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大儒朱熹，絕對是個職場怪胎。

他一生曆侍四朝，在南宋集團起伏進出五十年，但真正任職時間卻不到一半，而在朝廷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個月。其餘時間呢？那就很戲劇了——要麼辭職了，要麼被辭職，要麼是在絞盡腦汁拒絕offer。在《宋史·朱熹傳》中，關于朱熹辭官的表述，隔幾行就要出現一次，“辭、力辭、又辭、辭不拜、以疾辭”，類似字眼，幾乎随處可見。

很多人會納悶：對于朱熹這樣一個科舉入仕的古代儒生來說，做官，難道不是其實現人生價值的最佳選擇嗎？他何必跟這份工作過不去呢？

這一切還要從入仕之初講起。

朱熹有一位優秀的父親，名叫朱松。朱松是進士出身，官至吏部郎。在朱熹很小時，他就開始引導朱熹學習儒家經典，為其打下了紮實的理論基礎。不過，朱松因反對秦桧議和而被貶，抑郁而終。臨終前他将妻兒托付給好友劉子羽。劉子羽乃一介抗金名将，也曾因反對議和而遭到報複，最後幹脆辭官歸鄉，隐居崇安五夫裡，同時悉心教育少年朱熹。

十九歲，朱熹考取進士，授泉州同安縣主簿。任期滿後，他拒絕了新的任命，全身心撲到了學術上。這一時期，他拜了一位名師——理學家李侗。李侗是理學大家程頤的二傳弟子。朱熹也因此成了“二程”的三傳弟子。當時的李侗“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他的思想、學說和經曆，都對初出茅廬的朱熹産生了深遠影響。

宋孝宗即位後，試圖扭轉朝堂風氣，于是廣開言路。三十三歲的朱熹，先是上書《三劄》，後又應召到京入見，當場向皇帝提出建議——

首先，他建議宋孝宗留心格物緻知、意誠心正之學，以應天下時務；其次，希望宋孝宗立紀綱，厲風俗，近君子，遠佞臣，勤勉治國，銳意進取；再次，力陳南宋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想恢複中原、振興國家，必須内修政教，外禦強敵，并說：“非戰無以複仇，非守無以制勝”，強調抗金是南宋的唯一出路。然而，彼時，恰好“隆興北伐”失敗，南宋被迫再次向金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所以朱熹的主張未被采納。

滿腔報國熱情的朱熹被現實澆了一盆冷水。

雖然宋孝宗沒有采納朱熹的建議，但還是對他頗為賞識，不久任命他為武學博士。可就在朱熹準備就任之時，執政錢端禮等人正力主和議。朱熹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于是還未就任便憤然辭官。

朱熹回到了崇安。兩年後，崇安大水，朱熹遍走山谷十餘日，了解水災情況。沿途所見，令他更加心寒。他在 《答林擇之》一信中說：“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于民，真是難與圖事。”

在失望和憤怒中，朱熹對做官的興趣越來越淡。

盡管不斷有朝臣推薦他做官，但他總是找各種理由予以推辭。

最初理由是為母守喪，過了三年喪期，他又說“祿不及養”，就是薪水不夠養活家人。後來宰相梁克家推薦朱熹出任樞密院編修官，他表示拒絕。宋孝宗覺得他安貧樂道，值得褒獎，于是又給他一個輕松又有俸祿的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怕别人閑話“求退得進”，于是再次推辭。直到皇帝三番五次任命，朱熹才勉強接受。不久，宋孝宗又拟提拔朱熹為秘書郎，朱熹力辭，并自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閑職。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任命朱熹為南康軍知軍，為了使他能夠接受此任，宋孝宗特許他“便道之官”，意思是不用入朝謝恩，由家直接赴任就好。朱熹以身體有病為由推辭，又四上《免知南康軍狀》，但依然未得到宋孝宗的許可。朱熹隻好接受。

對于政事，朱熹要麼不接受，一旦接受任務，就會盡心竭力。在做好本職工作的情況下，他還是斷不了辭職的念頭。此後兩年，他又先後六次上書請辭， 兩次申省自劾，一次請賜罷黜……

不就是給南宋集團打份工嗎，他何至于這麼為難？

朱熹對辭職的執念，其實不僅來自于他對南宋集團的失望，還來自于他對教育和學術的熱忱。

在不做官的日子裡，朱熹主要精力都在講學和埋頭著書立說上。十六年間，他總共成書 22 部，占其所有著作的60%。而這一切，都需要投注大量時間和精力，不是抱着兼職玩票兒的心态就能搞定的。朱熹在談及編《資治通鑒綱目》時說：“《通鑒》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辍。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止乃可。”

在賦閑的日子裡，朱熹對前人理學思想做了系統梳理，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其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被奉為科舉最權威的參考書。

然而，朱熹在學術上的影響力，到底是吓壞了當政者。慶元二年（1196），監察禦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以此掀起了一場對朱熹和理學的清算，斥理學為“僞學”，朱熹為“僞學魁首”，朱子門人流放、坐牢者甚衆，史稱“慶元黨禁”。慶元六年（1200）春，朱熹在憂憤中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在南宋一朝，熱衷辭官的可不隻朱熹一個。像我們熟悉的陸遊、楊萬裡、辛棄疾等大咖都有過一言不合“撂挑子”的經曆，隻不過他們遠遠沒有朱熹這般頻繁和執着。尤其到了南宋末年，文人辭官幾乎成為一股風潮，不過後世多認為，這一切跟朱熹脫不開關系——他以及他代表的理學所推崇的“清譽”都對這場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于朱熹這種“一言不合就辭職”的做法，我們可以理解，畢竟他早已無心于仕途，而是醉心于學術。不過對于今天的職場人而言，我們并不建議盲目效仿。

首先，辭職務必考慮風險。不管怎麼說，朱熹辭官是有底氣的。仕途之外，他有自己的事業和圈子，也有最基本的物質保障。哦，對了，南宋官員之所以敢這麼任性，也跟當時的 “祠祿”制度有關——他們辭官回家，是可以領工資的。

其次，即便要辭職，也應該盡職盡責的完成當時的工作。别看朱熹天天嚷嚷着要辭職，人家對待本職工作可是一點不含糊。比如在知南康軍期間，天逢大旱，他帶領軍民安然度過災年，還重建了位于廬山的白鹿洞書院。這也是為什麼皇帝一次次召他回來的原因。

在現代社會，辭職需要任性，同時也需要理性。如何将每一次辭職的風險降到最低，甚至讓辭職成為事業的助力，你，想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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