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研究有悠久的曆史。漢代已有學者考釋青銅器銘文，到北宋出現了著錄研究青銅器的專書。但直到清末民初為止，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不過是傳統金石學的一部分，與現代考古學的青銅器研究有本質的不同。談到科學的青銅器研究，我們不能不深切懷念這一學科的奠基者之一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同志在青銅器研究方面繼往開來，作出了豐富的貢獻，給我們指出了繼續前進的道路。現在，郭老離開我們已兩周年了，謹以此不成熟的小文作為紀念。

郭沫若同志着手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之末開始的。當時正是大革命失敗以後，國内外反動勢力在文化戰線上猖狂進攻。郭沫若同志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懷抱着“挑戰的意識”，向标榜“整理國故”的“‘國粹’先生們”鬥争，向在社會史論戰中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傾向鬥争。為了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郭老接觸到被一些人炫耀為“絕學”的蔔辭金文。1928年8月，他開始寫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年12月，寫了這部名著中的一篇《周代彜銘中的社會史觀》，這是郭沫若同志研究青銅器銘文的第一篇系統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于1930年3月初版，以其觀點的鮮明、論證的犀利，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

随後幾年裡，郭沫若同志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青銅器的重要著作：

1932年 《兩周金文辭大系》（初版）

《金文叢考》

《金文馀釋之馀》

1933年 《古代銘刻彙考》

1934年 《古代銘刻彙考續編》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

整個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郭老很多古代史的論著涉及金文的各種問題。讀過《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的同志，都會記得他怎樣把研究金文的收獲和文獻材料結合融會在一起，真正做到了“用科學的曆史觀戰研究和解釋曆史”。這一時期，郭老撰寫的青銅器研究文章，有很少為人所知的，如1942年在《說文月刊》三卷十期上刊登的《陝西新出土器銘考釋》，重點論述了周原出土的梁其諸器，在郭老的各種集子中都沒有收入。

建國以來，各地新發現的重要青銅器，大多經過郭沫若同志的觀察研究，他不斷有新著發表。1961年出版的《文史論集》，收有專論青銅器的著作十一篇。一些較短的作品，如1951年7月《光明日報》刊登的《禹鼎跋》等篇，尚不在其列。1962—73年，郭老又發表了七、八篇研究青銅器的論文。無論從著述的豐富，還是從研究的深度廣度來說，郭老對青銅器研究的貢獻都是罕與倫比的，足為後學的楷模。

郭老的青銅器研究著作，對前人的優良成果予以充分的吸取，對并世學者的成就也總是作适如其分的肯定。實際上我們必須看到，郭老的研究與舊的金石學截然不同，稱之為前無古人，決非過譽。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正确估價郭老在這一方面的貢獻。

所謂截然不同，首先是研究的出發點不同，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根本不同。早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自序中，郭老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他明确地宣布：“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向導，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也就是說，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曆史實際相結合。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為指導，這是郭老之所以遠過前人的最主要的一點。

重視理論，決不等于輕視材料。郭老對曆史研究中理論與史料的關系作了非常全面的論述，他說：

“研究曆史，和研究任何學問一樣，是不允許輕率從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學的曆史觀點非常必要，這是先決問題。但有了正确的曆史觀點，假使沒有豐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時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結論。”（《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

郭老的金文研究正是要為中國古代社會和曆史的探讨提供豐富而正确的材料。因此，他的研究能發前人所未發，一洗過去金石學煩瑣支蔓、玩物喪志的弊病，把湮沒數千載的古史真相揭示出來。

從金文看古代社會，郭老的著作有開創之功，收獲獨大。他曾指出：“在古代研究上與蔔辭有同等價值或甚至超過它的，是殷周青銅器的銘文。”對金文的史料價值作出很高的評價。郭老研究金文，特别重視與古代社會階級結構有關的資料。他關于古史分期的見解，前後雖有一些改變，但西周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則是一貫的看法。他認為西周屬于奴隸制社會，一個主要的根據在于金文。他的論證很多，最脍炙人口的是關于令簋和大盂鼎“人鬲”的分析：

“鬲與人鬲就是古書上的民儀與黎民，黎、儀、鬲（?）是同音字。鬲是後來的鼎鍋，推想用鬲字來稱呼這種‘自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勞作的人被太陽曬黑了，也就如鼎鍋被火煙? 黑了的一樣。”（《奴隸制時代》）

他又對比解放前涼山彜族奴隸制的材料，對“人鬲”的階級性質作了仔細的讨論。這種把曆史學、古文字學、民族學熔為一爐的研究方法，确實值得大家學習。

從金文看古代思想，更是郭老著作的獨到之處。郭老對中國古代曆史的研究是全面的，既探讨其經濟基礎，又考察其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态。他對諸子百家的深入研究，鞭辟入裡，早為人所熟知。郭老對殷周思想的研究，也以金文為主要材料，在他早年的《金文叢考》中有一篇《周彜中之傳統思想考》，根據青銅器銘文，對兩周時期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道德思想，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剖析。例如對于“德”的觀念，他認為蔔辭裡沒有“德”而隻有“? ”字，“德字始見于周文”，分析文字的結構，“古人造文實以省心為德”。這篇論著的結論是：

“……宗教、政治、道德之三者實三位一體。作器者為王侯與其臣工，故此實為統治思想之傳統。此種思想之發生，即基因于階級之分化，有階級存在之一日，統治者對于此種理論即須加以維系，故亘周代八百年間，上自宗周，下而列國，而自然形成一系統。周末之儒家思想，又此系統之系統化耳。”

由具體的銘文歸納出周代統治階級的傳統思想，再由此得出儒家思想的淵源，這是何等深刻的洞知灼見。他在1935年寫成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有單行本，後收入《青銅時代》），對此更有系統的闡發。應該指出，這一類的研究，後繼者很少，是我們今後應當繼續努力的。

郭老另一重要探索是把金文研究與文獻辨僞密切結合起來，以确切可信的金文材料作為衡量古文獻的尺度。他在《金文叢考》的重印弁言中說：

“……而舊有文獻的真僞與時代性，在此也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尺度。例如天地乾坤之對立，仁義道德之并舉，八卦五行之建說，九州五服之劃分，在西周金文辭中均了無痕迹。由此可為托古改制說找到确鑿的根據，也可為封建思想的體系找到初期的胚胎。”

《金文叢考》中的《金文所無考》、《湯盤、孔鼎之揚搉》、《谥法之起源》等篇，都是這方面極有啟發的著作。

郭沫若同志對青銅器研究的又一重大貢獻，是奠定了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基礎。

分期是考古學的基礎工作。對于一切古代文物，都必須進行分期，作斷代的研究。這個重要性，郭老曾以周代青銅器為例，作了闿切的闡發：

“…周代年限太長，前後綿亘八百年，在這兒僅僅以‘周器’統括之，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渾沌。因而周器的斷代研究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性沒有分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這樣，器物愈多便愈感覺着渾沌，而除作為古玩之外，無益于曆史科學的研讨，也愈感覺着可惜。”（《青銅時代·青銅器時代》）

郭老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就是鑿破這一渾沌的名作。這部著作網羅“宗周器銘”二百五十，有圖形可征的一百二十八器；“列國器銘”二百六十一，有圖形可征的，除見于銘錄者外，凡一百一十八器。從此周代青銅器的分期分域有所條貫，這是對青銅器研究的一個巨大推動。直到今天為止，《大系》仍然是青銅器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參考書。

在《大系》中，郭老對數百件重要器物逐次作深入詳盡的推敲分析，确定其時代國别，再綜括出各時代地區的特征，其方法是科學的，因此書中對器物時代國屬的推斷，常能切中肯窾。

《大系》不僅研讨青銅器的銘文，更兼及器物的形制、紋飾，作多方面的綜合考察。這種方法加強了研究的科學性。郭老對著名的青銅器毛公鼎的研究，充分體現了這種綜合考察的方法。他在《金文叢考》所收《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中，從各個方面深入研究了這件器物，與有明确時代的文獻和形制花紋相似的其他青銅器詳細對比，得出了毛公鼎時屬宣王之世的結論。其缜密的方法、謹嚴的邏輯，實足為後學所取法。

郭老在《毛公鼎之年代》篇中，特别強調研究青銅器形制紋飾的必要性，指出：“一時代之器物必有相同之花紋形式，乃泛适于古今中外之鐵則。”他以陶瓷為例，說明宋元明清的瓷器可依形制花紋加以鑒别，“殷周彜器，理亦猶是”。由這樣的觀點出發，郭老對沒有銘文的青銅器也給以重視，作了不少有很大意義的研究。

一個例子，是對河南新鄭李家樓大墓春秋青銅器的研究。郭老根據關百益編著的《新鄭古器圖錄》，對該墓所出一對蓮鶴方壺作了藝術史的考察。他說：

“此器雖無銘文，然其花紋圖案即已顯示其時代性。……此壺全身均濃重奇詭之傳統花紋，予人以無名之壓迫，幾可窒息。乃于壺蓋之周骈列蓮瓣二層，以植物為圖案，器在秦、漢以前者，已為餘所僅見之一例。而于蓮瓣之中央複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鶴，翔其雙翅，單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嗚之狀，餘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

郭老認為蓮鶴的構思是當時由殷周半神話時代脫出時精神文化的表現。如所周知，郭老很重視藝術史，翻譯過米海裡司的《美術考古一世紀》。我們應當遵循郭老開創的途徑，以青銅器作為藝術史的重要内容來研究。

另一個例子，是郭老對戈、戟演化的探索。他在1930年7月作《說戟》一文，發展和糾正了清代學者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關于戈、戟形制的學說，指出最早的戈沒有胡，繼進而有胡，更進則于柲端加剌而成為戟。他預料在田野發掘中将會發現這種戟的遺迹：“例如發掘一古墓，或其它，有矛頭與戈頭或ǘ形之物（ǘ之有無，無關緊要），其所在之位置，矛頭與戈頭接近而成垂直，或與ǘ形之物相連之直線與戈體之橫軸正交者，則古戟之殘骸也。”1936年在汲縣山彪鎮，1937年在輝縣琉璃閣的發掘，果然證實了郭沫若同志的見解。近年，在藁城台西發現了商代的這種聯裝戟，說明最早的戟正是戈、矛相結合而不是渾鑄為一體的。這個例子說明，考古學和其他科學一樣，有其預見性。

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裡，郭老撰寫《彜器形象學試探》一篇，作為圖編的序說。篇中把中國青銅器的發展分為四大期：

“第一 濫觞期 大率當于殷商前期；

第二 勃古期 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 開放期 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

第四 新式期 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這個青銅器分期的大綱，迄今仍是不刊之論。郭老還有一篇《周代彜銘進化觀》，将金文的演變也分為四個階段，可視為《彜器形象學試探》的姊妹篇，收入《古代銘刻叢考》和《青銅時代》。

青銅器研究是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分支，總的說來又是曆史學的一部分。青銅器研究的成果，歸根結蒂必須提高到曆史研究的高度上來，必須達到豐富對古代曆史文化認識的目的。郭沫若同志四十餘年的研究道路，為我們作出了最好的榜樣。脫離理論的指導，沈湎于煩瑣考證，就會有沈溺的危險，郭老多次提醒人們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舊東西也是有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沈淪。”這是郭老1952年在《金文叢考》重印時提出的警告。讓我們時刻牢記，不要忘懷他的這一教戒吧。獲取入群方式。

原載《考古與文化》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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