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劉京翠/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趙福江/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編審,本文通訊作者。

本文摘要

通過對我國15個省市的114290名中小學生和6646名教師的大規模數據調查，并選取北京市朝陽區14所學校為實驗學校開展進一步訪談，深入分析學生個體因素對我國中小學生欺淩行為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中小學生欺淩行為呈現出性别差異，男生欺淩行為發生率高于女生；小學高年級和初中階段是學生欺淩行為發生率相對較高的階段；學習成績與學生被欺淩以及欺淩他人的行為呈現顯著相關；一般意義上的性格對欺淩行為無顯著差異，但性格相對極端的學生易卷入校園欺淩；學生是否為獨生子女與欺淩行為的發生沒有顯著性關聯；個體長相也是學生遭受校園欺淩的影響因素之一。由于學生是成長中的個體，受外在環境影響很大，學校、家庭和社會應充分關注學生的個體因素，為他們提供針對性、專業性的教育引導，促進學生養成益于自己和社會的良好個性，避免欺淩現象的發生。

一、校園欺淩的發生與學生個體因素存在關聯

近年來，校園欺淩事件愈來愈多地進入公衆視野，成為社會、學校、家庭高度關注的焦點話題。校園欺淩作為中小學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特殊類型的攻擊行為具有一定的規律性，校園欺淩事件中的欺淩者和被欺淩者都可能具有一些相對穩定的個體特點。哪些學生群體易卷入校園欺淩？影響校園欺淩發生率的核心因素，即學生個體自身有什麼特點？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明晰。

在以往研究中，諸多學者從人口統計學特征方面，比如性别、年級、成績和人格特征等對學生是否容易卷入校園欺淩進行了定量研究，發現學生實施校園欺淩與其個體因素存在關聯。但絕大多數研究是從某一較小區域着手調查，樣本量偏少，全國範圍的調查非常少，且鮮有研究對影響校園欺淩的個體層面的因素進行深入分析。

基于此，項目組在2017年根據我國南北方、東中西部的地域分布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從34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抽取了15個省市（北京、天津、上海、山東、福建、廣東、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山西、重慶、雲南、陝西）的114290名中小學生和6646名教師進行抽樣調查。2018—2019年，項目組又選取北京市朝陽區14所學校作為實驗學校實施調查訪談，并在調查訪談的基礎上開展了校園欺淩預防實驗。項目組基于上述調查和實驗研究的數據和成果對影響校園欺淩發生的學生個體因素進行分析，期望能推動此方面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并為行政部門制定防治校園欺淩政策提供參考。

二、學生個體因素對校園欺淩影響的數據分析

在正式分析全國調查數據之前，有必要先對兩個核心概念——“标準欺淩”和“欺淩萌芽”作一澄清。标準的校園欺淩包括四個要素：身心攻擊、遭受痛苦、以強淩弱、重複實施。基于此，在本次調查中，如果學生在問卷中填答遭受任一欺淩行為的次數為“有過3～4次”及以上、“每月1～2次”或“約每周都發生”，則判定學生遭受了标準欺淩。“欺淩萌芽”是處于學生間的玩笑打鬧和标準欺淩的一種中間狀态，尚未發展成真正的欺淩行為，其包括兩個要素，即身心攻擊、遭受痛苦。這種欺淩萌芽行為若沒有得到及時制止，實施欺淩行為的學生未得到及時的教育，則很容易發展成為标準的欺淩行為。在調查中，如果學生回答遭受任一欺淩行為的次數為“有過1～2次”，則視為存在可能轉變為标準欺淩的欺淩萌芽。本研究将從标準欺淩和欺淩萌芽兩個層面對欺淩事件的發生率分别進行統計分析，這一區分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國中小學生标準欺淩的發生現狀，還能了解我國中小學生欺淩萌芽的發生現狀，幫助我們有的放矢地做好校園欺淩防治工作。

（一）欺淩行為在學生性别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男生更易卷入欺淩事件

作為人口學變量的“性别”是學者們研究最多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結果顯示（見表1），在遭受标準欺淩方面，男生的比例要高于女生；在遭受欺淩萌芽方面，雙方的比例趨同。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遭受欺淩萌芽的比例要高于遭受标準欺淩的比例；在實施欺淩方面，承認實施欺淩萌芽的學生比例也遠高于承認實施标準欺淩的學生比例。深入實驗校的訪談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對這一結果，學校管理者與教師要重視處于欺淩萌芽狀态的行為，在欺淩萌芽轉化為标準欺淩之前，要進行有效幹預。

表1不同性别學生遭遇欺淩和實施欺淩的比例

本研究基于子樣本進一步對性别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進行卡方檢驗。結果表明，男、女生遭受标準欺淩、實施标準欺淩、實施欺淩萌芽行為的比例存在差異。相比于女生而言，男生遭受标準欺淩的比例、實施标準欺淩的比例和實施欺淩萌芽行為的比例均高于女生，但差異的效應值較小（見表2）。

表2性别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卡方檢驗結果

由此可見，欺淩行為在學生性别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男生卷入欺淩的發生率高于女生，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趨于一緻。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與男、女生的生理遺傳因素有關，男生比女生更好動、更具攻擊傾向。另一方面，當前社會對男、女生的性别角色期待不同，這一期待影響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和孩子個體自身的成長，男生被期待具有更多的男子漢氣概，并被鼓勵玩一些類似“打仗”類的攻擊性遊戲，這使男孩子更容易卷入欺淩當中；同樣地，如果不能達到這種性别角色期待，就易成為同伴中的“弱勢群體”，男孩子一旦被同伴認為文靜、膽小，遭受欺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這啟示我們在防治學生欺淩工作中，男生更應成為重點關注的對象。

（二）欺淩行為在學生年齡段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的校園欺淩發生率相對較高

本研究所選取的調查對象均為10～18歲的在校學生。結果顯示（見圖1），10～14歲的學生遭受欺淩的比例基本相當，且均較高（15%左右），14歲之後，學生遭受欺淩的比例開始下降；實施欺淩的比例相對比較穩定，10～15歲的學生欺淩他人的比例相對高一些，之後比例開始呈現下降趨勢。總體而言，學生欺淩問題突出表現在10～14或15歲左右的學生群體中（就調查的年齡範圍而言），在此年齡階段，學生被欺淩和欺淩他人的比例均較高，在約14或15歲之後，學生欺淩問題相對緩解。

圖1不同年齡學生遭受欺淩和實施欺淩行為的比例

本研究進一步按照年齡将學生分組，以便考察學生在不同年齡段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的關系。本研究将年齡分成三組，10～12歲（約小學）、13～15歲（約初中）和16～18歲（約高中）。如果按這一分組來看，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的校園欺淩發生率較高，具有較強的穩定性，高中相對有所緩解。

基于子樣本進行卡方檢驗，結果表明，學生年齡與其是否遭受标準欺淩及其是否成為欺淩萌芽行為的實施者存在顯著的關聯，學生年齡與其是否實施标準欺淩和是否遭受欺淩萌芽行為不存在顯著關聯（見表3）。進一步計算調節後的殘差，以1.96為臨界值，結果表明，在遭受标準欺淩的學生中，13～15歲的學生顯著比預期的多，16～18歲的學生顯著比預期的少。在實施欺淩萌芽行為的學生中，13～15歲的學生顯著比預期的多，16～18歲的學生顯著比預期的少。

在學段變量的研究上，很多學者基于自己的樣本調查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本研究通過調查分析，發現小學高年級和初中是學生欺淩行為發生

率相對較高的階段，進入高中後，欺淩發生率開始降低。這可能存在以下原因：小學高年級學生年齡較小，還沒有學會尊重，再加上進入青春早期，心智和心理都還不成熟，容易受同伴影響；初中生進入青春期後，成人意識越來越強烈，且青春期的孩子愛面子、莽撞冒失、不善控制情緒，他們很容易因為一點事情就感覺“丢了面子”而情緒失控；到了高中，學生們的社會化程度逐漸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也變強起來，再加上高考的存在，他們在校園欺淩問題上的發生率相較于初中降低了很多。因此，我們要特别關注對學生的價值觀教育和引導。

（三）學生性格對欺淩行為無顯著影響，但性格相對極端的學生易卷入校園欺淩

為了考察學生性格對欺淩行為有無影響，項目組設置了一道一般意義上的性格屬性題目，選項包括“外向型——開朗活潑”“内向型——沉靜多思”和“中間型——既不太外向也不太内向”。結果顯示（見表4），外向型、内向型和中間型性格的學生在标準欺淩中遭受欺淩比例相當，分别為13.2%、13.7%和13.7%；這三類性格的學生欺淩他人的比例也基本相當，分别為4.8%、5.1%和4.3%。這一結果說明，性格對學生是否遭受欺淩或欺淩他人幾乎沒有影響。

本研究對子樣本采用卡方檢驗方式對學生性格與欺淩行為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一般意義上的内、外向性格與其是否遭受或實施标準欺淩或欺淩萌芽無顯著關聯，外向、内向和中間型學生遭受或實施欺淩的比例并無顯著差異（見表5）。

表3年齡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卡方檢驗結果

表4不同性格學生遭受欺淩和實施欺淩的比例

表5性格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卡方檢驗結果

由此可見，一般意義上的外向型性格和内向型性格對學生發生校園欺淩無顯著影響。但在訪談中，項目組發現性格相對極端的學生發生校園欺淩的概率比較大，大部分教師在舉例時都用“特别自卑”“性格孤僻”“極其懦弱”等詞語來修飾卷入校園欺淩學生的性格。這和部分研究結論不太一緻，可能原因在于，研究者沒有對性格分類作嚴格區分。校園欺淩多屬于人際關系沖突，人際關系不好的學生易卷入校園欺淩。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外向型、内向型性格的學生來說，性格無好壞之分，他們都會從人際交往中汲取一定的能量；而性格比較極端的學生其溝通能力和溝通欲望比較低，他們在人際關系中往往具有較強的無力感，因此，同伴支持較少，人際關系較差。

（四）欺淩行為在學習成績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成績差的學生更易卷入欺淩事件

關于學習成績，我們主要設置了“中等偏下”“中等”“良好”“優秀”四個選項。結果顯示（見表6），在标準欺淩中，學習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遭受欺淩的比例最高，為17.6%；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遭遇欺淩的比較相對較低，為12.9%；學習成績中等和良好的學生遭受欺淩的比例（13.2%、13.5%） 要比學習成績優秀學生的比例

稍高一些，但差距不大。同樣的，學習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實施欺淩的比例相對較高，為6.8%。從欺淩萌芽的發生率來看，學習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遭受欺淩萌芽事件和對他人實施欺淩萌芽事件的比例也均高于其他學生。

表6成績不同的學生遭受欺淩和實施欺淩的比例

學習成績與學生是否遭受标準欺淩、是否實施和遭受欺淩萌芽之間存在顯著關聯，與學生是否實施标準欺淩之間的關聯邊緣顯著（見表7）。進一步由調節後的殘差分析可知，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遭受标準欺淩的比例顯著比預期的高；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實施标準欺淩的比例顯著比預期的高；成績優秀的學生遭受欺淩萌芽的比例顯著比預期的低；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實施欺淩萌芽的比例顯著比預期的高，成績優秀的學生遭受欺淩萌芽的比例顯著比預期的低。

表7學習成績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卡方檢驗結果

由此看出，學習成績是影響校園欺淩的一個重要指标，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欺淩别人和被别人欺淩的可能性更大。這一結論在訪談中體現也尤為明顯，幾乎在每一位訪談對象談及的欺淩案例中都能聽到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這一發現與以往的部分研究結論是一緻的。在我國，學習成績一般是家長、教師比較看重的一個方面，被看成是衡量學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标。因此，成績差的學生通常會被人為貼上“差生”的标簽，他們得到的往往是家長和教師的消極評價和批評。長此以往，這部分學生必定會出現兩個極端，要麼沒有自信、自卑怯懦，再加上成人的言行影響，他們容易被其他同學忽視、歧視乃至欺淩；要麼為了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成就感，而采取一些極端行為，欺淩他人。所以，學校和教師在日常管理中尤其要關注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

（五）欺淩行為在個體是否為獨生子女方面無顯著差異

學生個體是否為獨生子女，也就是說有無兄弟姐妹對學生欺淩行為影響有多大呢？結果顯示（見表8），從标準欺淩來看，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成為被欺淩者或欺淩他人的比例幾乎無差異。

表8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遭受欺淩和實施欺淩的比例

本研究對子樣本采用卡方檢驗方式對學生是否為獨生子女與欺淩行為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學生是否為獨生子女與其是否遭受或實施标準欺淩或萌芽無顯著關聯（見表9）。

表9是否為獨生子女與是否遭受/實施欺淩卡方檢驗結果

這一個體因素在實驗校座談老師的案例分享中很少被提及，故可認為這一因素對學生校園欺淩行為的發生無影響。這一結論與諸多研究結論不一緻。部分學者在分析獨生子女或非獨生子女容易卷入校園欺淩事件時，并沒有直接從獨生子女這一層面切入，而是從他們的性格、交往能力、家庭給予的情感支持等方面切入的。因此，是否為獨生子女與校園欺淩之間并沒有直接相關性。

（六）個體長相也是影響校園欺淩發生率的因素之一

當前國際上關于校園欺淩的研究主要采用兒童欺淩問卷，而在該問卷中個體長相未被納入，因此，長相這一變量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中也就被忽視了，這一問題也同樣發生在我們項目組的問卷設計中。但在後期深入各個實驗學校開展座談的過程中，項目組發現，個體長相這一變量的重要性凸顯出來，成為學生遭受校園欺淩的基本特征之一。尤其是當學生的長相與個體其他因素如體型、成績等交叉在一起時，學生更易卷入校園欺淩事件，被其他同學欺淩。比如，在座談中提到的“因為個頭小、體型胖、長相不好看而被同學嘲笑、排斥”的小R，“因為臉上長了一塊黑斑且成績在班裡倒數而被學生邊緣化”的小A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成長中的中小學生思想還不成熟，價值觀尚未成型，認識水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多停留在表面，且學生的價值觀多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因此，外在的長相就成為中小學生比較在乎的方面，并因長相對同學産生偏見，進而影響班内其他同學的價值觀。

三、以對學生個體的專業支持防治校園欺淩的對策與建議

此次研究證實，學生個體的一些因素會影響他們成為欺淩者或被欺淩者。但由于學生是成長中的個體，他們的自身特質除了先天因素的影響，還與學校、家庭、社會等外在環境有着很大的關系。如果外在環境給予學生專業并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引導，那麼就會促進學生個體的身心健康成長，養成益于自己和社會的良好個性，從而避免校園欺淩的發生。因此，問題解決的關鍵應回歸至影響學生個體發展的專業支持上來。

（一）學校支持：關注易卷入欺淩的學生群體，提供針對性教育引導

在防治校園欺淩問題上，學校要以正面教育為主，通過在常态教育中滲透預防欺淩内容，提高學生對欺淩問題的認知水平及處理同學關系的能力，将處于欺淩萌芽的問題控制在學生正常交往問題的認知和處理範圍内。同時，學校要密切關注那些易卷入校園欺淩的學生，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引導工作，防止欺淩行為的發生和發展。

第一，要加大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力度，引導學生形成正确的價值觀。學生卷入校園欺淩很多時候是由于他們的行為控制能力較差、規則意識薄弱。學校可以将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納入課程體系，在課程教學中注重滲透法治内容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同時在常态教育中也要注重滲透對欺淩的認識，并通過案例讨論等形式分析欺淩産生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後果，幫助學生提高規則意識和法律意識，增強對欺淩的認識。

第二，要關注學生的性别差異，并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引導。男生天生體力旺盛，性格沖動，容易和同學發生肢體沖突或語言沖突，而女生較于男生來說，性格相對溫順一些，她們的欺淩行為更加隐蔽。因此，學校要區别對待男、女生的欺淩行為，并為男、女生提供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引導。

第三，要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走出“唯分數論”誤區。當前，成績依然是很多學校衡量學生發展的唯一指标，以緻學習成績差的學生經常被教師批評，被同學看不起。久而久之，有些成績差的學生開始自暴自棄，卷入校園欺淩。因此，教師要用全面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挖掘學生尤其是學習成績差的學生身上的閃光點，讓他們在其他方面找到自信。

第四，要加強班集體建設，構建友善班級，包容有個性差異的學生。班集體在學生個體成長過程中具有集體教育的重要價值，因此，教師要重視班集體建設，開展旨在培養學生“包容、尊重、欣賞”價值觀的班級教育活動，讓學生認識到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不能因他人“弱小”或“不同”而排斥同學、侮辱同學，引導學生合理宣洩情緒，正确處理人際關系。

第五，要關注青春期學生的身心變化，做好青春期教育。很多研究表明，校園欺淩是青春期階段才會出現的現象。學生進入青春期後，心理狀态和行為模式會發生很大的改變，他們自認為已經長大，再加上他們社會閱曆不足，辨别是非能力較差，社會道德規範知識缺乏，因此，教師更應加強對學生的青春期教育，将學生注意力轉移到應該關注的問題上，培養他們的積極情緒，引導他們正确處理人際交往中的問題。

第六，要積極開展豐富的校園文化活動，如各類文學社團、體育競技活動、文藝活動等，讓學生在人際交往中健全人格。這些活動不僅能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而且能讓學生在活動中發現同學身上的閃光點，增進同學之間的了解和交流，還可以使學生在活動中放松身心壓力，這對預防校園欺淩大有裨益。

（二）家庭支持：理性看待孩子成長，給予孩子情感支持

第一，家長自身要樹立正确的價值觀、教育觀。當下，很多家長隻盯着孩子的不足，看不到孩子的優點；還有的家長将學習看得太重，給孩子的壓力太大，一些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就會無法承受這種壓力。家長必須改變這些錯誤的教育觀念，全面地看待孩子，既要看到孩子的不足，更要聚焦優勢視角，正視孩子的内在潛能和優勢，使孩子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應對欺淩困境。

第二，家長要增強自身教育責任感，加強對子女的認知教育和規則教育，引導孩子樹立正确的價值觀。很多研究表明，校園欺淩的發生與學生錯誤的認知觀念、沒有形成正确的價值觀有關。而且在此次研究中，學習成績也是影響校園欺淩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家長要注重提高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讓孩子認識到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讓孩子認識到除了學習，品德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要正确評價自我、悅納自我，不要因長相、體型等外在因素而自卑自棄，提高孩子抵禦校園欺淩困擾的能力。

第三，父母要提高對孩子的陪伴質量。很多遭受欺淩傷害的孩子不願意或不敢向成人求助，因此家長平時要多與孩子交流，當孩子出現心理困惑時，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問題，引導孩子将遇到的困惑表達出來，并與其共同解決；家長要提高對孩子的關注度，幫助他們學會如何成為别人的朋友、應該結交什麼樣的朋友；家長也要多陪孩子，尤其是帶領男孩進行鍛煉，将多餘的體力和精力投入體育運動中來。

第四，父母要提高自我修養，為孩子樹立好的榜樣。父母的言行舉止、情緒管理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孩子模仿。因此，家長在平時要注意約束自己，民主對待孩子，文明對待朋友、同事和鄰居。

第五，家長要主動配合學校，與學校“同步”向學生普及防治欺淩的基本知識和方法。為更好地預防校園欺淩，家長作為孩子安全的第一責任人，應主動配合學校，積極參加學校預防校園欺淩的專題教育活動，掌握防治欺淩的知識和方法，并及時傳遞給孩子。同時，特殊學生群體的家長要注意和學校保持經常性聯系，及時發現并應對欺淩萌芽。

（三）社會支持：立足青少年學生群體的發展，織牢學生健康成長網

學生個體的健康成長需要全社會的系統支持，除了學校教育、家庭關愛外，還需要社會其他力量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第一，政府層面要加大對未成年學生健康成長的關注力度，推進法律規章制度建設。明确界定各主體在學生成長中的責任，在宏觀層面引導各主體重視學生的健康成長；明确各主體在校園欺淩事件中所要承擔的責任，引導各主體樹立對法律的敬畏感，主動抵制校園欺淩的發生。

第二，社區及其他社會機構要積極探索跨部門的合作機制，淨化學生成長環境，為學生健康成長提供支持和幫助。各部門的合作想要切實落地，離不開學校這一關鍵環節。因此，學校要積極争取與社區、民政、衛生、共青團、婦聯、派出所等部門形成合力，争取更多的社會教育資源參與到學生成長、校園欺淩防治等工作中來。比如，社區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居委會和居民力量協助學校宣傳反校園欺淩教育工作，并開展豐富的社區活動預防學生欺淩發生；派出所可以協助學校開展校園安全檢查及校園周邊環境、秩序整治工作等。

第三，專業心理咨詢機構要積極介入校園欺淩的防治工作中。學生個體的心理發展狀态與其外顯行為緊密相關。那些性格極端的學生、總是被教師和家長批評的成績差的學生、不能接受自己長相且被同學嘲笑的學生等群體的心理更加敏感，學校在複雜的心理問題的關注和疏導上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專業的心理咨詢機構或由社工、志願者組成的社會相關專業機構的參與，可以為這些特殊學生群體提供一對一的專業心理輔導，将欺淩萌芽扼殺在搖籃之中。

第四，為學生個體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和輿論氛圍。随着社會的發展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網絡上暗藏的不良信息對學生價值觀的影響越來越大，網絡欺淩也成為校園欺淩的一種新形式。社會要努力構建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并加強民衆和媒體對網絡的社會監督，力圖實現對青少年學生線上線下的全方位保護。

學生個體的健康成長是涉及學校、家庭、社會的系統性工程，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從不同的切入點協作配合，為學生提供專業性的支持。當學生個體所擁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足夠強大時，其必能客觀正确地評價自我，提高自我心理健康能力和水平，并很好應對校園欺淩的風險。

本文内容來源于《中國教育學刊》2021年第十二期熱點問題研究欄目，圖片來源于包圖網，僅作分享交流用。著作權歸原作者所有，若轉載請按以下格式注明來源↓↓↓

來源： 中國教育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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