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開始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開展了一項《十三經注疏》校勘工作

至今已曆時整整五年

如此浩大的工程背後

又有怎樣不為人知的過程呢

下面就讓我們從了解《十三經注疏》開始

了解這項工程背後的故事

四重構成，版本完善

《十三經注疏》是十三部儒家經典的集合，其内容可分解作四層：第一層内容是十三本國學經典，包括《易》《詩》《書》《周禮》等，因為曆代将它們尊為儒家經典，故稱為“經”；第二層内容是注，這個注并不是我們今天文言課文後面的注釋，而是古人添加上去的“古注”；第三層内容是疏，疏是古對“經”和“注”的解釋；第四層就是“釋文”，它們來源于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一書，這本書在經書的注解方面是一本經典，包含注音、注義、文本之間差異等部分。這樣，經書在前，後面跟着古注，然後是陸德明的“釋文”，最後是“疏”，才構成了《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注疏》流傳于世的版本很多，唐、宋、元、明等朝代均有不同版本。而這些版本中間的經、注、釋文、疏，在文字上多有不同。清代嘉慶年間的阮元曾做過一次大的校正工作，“阮元本”也是兩百年間比較受歡迎的版本，可是阮元的校勘記受到當時社會、科技等多方面的局限，所以，《十三經注疏》的校刊工作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急需要升級。因此，這項校勘工作，是對阮元本進行升級，對比出更多的不同之處，同時，把前代學者發表過的一些意見也添加進去，形成一個完善的校勘版本。

嚴謹性與系統性并舉

如此重要的工程，是如何開展的呢？

負責此項目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澤遜向我們介紹說，他們是以明萬曆年間的北京國子監刻本為底本，同時尋找不同的版本，底本和其他任一版本的不同，就會形成一個信息點，把這些版本按照時間彙集起來就會形成信息鍊。信息鍊形成之後哪個環節發生了變化，前人是否發現，有無記載和判斷，就能夠一目了然。

在梳理了各個版本的異文以後，他們還要把前人發現的問題、發表的意見也集合起來。“當遇到文本不同時，我們不表态，但是我們會告訴讀者，早期的文本是怎麼樣的，這樣才能全面認識經典。相比前人的工作，我們的版本收集的相對全，同時對于版本的先後、親緣關系的考察也比較好，這樣就體現了我們校勘的系統性，超越前人。我們現在嚴格遵守‘三校’，也就是每句話都有三個同學校三遍，以減少錯誤的發生。”

有序推進，成果豐富

阮元的版本有一萬多塊刻本，假定我們有18個版本，那是十八萬個版面，十八萬校三遍就是五十多萬版，那麼一個人一個小時能校大概四面，照這麼算的話，什麼時候能校完呢？杜教授給了我們一個概念，《尚書注疏》，在《十三經注疏》中的版數占6%，十五個人校了兩年，完成了初稿，那一個人呢？需要三十年，才能校完6%。那麼約略地算，一個人，需要五百年無休，每天工作四個小時，才能完成基本任務。

五年的時間過去了，如今，校勘組已經完成了《尚書注疏》《周易注疏》和 一半的《毛氏注疏》。杜澤遜教授說：“《尚書注疏》是第一個完成的 ，在這期間我和同學們發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不少都是創新性的成果，比如我在2017年12月21日北京大學“經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發表的論文《<周易注疏彙校>劄記》、劉曉麗于2015年發表的《關于<尚書>南宋王朋甫刻本的幾個問題》、邵妍的《試論張均衡<尚書注疏校勘記>的價值及存在問題》、王曉靜在2017年發表的《閩刻<十三經注疏>山井鼎手校本價值考論》等等。這就像農民看到自己即将收獲的作物一樣，很開心。在此過程中，我們山東大學的學科能力在不斷提升，人才的能力也在提升。”除了這件“喜事”，杜澤遜教授告訴我們，校對的過程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對問題的不斷解決也提升了同學們的能力，這樣一個共同努力的經曆也成為每一個人的财富。

文化傳承，民族根脈

《十三經注疏》對于儒學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儒家文化産生在齊魯大地，儒家經典是齊魯的，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杜教授說：“山東文化的第一面旗幟，就是儒家文化。而我們的《十三經注疏》彙校，正是儒家文化核心經典的整理。這也是對山東的巨大貢獻。”

《十三經注疏》工程十分浩大，杜澤遜教授笑稱自己退休前應該無法完成，但他不會停止努力，希望能利用自己有限的在職時間抓緊進行校對工作，能做多少便是多少。同時他也期盼有了經驗的“老”學生們能盡快成長起來，接手這項工作。

盡管是初次見面，

但杜澤遜教授博大的胸襟與豐厚的學養

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們所看到的，

不僅是一位低調謙遜的儒學研究者，

還有他所代表的所有默默努力、

全年無休的《十三經注疏》工程參與者。

闆凳要坐十年冷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嚴謹治學者的付出，

儒家文化才得以完整流傳，

才能理清源流、

不斷向前發展。

文字/吳葉凡 劉琳 顔秉雪

圖片來自受訪者

編輯/鮑皓楠 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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