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1日，中國國家海洋局、民政部公布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地理實體的标準名稱，其中将釣魚島362米的主峰命名為“高華峰”。高華峰的得名，實際上與《隋書》所載“高華嶼”有關。在此前後，我國學者鞠德源、施存龍已分别撰文簡述高華嶼即釣魚島。

《隋書•流求傳》記載流求國在海島中，位于建安郡（治今福州）以東，船行五日可至。隋炀帝遣名将陳陵“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途中“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陳棱至其王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大業六年二月十三日，隋炀帝将陳棱所獻俘虜“頒賜百官”。《冊府元龜》引文中将“鼊嶼”訛載作“寵甓嶼”。

陳陵率軍出發的時間應在大業五年（609），出發地在義安郡，或在郡治所地今廣東潮州，或在郡所管轄的福建漳州南部。途中船隊可能在澎湖列島停憩，因此耗費了近一個月。

關于陳陵眼中的流求國，早期學術界多誤斷其為中國台灣島，但後來不少學者指出其為明清時期的琉球國，在今日本的沖繩，此說已被普遍接受。至于高華嶼、鼊嶼，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認為均在澎湖列島，前者為最西端的花嶼，後者為本島東北岸的奎壁嶼。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學者梁嘉杉考證認為，前者系台灣島東北隅約百裡遠的棉花、花瓶、彭佳三嶼之一，後者系日本沖繩的久米島。

久米島即我國古籍所載“古米山”、“姑米山”，系琉球國最西端的島嶼，從此地至琉球國的本島行程需一日。梁嘉杉之所以将姑米島認定為鼊嶼，蓋二者的讀音相同，而且其地貌也與鼊所屬的龜類相關。今久米島東面的奧武小島岩壁呈奇異的龜殼狀，因獨特的柱狀節理構造而聞名于世。

由于藤田豐八誤以為流求國在台灣島，故荒謬地将高華嶼、鼊嶼局限定位于澎湖列島。而梁嘉杉對鼊嶼的考證，令人歎服， 但其對高華嶼的定位，卻是值得商榷。筆者通過對新發現的一些文獻史料進行分析，認為高華嶼是我國釣魚島的舊稱。

北宋學者福建人李複曾給喬叔彥通判寫過一封信，信中叙述了從泉州經高華嶼、句鼊嶼抵達琉球國的海道：

某嘗見張丞相士遜知邵武縣日編集《閩中異事》雲：“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裡，自海岸乗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鮝臘[魚 今][ 魚 差]者千計。又二日至鼊嶼，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其國別置館于海隅以待中華之客。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釡，問耆老，雲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流求國，《隋史》書之不詳。今近相傳所說，如此去泉州不甚遠，必有海商往來可尋之，訪其國事與其風俗、禮樂、山川、草木、禽獸、耕織、器用等事，并其旁之國，亦可詳究之，或得之望錄，示閩有八州，南乃瓯越、北乃《禹貢》揚州之地，山川奇秀，靈迹異事，彼所傳者必多使轺按部曆覽可見。因風望詳，書以付北，翼深所望将以補地志之缺也，某又啟。

李複系元豐二年（1079）進士，朱熹稱其“博記能文”，此信收錄于四庫全書版《潏水集》卷五。張士遜，湖北人，淳化三年（992）進士，1114年左右任福建邵武縣令，宋仁宗期間曾三拜宰相。張士遜所撰《閩中異事》現已佚傳，而李複所錄佚文，極具價值，佐證了《隋書•流求傳》和《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即從泉州行二日可至高華嶼，從高華嶼行二日至鼊嶼，從鼊嶼行一日至流球國，同時表明十一世紀初葉我國福建漁民已在高華嶼上定居和生活。

宋代泉州與琉球國的海上交通頗為便利。1120年任泉州知府的陸藻所撰《修城記》：“泉距京五十有四驿，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流求（琉球）國轄三十六島，即文中所指“海外之國”。成書于1225年的趙汝适《諸蕃志》卷上：“流求國當泉州之東，舟行約五、六日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二則記載海道：“出東海行二日，乃至高華嶼。”

元初福建與琉球國的海上交通一度隔絕，“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其國”。元貞三年（1296）福建省平章政事髙興遣将張浩等入琉球國擒獲一百三十餘人而歸。之後朝廷派福建人吳泉陽出使琉球國招撫，張之瀚《西岩集》卷三為此寫下《送吳泉陽使琉球》詩。元至正十一年（1353）德星書堂重刊本《書集傳音釋》收錄有《禹貢九州及今州郡之圖》，圖中标注泉州正對的海中有“高華嶼”。在高華嶼的下面較遠處所畫橫線應指台灣島，古代地圖中番薯型的台灣島常被形象地畫成一條橫線。在橫線上端繪有三個小點，應指台灣島附屬的棉花、彭佳、花瓶三嶼。此圖很可能繪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設置澎湖寨巡檢司之前，足以證明不晚于1353年高華嶼已被納入我國的疆土。

《禹貢九州及今州郡之圖》在高華嶼的左側标繪有“七裡嶼”，在其上端标繪有“浦陀嶼”。七裡嶼載于南宋人所撰《四明續志》卷五，位于今浙江鎮海縣甬江口外的海面，是古代浙江甯波港口的門戶标。而“浦陀嶼”，即普陀山，位于浙江甯波舟州群島。雖然此圖将七裡嶼錯标于泉州對面的海域，将浦陀嶼錯标于興化軍（今福建莆田）對面的海面，但并不能否認高華嶼屬于中國管轄的事實。

《禹貢九州及今州郡之圖》标繪有高華嶼

明清時期先後派遣了二十四批使者出使琉球國以冊封每位新任的國王。除冊封使外，還有一些使者因肩負特殊使命而出使琉球國，如明洪武七年的李浩，洪武十六年的梁民，洪武二十一年護送蒙古王子地保奴入居琉球的佚名官員，以及永樂年間的劉元、邵康山、吳福，宣德年間的柴山，嘉靖年間的範子宣，萬曆年間的熊文燦，清乾隆五年的李治運等等。

為教化三十六島，并導引進貢等事宜，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元璋“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遷居琉球國（《明史·琉球傳》載作“賜閩中舟工三十六戶以便貢使往來”），這些人來自于我國福建泉州的晉江、南安、龍溪以及福州的長樂、河口各地。與徐亮直同時期的琉球華裔程順則撰有《指南廣義》一書，文中抄引的《三十六姓所傳針本》多次提到“釣魚台”、“黃毛嶼”、“赤嶼”。釣魚台，又載作釣魚嶼，系釣魚島列嶼的主島。《三十六姓所傳針本》的成文時間當在洪武年間，最遲則不晚于永樂年間，此書應是我國最早記載“釣魚台”一詞的古籍。

之前，有學者稱我國現存最早記載“釣魚嶼”一名的航海指南，當推藏于英國牛津大學彼德林圖書館的《順風相送》一書，并斷其成書于永樂元年（1403）。但《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存有争議，向達先生推定在十六世紀。《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三十八記載，萬曆三十五年（1607）“琉球國中山王尚甯以洪、永間例初賜閩人三十六姓，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為貢謝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管為指南之備，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語、海内更針常至違錯，乞依往例更選舊衘事，下禮部寝之。”筆者以為，這條新發現的史料佐證了明代琉球人使用的海上針路源出于中國福建的漁民，早期依賴的書簿無疑是《三十六姓所傳針本》，而1607年校訂後的航海針路書簿當為《順風相送》。

洪武十六年（1383）使者蔡英夫前往琉球國送朱元璋頒發的王印，福建按察佥事謝肅記載其路線是從福州出發。顯然明國使船赴琉球，均采取此路線，稍遲形成的《三十六姓所傳針本》遂記載下沿途的島嶼。

成化八年（1472）官榮、韓文奉命出使琉球冊封其國王尚圓。《椒邱文集》卷二十四收錄了何喬新為韓文所寫贈詩《送韓行人使琉球》：“星槎五月泛滄溟，路指扶桑霁景清。谕粵才華推陸賈，乘風氣概羨宗生。彭湖浪靜牙檣穩，髙嶼煙消畫鷁明。遙想番王承寵命，幾回膜拜望神京。”詩中的“高嶼”即高華嶼，說明從福州入琉球國的途中高華嶼是重要的地标。

而景泰五年所修《寰宇通志》謬處頗多，書中将鼊嶼載作“黿鼊嶼”，将高華嶼、彭湖島列入卷116琉球國部份，但此二處并非琉球國所轄，書中又将彭湖嶼列入福建泉州府部份。“彭湖島”、“彭湖嶼”均為澎湖列島的别稱。不久重編的《大明一統志》沿襲了此誤載。

令人意外的是，經高華嶼、黿鼊嶼赴琉球國的路線，十六世紀竟然開始變得模糊起來，神秘莫測。究竟根源，與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出使琉球國的陳侃所撰《使琉球錄》有關。

陳侃在《使琉球錄》中引述了《大明一統志》的相關記載，稱“黿鼊嶼在（琉球）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琉球）國西，水行三日。彭湖島在（琉球）國西，水行五日”。而陳侃在在文中記載自己從福州出發赴琉球國的路線時卻隻字沒有提到“高華嶼”和“黿鼉嶼”：

九日，隐隐見一小山，乃小琉球（指台灣島）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即彭嘉嶼）、過釣魚嶼、過黃毛嶼（即黃尾嶼）、過赤嶼（即今赤尾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達于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舠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國。

此後出使琉球國的冊封使者，在記載路線時也隻字不提“高華嶼”和“黿鼉嶼”。1561年鄭若曾《鄭開陽雜著》、1607年王圻《三才圖繪》在繪制琉球國圖時分别畫出了兩條海道路線，前者在其國西北端标注：“彭湖島，東離琉球五日”、“高華嶼，東離琉球，水程三日”、“黿鼉嶼，東離琉球，水程一日”，後者則将“高華嶼”載為“高英嶼”，蓋“英”、“花”同義。

王圻《三才圖會》所繪琉球國圖左側上端标有“高英嶼”

成書于1565年的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叙述入琉球國的海道時，重點介紹了陳侃出使琉球的路線，但同時注明“自彭湖，自高華，次黿鼉，次大琉球，亦使程也”，也将官榮、韓文出使的路線與陳侃的路線描繪成二個不同的海道。此外，他在圖中将黿鼉嶼誤标在熱壁山一側。熱壁山，今稱伊平屋島，位于琉球國最北端，距本島三百裡。日本江戶時期學者新井白石據此誤信黿鼉嶼即伊平屋島。

明萬曆四十一年（1563）李際春随郭汝霖出使琉球國，胡直為李際春贈行詩有“自是黿鼉國，偏知造化功”一句。清康熙年間昆山人盛符升《會同館賦》：“其由閩而入者，為東南之琉球也，居馬山而依黿嶼，曆彭島而入湄州，二年一貢。”另丁澎《送汪舟火檢讨奉使冊封琉球》詩中有“孤懸鼊嶼海涯間，襟帶窮荒控百蠻”，湯右曾《送徐亮直編修奉使冊封琉球》詩中有“黿鼉梁已駕，東瀕寶冊光”，雖然都指明黿鼊嶼位于琉球國境，但并不知道其準确位置。1719年徐亮直（名葆光）出使琉球國，後來撰寫《中山傳信錄》，文中稱“舊傳島嶼誤謬其多”，甚至斷言古籍所載高華嶼、黿鼉嶼“則皆無有”。

其實明代隻有一條海路從福建的福州進入琉球國，官榮、韓文出使的路線與陳侃相同。而鄭舜功、鄭若曾、徐亮直等人的觀點之所以錯誤，蓋不知釣魚嶼即高華嶼，而古米山即黿鼉嶼。

古代釣魚島一帶多大魚，“釣魚”一名因而得來。十四世紀末葉我國福建漁民當已用“釣魚台”來俗稱高華嶼，此後曆代傳承，并将其記載入海上針路引導的書籍中，久之高華嶼的舊稱逐漸被遺忘，僅存留于古代地圖上。受福建漁民的影響，琉球船員也使用“釣魚嶼”的稱謂，而且忘記了本國的古米山即黿鼉嶼。在此演變過程中，陳侃《使琉球錄》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因為它使漁民、船員習慣使用的“釣魚嶼”一詞成為了被後人普遍接受的書面用語。

台灣島東北隅的棉花、彭佳、花瓶三嶼相連，海拔最高處分别為61米，142米，51米，“海拔低、缺淡水、風大、稀有樹木，隻有草生植物，不合命名‘高華’特征”。釣魚島的主島有淡水，适合漁民定居，而且主峰海拔362米，明顯高于棉花等三嶼。因為海面上主峰高聳如花，釣魚島早期當因之而得名“高華嶼”。古代順風季節，經三嶼最北的彭佳嶼，三、四小時可抵達約280裡遠的釣魚島。從釣魚嶼至古米山，海路行程正常情況下為二日，與古籍所載高華嶼至黿鼉嶼需二日行程相吻合。受風向、洋流的影響，船員使用針路掌握舵向準确度會有偏差，未必每次都要經過彭佳等三嶼，如嘉靖四十年一冊封使郭汝霖、崇祯六年冊封使杜三策等人，途中并未見到這三嶼，而是直接飄過釣魚嶼。郭汝霖晚年曾回憶道：“吾始開洋梅花（在今福州長樂縣）也，潮平濤靜，瞬目千裡，何其鬯也！頃逾赤嶼，遘巨魚，舟颠甚，雖予與舟中人，無不悸廢，事竣歸國……”（《衡廬精舍藏稿》續稿卷八《郭公墓志銘》）

1790年日本著名畫家長久保赤水繪有四幅作品，即《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大明國道程圖》、《大清廣輿圖》、《大清國道程圖》，這四幅圖中在泉州以東海面上的一處島嶼被标注為“高華嶼”，地點不僅距台灣島東北隅的彭佳等三嶼較遠，而且與釣魚島的坐落位置非常一緻，後二圖在高華嶼還注明“舟行四日路”可至琉球國。

長久保赤水所繪《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在澎湖島以東标有高華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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