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民營經濟的發展現需求從哪些方面給予改革創新。

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共同舉辦的2022年第四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在2023年1月7日下午舉辦。

會議主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本次活動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邀專家賈康發表以《民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思想觀念、基礎理論的創新》為主題的發言，以下為發言實錄：

賈康：謝謝主持人。線上線下參會的各位專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剛才廣宇董事長已經做了很好的緻辭，我們這個研讨會中心議題是要進一步深入學習領會二十大的重要指導精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内在邏輯緊密連接從二十大到中央政治局會議、再到新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别強調的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民營經濟發展方面，顯然我們是要在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的這個現代化的主線上，破除相關的一些阻礙因素。我今天發言想重點從思想觀念、基礎理論這個視角上，來談一談作為研究者，我認為需要非常重視來加以探讨的相關民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的思想觀念和基礎理論創新。

在前面一段時間，我們注意到在一些讨論場合，已經有不少學者也在這個視角上做了特别的強調。據我所知，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過去在廈門大學後來到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洪永淼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他們都在不同會議、不同場合專門強調了要有基礎理論方面的創新，來支撐着應對現實問題解決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這樣一個中央大政方針的貫徹。

我今天想談的，就是在這個視角上來進一步推動我認為需要做出的理論探讨。中央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大政方針的貫徹，應該講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在現代化之路上乘風破浪實現新的兩步走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中央的這些重要會議、指導精神中包含的在這方面的強調和重視，顯然是“問題導向”之下，要解決相關的現實矛盾糾結問題。針對着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确議論，中央說必須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從現實民營經濟發展的體量上看，中國民營經濟早已經不止“五六七八九”了，有數據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不僅在一些增長極區域已經是“五個九”的問題，而且從全國來看，過去印象中以中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裡，已經湧現出了一些頭部企業、大企業，而在中國最新的500強企業的排名中，民營企業已經占據了三百多個席位。在現實生活中，如果從整個國民經濟中1.5億以上的這些市場主體來看，民營企業如果說在其中占絕大多數，那麼從業人員數可能要翻幾倍，再加上他們家庭成員，總體人口規模裡的份量，那顯然是中國大多數社會成員，都是在這個陣營中間。領導人早就強調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但在現實生活中間的感受，我們不必諱言還遠不到位，實際的“區别對待”市場人士心知肚明。最近一段時間，大家關注的企業信心不振、預期轉弱，也是中央所說的“三重壓力”交織在一起之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在民營企業這邊尤為明顯——“預期”在民營企業這邊，顯然更弱于國有企業。

分析這個問題的由來，我們的民營經濟“定心丸”總吃不到位的問題中成因，很重要的一條必須指出，是根深蒂固的“消滅私有制”傳統觀念加上“甯左勿右”的體制内外的普遍社會氛圍與行事方式。我們已經以研究者身份在許多場合明确指出“消滅私有制”是中文版《共産黨宣言》的誤譯。對這樣一個基礎理論層面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正本清源。按照馬、恩德文原版的正确表述，應該是“揚棄私有制”，這合乎邏輯地對接了《資本論》中關于以股份制帶來的“資本私有制的揚棄”而“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重要思想指引。我們要貫徹二十大所說進一步在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學術研讨過程中，去凝聚符合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這個精髓的一些基本共識。關于消滅私有制，因為我們有長篇論文發表，也在很多場合做過強調，我和蘇京春博士的論文可以在知網上方便地調出來，在此不再展開。

我重點讨論另外一個需要從馬克思在基礎理論層面闡述的原理加以發展、完善、補充的重要問題，即在“勞動價值論”的認知框架下，“管理勞動”和“剩餘價值”、和“剝削”的相關關系的辨析。

說到民營企業，普遍存在一個思維定勢：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是民營企業的帶頭人，他們憑借生産資料的私人占有進而剝削雇傭工人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這種話在一般的場合很多人不直接說，但骨子裡是按照這樣一個邏輯認識問題的。在我和高校學報的接觸中，我感到他們幾乎所有的編輯人員都是這樣看問題的。至于民營經濟陣營裡那些個體戶、那些小業主，人們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也把他們都歸于這樣一個以私有制而會形成剝削的陣營中。所依據的基礎理論認識框架，似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學說及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剝削的批判。

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之一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即已提出勞動價值論，馬克思進而創立的剩餘價值學說，實為批判資本主義發展中以早期血汗工廠為代表的雇傭剝削的思想武器。但在馬克思之後的一百餘年，到了今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與時俱進地以馬克思推崇和遵循的嚴謹的科學精神，基于基本原理和其内涵的嚴密邏輯，來豐富發展關于“勞動價值”來源的分類研究，并延伸、優化、加強相關認識對現實生活的解釋力，進而才能提升我們現在所非常強調的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理論指導力。

我們在研究中已經形成的基本認識，今天隻能非常簡要地彙報如下。

第一，關于勞動産出物（産品和服務）的價值内涵C、V、M三個部分這個認識框架，不僅适用于資本主義社會，而且适用于自人類社會生産力發展到可形成剩餘産品之後的所有社會形态。剩餘價值的分配所得，并不能直接等于不勞而獲的剝削收入。大家都知道财政分配是主要來源于剩餘産品價值部分的公共資源的配置，它的分配結果涉及到馬克思早已經指明的“必要的社會扣除”等等。又比如大家所看重的初次分配，它涉及到按要素分配概念下各個社會生産參與主體的各得其所，對各方所得，都絕不能簡單地與不勞而獲相提并論。

第二，這些價值的創造，以及其中剩餘價值的分配所來源的這種社會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讨論或涉及了至少三對概念：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直接勞動（可稱為一線勞動，一線産業工人的勞動是典型的直接勞動）和間接勞動——比如說科學研究工作者，企業管理者（包括所謂資本家）他們所做的管理勞動、決策勞動。這些都屬于付出人身能力耗費的可抽象為一般無差别人類勞動所對應于實際生活的具體形态，共性抽象在一起，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勞動”的概念，留着它們的共性而舍棄了它們的個性，共性就在于他們都是可能創造價值的來源。價值衡量的尺度是什麼呢？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社會過程中間實現它的量化于交換價值之上的，也就是落在價格上的。通常可以認為：腦力勞動、複雜勞動、間接勞動（包括管理勞動、科研勞動等等），可以形成體力勞動、簡單勞動、直接勞動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倍加”。這是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裡早已經說明的一些基本認識。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引出合乎邏輯的認識：企業管理者和現實生活中的民營經濟裡的企業主和管理者，他們的勞動，以及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的勞動等等，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最終實現的價值，是由馬克思《資本論》從第一卷到第三卷完整給出的“兩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綜合決定于市場經濟的社會再生産整個過程之中的。

有了這樣兩層認識，再說第三層：從事勞動的人，所謂勞動者本身，是否擁有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和他的勞動是否可以創造價值的問題，并不發生牽連或沖突。我們過去的思維定勢就在這裡卡住了：有的學報編輯說，資本家勞動和工人的勞動難道是一樣的勞動嗎？我要反問：它們作為共性的勞動，難道是不一樣的勞動嗎？共性是抽象勞動，到了具體的社會過程中，由社會過程決定的以社會必要勞動形成交換價值量，這有什麼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其實不僅廠主們擁有生産資料所有權，擁有股權的員工、職業經理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持股股民，都是有這樣的所謂生産資料方面的持有主體地位的。我們早已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廣大的社會成員都可能持股，廣大的企業員工可以參加共同持股計劃，這裡面不能再沿用過去簡單的思維定勢，認為“資本家”與“非資本家”是截然分開的，把貶義的“資本家”的帽子，單單給民營企業的廠主這些企業家扣上。資本論以批判資本主義弊端聚焦而在考察資本剝削時，實際是有一種内含的假設，是資本家并無管理勞動、僅憑生産資料所有權攫取剩餘價值的認識框架，對此我們有必要在還原于實際生活時延伸其邏輯而彌補其遺漏項——凡是在社會再生産流程中從事的勞動者（包括民營企業家的管理與決策勞動），都應具有價值創造者的地位。不能認為不擁有生産資料的雇傭工人的勞動才是創造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一個人隻要他擁有了生産資料（成為廠主或股東之一身份）的時候，他的勞動就不再創造價值，沒有這樣的邏輯關系。

實際生活中間，這種勞動創造價值的成敗、價值量的高低，都是社會過程決定的，就是整個社會再生産過程中有競争，競争最後決定着可分配的這些資源，最後是怎麼樣的一個分配結果。由此再說一句：并非所有的勞動都創造價值——存在無效勞動，以及破壞績效、産生“負價值”的勞動——即破壞活動。

接着講第四條，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學術邏輯應該有的嚴謹性作理論聯系實際的考察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再生産中價值和可分配的剩餘價值的來源，應該包括生産資料占有者所從事的生産實踐活動，包括管理概念下的市場調查、方案設計、腦力體力付出、精神承壓，風險防範與經營拍闆決策等等相關因素，這類管理勞動的成功，總體而言還必定為社會過程表現為一般簡單勞動的倍加。全面看待剩餘價值，應是由占有生産資料的雇主所從事的管理勞動、職業經濟人所做的管理勞動，還有工人所付出的一線勞動來共同創造的。

第五點，回到前面強調的剩餘價值概念，絕對不是僅僅以“剝削”可以對應的概念——資本主義早年“血汗工廠”式的剝削，已經随着法規、社保、工會等相關制度機制的發展而得以遏制。對于可能存在的資本對勞動強勢而影響收入分配的因素，理論上可認為包含部分不公正因素，比如參考借鑒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基本結論，有些人會認為這裡面有這樣不公正的“剝削”部分。對這些需要做出更為細緻、複雜、全面的分析。

至于“食利者”（什麼事兒都不做，隻拿好處的），直觀地看有股份制下依股權規範而取得紅利者，與常規商業金融條件下的利息獲得者（有存款的人都有利息收入）。在這個意義上講，并不能簡單的拿一個“不勞而獲”概念說成是剝削，這是我們在傳統體制下就已經讨論過的問題。依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語言，這些人按照“食利者”來說，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們“用腳投票”而加入社會再生産的所謂“決策勞動”的風險回報，至于其他更複雜的因素，我們還得做更多的展開分析。

作為今天我發言的簡要小結，是認為在“問題導向”下，我們基于學理，即以基本原理作合乎邏輯的推演，可知經濟生活中商品價值、資本的利潤和可分配剩餘價值的形成來源，一部分是來源于直接勞動，另一部分則來源于包括管理勞動的間接勞動（當然，我們今天還沒有展開說包括科研工作者他們的科研勞動）。我國民營企業家的管理勞動，對于價值創造、經濟繁榮和現代化發展的貢獻不應該低估，更不應該貶義化、妖魔化。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理論，應該合乎邏輯地延伸、擴大其理論覆蓋面與解釋力，進而以科學精神深刻理解黨中央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更好地認識複雜勞動與管理勞動的貢獻，為肯定企業家作用，弘揚企業家精神，以及正本清源認識“剝削”問題，理性而全面地把握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并存問題，形成堅實的理論基礎。這方面的深入研讨，顯然需要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和二十大報告重申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更好地體現當代理論工作者、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盡的社會責任。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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