後的20多年裡，他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走訪和調查中度過的。

1986年，76歲高齡的費孝通親赴溫州進行考察。他曾說：“我的大腦皮層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搞江村調查後從未有過的刺激與興奮。”

1986年2月27日到3月6日，費孝通一行的溫州調查走訪了浙南4個縣5個鎮，曆時9天，行程1500公裡。

“溫州模式”與之前他提出的“蘇南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長模式，斯人貢獻，以此為大。

“行行重行行”，費孝通走出了鄉村，走出了小城鎮，走出了大中城市，走出了經濟區域……如今，千千萬萬的北大學子沿着他當年實地調查所走過的路，踏遍祖國大地，洞察鄉村百态，記錄最真實的中國。費孝通的求實精神，一直在激勵着北大學子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為北大精神傳統注入了深厚的内涵。

結緣北大，挂帥學科重建

1979年，古稀之年的費孝通重燃二次學術生命，為重建和發展中國社會學殚精竭慮。三年後，他正式轉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領銜承擔中國社會學學科重建工作。在他的努力推動下，幾乎在全國社會學開始重建的同時，社會學也重新在燕園生根發芽。

北大與社會學有着不解之緣，許多社會學者從這裡走出，名揚天下。而在北大社會學發展的曆史進程中，費孝通為其恢複重建及蓬勃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費孝通出任所長。圖為費孝通與社會學工作者一起合影。

在費孝通心中，社會學科學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人文思想，可以幫助社會的成員更好地認識、理解自我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他一手建立了北大社會學所，在80年代後的學術工作更是與北大緊密相連。

今天的社會學, 包括它的科學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會學科研和教學, 就是一個社會人文精神養成的一部分。社會學的知識、價值和理念, 通過教育的渠道, 成為全社會的精神财富, 可以幫助社會的成員更好地認識、理解自我和社會之間的關系, 以提高修養、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養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為, 這也就是所謂“位育”教育的過程。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

1995年6月21日-7月12日，經國家教委批準，由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承辦了首次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讨班

2002年，92歲的費孝通曾說：“我70多歲時讓搞社會學系，我說好吧，頂多能搞10年，到80來歲。沒想到老天爺不想讓我死，一下子讓我搞到90多歲。”

費孝通主張，當代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應反映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特點，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社會實際。

費孝通乘車調研途中，在列車上憑窗遠眺

在深入到大江南北、邊疆地區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費孝通寫出了《小城鎮四記》《邊區開發四記》等重要著作。這些著作是北京大學文科領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為國家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事業的發展。

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地闆踩上去嘎吱作響，牆縫裡藏着小蟲，叮得人渾身發癢。”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和同事們在雲南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時，曾這樣描繪當時的工作環境。但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裡，他們想的是“怎麼把中國搞好，人民怎麼富起來”。

費孝通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考察

那個年代做田野調查，沒有動車，沒有高鐵，車輪碾過鐵軌縫隙，形成強烈的節奏，費孝通的鄉音就在這咣當咣當的節奏中缭繞。

1957年5月，費孝通在開弦弓村考察時與合作社青年幹部在一起

“志在富民”是費孝通矢志不渝的學術信念，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踐行着這一初心。他相信，隻要走出家門，走到農民生活中去，就一定會發現他們摸索出的好辦法。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農民的創造講出道理來，讓基層幹部看出農民增加收入的道理，讓更多農民掌握增加收入的門道。

“費先生把田野調查當作流動的課堂，他是聽課的學生，農民是講課的老師。”曾做過費孝通十多年助手的張冠生回憶道。

1957年，費孝通在開弦弓村

費孝通把本鄉本土作為社區研究的“實驗室”，數次重返開弦弓村考察，追蹤調查達半個多世紀。真真切切地調查，并希冀從中找問題、想辦法，為老百姓找出路，呈現出這位大知識分子救民濟世的時代擔當、學者本色和赤子情懷。

立足文化自覺，追求“美美與共”

晚年時期，這位“高齡将帥”也一直活躍在學術前線，孜孜不倦地耕耘。1993年9月，費孝通寫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提出了認識和處理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一種理想，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這是基于中華文明内在精神的話語表達，折射出中國人一以貫之的整體思維方式。

面對撲面而來的經濟全球化，1997年，費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覺”思想，這是他在“社區研究要進入心态研究”之後的又一次思想升華。 “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費孝通特别重視文化自覺的重要性，認為“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适應新環境對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費孝通在書店小坐

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其次是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在各種文化都自覺之後，這個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現一個具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種文化的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同守則。

1998年，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時，費孝通提出了“完成文化自覺的使命”，成為北大人身上接續相傳的責任與基因。

人類怎樣面對21世紀“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特征，建立一個和諧的地球家園，成為費孝通深思的大問題。他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為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認同基礎。

之後，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論，闡釋具有文化差異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處在一個政治經濟組織裡面”的“一體化”問題。費孝通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更加符合人類邁向光明未來的大趨勢。

1997年10月，87歲的費孝通（左）回到家鄉江蘇吳江同裡鎮看望94歲的姐姐費達生。姐弟倆玩小時候的拍手遊戲。

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這位立足于中國鄉土，尋求富民之路的老人與世長辭，享年95歲。

從開始學習寫字，到寫下了近五百萬字的文章，費孝通能寫一手好律詩，做起學術文章來卻是婦孺能懂，舉重若輕。

這位世紀老人在耄耋之年仍在不停地讀書、思考、寫作。在他晚年的文章中，我們常常可以讀到将近一個世紀的光陰故事，更聞得到來自費孝通故鄉的文化氣息。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以寰宇之胸懷納百川

以求索之追求緻精微

我們将秉承費先生的學術傳統

行長路，過遠山

“鄉土中國”常懷心中

踐行“美美與共”

追尋“天下大同”

費孝通（1910~2005年），江蘇吳江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現代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名譽主席。著有《鄉土中國》《生育制度》《江村經濟》《費孝通文集》《費孝通全集》等。

來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圖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冠生、溫州市人民政府網站、視覺中國

編輯：隋雪純、王奕珂

排版：白雨琪

責編：昭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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